大海，为何没有拨动浙人的心弦？
前些天，在看《中国国家地理》浙江专卷，对这篇文章挺有感触，找到电子版的，转贴于此。大海，为何没有拨动浙人的心弦？
撰文/单之蔷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第2期卷首语
浙江这块多是丘陵的土地很是神奇，她能天人感应，触动生于斯长于斯的浙人的心灵，让心灵长出花枝，开满花朵。我甚至觉得，因为有了她，中国才精致起来。
你看看浙江的一块块土地都收获了哪些文明的果实，再看看中国文明中这些浙江元素算不算精致吧。
浙江的楠溪江触发了永嘉太守谢灵运的心灵，中国的山水诗从那里诞生了；曹娥江则吸引500多位唐代诗人去那里泛舟赋诗，把中国的山水诗锤炼成了中国古典文学阵营中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品类；富春江让中国的山水画至此一变；一个西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超过了中国所有的湖；杭嘉湖平原贡献了丝绸和《茶经》；西泠印社创造了一种金石之美；甚至一座不很高大的山——天姥山，都让不能亲临的大诗人李白梦游至此，留下一首让我们在课堂里背诵的长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对自然美这么敏感的浙人，为什么对大海无动于衷呢？
浙江人对自然美的敏感、对文学艺术的创造力，至明清而炉火纯青，王思任和张岱的山水游记与小品文可以证明。
到了“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时代来临，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浙人的文学天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迸发之势。甚至可以说是浙江籍的作家证明了用白话文也可以写出不亚于文言文的美文。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浙籍作家居功至伟，无论哪个版本的文学史，浙籍作家的作品占有至少“半壁江山”。说出这些名字大家就知道了：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郑振铎、冯雪峰、夏衍、艾青、丰子恺、夏丐尊、梁实秋、戴望舒、施蛰存、王鲁彦、许杰、柔石、殷夫、巴人、邵荃麟、应修人、潘漠华、王西彦、唐弢……
戴望舒因诗《雨巷》一举成名，称“雨巷诗人”；潘漠华、应修人出版杂志《湖畔》，被称为“湖畔诗人”；夏丏尊写出了散文名篇《白马湖之冬》；郁达夫有《过富春江》；朱自清写了传诵至今的《荷塘月色》……
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浙人的文学艺术中缺乏海洋的元素。
艾青这位浙籍诗人虽然号为“海澄”，但他写得最好的诗都与大海无关。他歌唱“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悲愤的河流”、“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等等。他被引用最多的诗句是：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些中国最为杰出的浙籍诗人、作家，这些离大海最近，生于海边、长于海边的人，都没有写大海。
这让我很不解，对自然美这么敏感的浙人，为什么对自己面对的大海竟无动于衷呢？
浙江的海岸线极为漫长；浙江的海岛数量居全国第一；浙江沿海的经济、社会、文化最为发达，中国其他沿海省份都没有这样的优势。如果浙江没有海洋文学，我们还能指望中国其他地方出现海洋文学吗？不可能的。
本帖最后由 nbzhou 于 2012-3-22 10:33 编辑
从“镇海”到“海宁”，大海一直被防范
翻看浙江沿海地名，如宁波有“镇海”，顾名思义，乃压制大海之意；而在钱江大潮最为壮观的地方，则取名“海宁”，希望大海安宁。在杭州湾北岸，历代都将修筑海塘视为朝廷大事，并将潮神庙的修建，视为国家行为……可见人们对大海的防范和畏惧。如今，嵊山岛的人们终于鼓足勇气将房屋建于岸边，以便观海赏潮。但越过海潮，我们发现岸上房屋人去楼空，人们早在大潮来临之前落荒而逃。人们既没有以冲浪的果敢行为迎接海浪，也没有以文学作品歌咏海潮。而西方无论冒险的举措或是文学的创作，都扎根于海洋。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古希腊的阿尔凯奥斯已经在诗中写道：前浪过去了，后浪又涌来/我们必须拼命地挣扎…… 不仅浙江没有，整个中国也没有海洋文学
事实就是如此，不仅浙江没有，整个中国也没有海洋文学。
我知道有人会反驳说：“有。”还会举出一些例证来：西汉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汉末曹操的《观沧海》；西晋木华的《海赋》和潘岳的《沧海赋》；南齐张融的《海赋》；唐朝韩愈的《南海神庙碑》；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
但数量上，这些作品与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比起来，好似沧海一粟，太过稀少；内容上，它们或者以海洋为背景讲述奇闻异事，或者对海洋进行一些景物描写，还构不成“海洋文学”这样一个文学门类。
什么叫海洋文学？依我看，海洋文学不只是以海洋为题材，更重要的是写出海洋与人的关系、写出与海打交道的人的精神特质出来。
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普希金的《致大海》、莱蒙托夫的《白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拜伦的《海盗》、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安徒生的《海的女儿》……
但是中国的确没有这种东西，譬如曹操的《观沧海》，一直被认为是写大海的诗中非常出色的代表，就像他的其他诗文一样，透露着一种老辣雄奇。但那并不算海洋文学，暂不说有没有海洋精神，单是文字，就有一半描写陆地：“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确实没有揭示人与海洋的深层关系、写出海洋人生的作品。
什么原因呢？
是中国缺乏大海和海岸线的景观吗？显然不是。我们有着一万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我们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在内的广阔海域。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这种文明最早成熟于西北黄土区的渭河、汾河、伊河的所谓三河地区，辉煌于关中盆地的西安、咸阳，所谓的汉唐盛世是也。此后，这种文明的核心城市——首都才逐渐向东转移，经过洛阳、开封，慢慢接近大海。到了南宋，才走到杭州这个靠近大海的地方。这是一种自西向东、由北往南逐渐接近海洋的文明路径。
中国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创造了广阔的平原，人们在这些平原地区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东南沿海的海洋文明却一直被忽略。
我们不能指望宋以前的中国出现所谓的海洋文学，虽然全国的经济中心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南移，但是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滞后期，刚刚走到大海边的文明，还要有一个熟悉接纳海洋的过程。经由唐五代的积累，两宋时期的中国海洋很是热闹，大海里航行着中国和各国往来贸易的帆船。接下来似乎前景美妙，中国人响应大海的召唤，就要迎来一个海洋时代了，而海洋文学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国要有海洋文学，先把戚继光与郑和请下神坛再说
可是，历史无情地跟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接下来出现的明清两个朝代却是严厉拒绝海洋的时代，不只是消极地拒绝，更是残酷地打压。
大家知道明清实行“海禁”政策，明代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清代有“迁海令”，令沿海居民从海岸后退30—50里。
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缺乏海洋文学的最主要原因。
举一个例证。西方文学中有一种海盗情结，海盗不仅是海洋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题材，更是创作灵感的来源。他们被赋予浪漫色彩，成为自由和勇敢的化身。
中国本来是不乏这种有着自由和勇敢精神的海盗式人物的，但他们无法进入文学，因为他们被诬蔑为“倭寇”。
如明代所谓的“倭寇”首领，安徽人王直。他的故事不用虚构，本身就如史诗般波澜起伏。即使在那些后来杀害他的人写的书里，也找不出他的罪名。他把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双屿岛经营成了“16世纪的上海”。双屿岛之战后，王直逃往日本九州，被日本人尊为五岛岛主，浙江巡抚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妻儿拘为人质，写信诱降，谎称同意他开海通商的要求。为了这信仰，王直来降，朝廷却背信弃义，将他杀害……临行前，王直仰天长叹：“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难道这是一个倭寇首领说的话吗？
我不能理解，为何历史的谎言能荒诞到这种程度？其次，在我们描写历史题材的小说、电视剧、电影里，充斥着宫廷内斗、皇帝私情，王直这等英雄的事迹为何却无人问津？若将王直的故事直书下来，便有小说和戏剧的情节和魅力
本帖最后由 nbzhou 于 2012-3-22 10:36 编辑
海上建长城，大海总是被拒绝
如今仍存于台州临海的江南长城，虽然始建于晋代，但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明代的“抗倭”斗争中。有资料记载，戚继光在临海抗击倭寇长达8年，“九战九捷”。能取得如此“战绩”，与他对江南长城的巩固和利用关系莫大。他在原有城墙基础上加入新的设计，使其牢不可破，易守难攻。戚继光随后被调往蓟州，他用修筑江南长城的经验改造了明长城，所以有人称江南长城为明长城的“蓝本”。然而，明长城是因为北方有游牧民族威胁，又没有天然屏障，不得不修筑长城以自卫。浙江有宽阔的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为何要在海上修建长城？更何况，“倭寇”并非外患，而是“内忧”。暮色里，蜿蜒于山脊上的江南长城无声又无息，这条长达五六公里的巨龙，只向内陆开放，却对大海说不。
我知道无人书写王直，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把这些海洋英雄都说成是来自日本的倭寇，又虚构了一场持续了近200年的中国人抗倭的民族战争，甚至塑造了戚继光这样的所谓的民族英雄。虽然戚继光打过99次胜仗，杀过成千上万的人，但我查遍了史书，却没有找到戚继光杀过一个日本人的记录。他杀的都是中国人，但他却成了民族英雄，甚至有人说他比岳飞和文天祥还伟大。其实戚继光杀的是中国沿海那些被海禁政策逼得走投无路而被迫起义的人，他们是海商、渔民，或者是从事与海上贸易相关产业的人。
我们只要有点常识，就不会相信明代会有日本人跨海来抢劫。想想看，在帆船时代，远隔千里之遥的大海彼岸的日本武士，怎么会用长达十几天的时间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掠点生活品？
风吹不动帆怎么办？风向不对怎么办？淡水没有了怎么办？当时的日本人若果真来中国抢劫，其实武士的武艺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精通海洋的船长和水手。即使是用黄金悬赏，那时的日本武士也没有把握能到达中国。
我们都知道鉴真和尚六渡日本，五次失败，其中一次还被风吹到了海南岛；元代蒙古大军两次攻打日本，因从中国出发几乎不可能，只好从朝鲜半岛的南端出发，最后还是因为台风而失败；新中国的第一艘万吨巨轮首航日本就触礁沉没……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写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航海既然如此困难，为什么500多年前非国家行为的乌合之众“倭寇”，却可以在大海上来去自由、从不失误，这可能吗？
关于海洋与人的关系，中国还处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阶段，离文学的真实和深刻还有遥远的距离。
如果所谓的倭寇不被镇压，他们倒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海洋文学来。《倭变事略》是一本记叙抗倭事迹的日记类书籍，我在书中读到一个细节：40多个倭寇藏在一座庙里，后来他们全被剿灭，但他们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诗文：“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沙平客路宽，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海洋文学。
戚继光不走下神坛，成千上万被杀害的、以海为生的冤魂就无法进入历史，中国就不会有海洋文学。
民族英雄”退场，“海盗”方可登堂
这张拍自桃渚古镇戚继光纪念馆的照片，使人心思复杂。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桃渚古镇，几乎全因“抗倭”而产生、兴盛，并声名远播。明代浙江沿海建造了41个卫所用以“抗倭”，桃渚古城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古镇上不只有戚继光纪念馆，还有“抗倭亭”、“抗倭陈列馆”等相关遗迹。戚继光成为民族英雄的化身，并被推上神坛。如今，北至天津、山东，南至福建、广东，甚至在远离大海的江西、安徽，各处都建有戚继光的纪念馆或是雕像。“抗倭”是一场虚构的民族战争。但笼罩在戚继光头上的光环不被摘掉，谎言就会继续，书写“倭寇”故事的海洋文学也就难以产生。
中国大陆近海的海水不蔚蓝不清澈，难以拨动诗人的心弦
以上都是人文方面的原因，若说自然方面，我猜测有一点是因为我们的近海虽然富饶，但不美丽，海水不清澈，色泽很浑浊。
大海的美主要包括哪些因素呢？浩瀚的水面、滔天的巨浪、永无停息的喧响……这些都是，但有两样影响美感的重要元素：海水的透明度和颜色。
一般而言，若不受河流所携泥沙的侵扰，或者不出现藻类大量繁殖等极端情况，海水是清澈透明的。而且随着深度的加大，海水的颜色将会出现由绿到蓝的变化。海水的透明度与海水的颜色紧密相关，只有清澈透明度高的海水才可能呈现出蓝色。
单是海水的蓝色就有很多种，灰蓝、浅蓝、粉蓝、天蓝、宝石蓝、靛蓝、蔚蓝……只是人们一般通称为蔚蓝。蓝色的海水似乎成了大海的标志，并被人类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理想、浪漫、智慧、成熟等等。
而浑浊的海水却没有这些意义。它们使人觉得不洁、不美，也就难以让人产生亲近之感，甚至因为不透明而让人感到威胁和恐惧。
在西方的海洋文学作品中，海水是蔚蓝的似乎天经地义。我们所熟知的几首描写大海的诗文，都有“蔚蓝”一词出现，如普希金的《致大海》：
“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翻滚着蔚蓝色的波浪，
和闪耀着娇美的容颜。 ”
还有法国诗人兰波的名诗《醉舟》，尽管这位象征派诗人以想象奇特著称，但是诗中多次提到海洋与海水，他的思维还是冲不破“蓝色”的藩篱，如：
“那儿虹霓绷得紧紧，像根根缰绳
套着海平面下海蓝色的群马！
……
我是失踪的船，缠在大海的青丝里，
……
我永远纺织那静止的蔚蓝。”
西方人对大海应是蔚蓝色的意识深入骨髓，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这样说：“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
这是因为这几个国家所面对的大海，海水的透明度较高，水色较蓝。
如地中海的海水就清澈透明。其中一个原因，是入海河流的含沙量小(尼罗河除外)；再者，沿岸海水深，海底的泥沙不会被海浪扰动起来；来自大洋的洋流经过这里，它们往往水清色蓝，非近海的海水可比。
本帖最后由 nbzhou 于 2012-3-22 10:40 编辑
我们的“倭寇”，他们的“教父”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海滩上，海水清澈见底，透过海水，甚至可见海底丰腴而柔软的细沙，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流连忘返于此，不肯离去。漂亮的海水使人亲近它、凝视它、歌咏它，意大利文学艺术史上众多经典作品都诞生于此。以电影为例，描写海洋最为经典的电影《碧海蓝天》和《海上钢琴师》，均在此拍摄；描写黑手党的电影《教父》曾风靡全球，并经久不衰，也诞生于此，因为黑手党就是以此为基地的(上图摄影／Yann Arthus-Bertrand)。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舟山的浴场。浴场混浊不堪，放眼望去，视野所及，全是一片褐黄。人们聚集于此，不过因为它的便于抵达。我们很难在电影和文学作品里见到舟山的海，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几个条件，中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具备。黄河是全世界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她从哪里入海，哪里就会变成“黄海”；长江每年也携带几亿吨泥沙入海，入海口周围方圆几十公里都是一片浑浊……中国沿海其他入海河流也都含有大量泥沙。
其次，中国大陆所面对的海都是边缘海，与大洋之间为岛链所分割。再有，中国沿海的海底都是缓慢延伸至海中的大陆架，海水不深，海底的泥沙容易被海浪掀起，悬浮于水中，海水的透明度因此很低，不能呈现蓝色。
譬如浙江，虽有曲曲折折的海岸，有如繁星一样撒落在大海上的岛屿，但是你看不到清澈蔚蓝的海水。
我第一次见到浙江的大海时很是失望。大海在我的想象中应是瓦蓝瓦蓝的，但是当我从宁波坐船前往舟山群岛中的普陀岛时，我见到的大海浑浊不清，黄褐色的泥浆起起伏伏，一直绵延至普陀岛。
一般而言，从浙江海岸的某地出发，要经过20—40海里的距离，海水才逐渐变得清澈透明，也才逐渐变蓝。但很少有人有这样的经历能航行至远方，看到蔚蓝的海水。
浙江面对的大海是东海，长江携带的巨量泥沙汇入东海，舌状的浑浊江水在海中一直向东延伸数十公里。这些泥沙还与钱塘江带来的泥沙汇合，顺着海流沿浙江海岸向南扩散，使得整个杭州湾及其以南的海面都是一片黄褐。再加上浙江其他几条入海河流带来的泥沙，整个浙江近海的海水因此都很浑浊。
中国近海海水的颜色和透明度都和东海相似，只有南海中部和南部的海水蔚蓝清澈，到过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人才知道什么叫蓝色的海，但那里离我们很遥远。
有作家写道，在浙江近海航行时看到的景象，与在太湖中行船看到的景色，没什么两样。
说到此，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大海没有拨动浙人的心弦，也理解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海洋文学。
图贴不好，大家要看原版的，请点如下链接
http://cng.dili360.com/cng/jsy/2012/01304344.shtml 噶阳明山庄好拆了.老周找的好文章 好文章:s5:s5 条分缕析，入木三分。 大海，为何没有拨动浙人的心弦？:strong这个一定要顶的:s5
小芳说顶，那就顶了:se:se:se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12-3-22 18:38 编辑
“倭寇”一词所指的，不一定都是来自日本的海盗，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盗不到总数的30%；而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记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可见所谓的“倭寇”，80%以上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鲜人或中国人等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明朝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因为在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
全民多寇问题、烂在明朝自己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明朝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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