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2007年5月25日）
概论
中国作为一个怀有全球抱负的地区政治与经济强国的迅速崛起是今天的战略环境中的一项重要因素——这一因素对本地区和全世界产生着重大影响。美国欢迎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鼓励中国对全球体系的健康和成功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然而，在中国领导人为自己国家采取的今后航向问题上，包括在中国不断扩充的军事力量以及如何动用这支力量等领域，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人民解放军正在寻求全面的改造，从一支用于在本国领土上打长期消耗战的人数众多的军队改造成能够与高科技敌手打赢短期、高强度战争的军队——中国称之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在远距离上维持军事力量的能力目前还很有限。但正如2006年的《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所说，中国“具有最大的潜力，可以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并将能够逐步抵消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破坏性军事技术投入战场。”
中国的近期重点是准备应付台湾海峡的紧急情况，包括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这一重点看来是其现代化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然而，对中国军事采购和战略思维的分析结果表明，北京还正在生成应付其它地区紧急情况，譬如资源或领土争端所引发的冲突的能力。
近年来，中国军事改造的速度已经加快，范围已经扩大，其刺激因素是中国国内的国防和科技产业中的仍然很高的投资率、外国先进武器的采购，以及军队的影响深远的改革。中国军队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改变东亚的军事力量对比方面是一个主要因素；中国战略实力的提高产生着远远超越亚太地区范围的深远影响。
中国的战略力量现代化正在使战略打击能力得到增强。证明这一点的是2006年形成初步威胁能力（initial threat availability）的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中国的太空对抗计划——突出的实例是2007年1月份成功地试验了一件直接起飞的反卫星武器——对人类的宇航构成危险，并危及所有宇航国家的宝贵资产。中国继续制订区域封锁（area denial）和反接近（anti-access）战略，从而扩大了现代战场传统的陆地、空中和海洋方面，把太空和网络空间也包括在内。
对于支撑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动机、决策和关键能力，外界的了解很有限。中国领导人尚未充分解释解放军军事实力不断提高的目的或要求达到的最终状态。中国在某些领域中的行动看来与其宣称的政策越来越不一致。中国实际的国防开支仍然大大高于官方披露的数字。中国军事领域中的这种缺乏透明度的状况将自然地和可以理解地促成国际上做出防范不明情况的反应。
第一章
重要的事态发展
“中国与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2006年中国的国防》
中国在过去一年里的几项重大的事态发展与国会在2000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第1202条款（公法106-65）中提出的问题有关。
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方面的事态发展：
·北京于12月份发表了其自1998年以来的第五篇国防白皮书《2006年中国的国防》，以阐述中国的安全观点、国防政策及其现代化计划的目标。作为宣示性政策，这份文件反映了透明度有所改善，但却没有充分论及中国军队的构成或者中国军事发展的目的和要求达到的最终状态。
·北京于10月份发表了《2006年中国的航天》——这个报告的上一版于2000年发表。这份文件回顾了中国航天计划的历史，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道路图。该文件还讨论了中国在航天方面与各个伙伴国之间的合作。它在中国的航天计划和太空对抗活动的军事用途问题上保持沉默。
·2007年1月，中国瞄准自己的一颗气象卫星试验了一枚垂直发射的反卫星导弹，从而显示出中国攻击在地球低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的能力。这次试验危及所有航天国家的太空资产，对人类的航天活动构成了危险，因为它造成了空前大量的太空垃圾。
·2006年的证据表明，中国修改了1993年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和军队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该指导方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在3月份在北京的会晤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2006年为“俄罗斯年”。这是两位领导人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的第5次会晤。在2005年的 联合军事演习基础上，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强军事交流，于2007年举行8项军事合作活动。
·2006年中国签订的新的能源合同呈现出最大幅度的年度增加，包括与沙特阿拉伯和几个非洲国家签订的新的协定，从而反映出对能源和资源需要的关注。2006年中国拉拢非洲国家的高潮，是11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有来自53个非洲国家当中的4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代表出席的首脑会议。
·2006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了第11个5年计划（2006-2010），包括大规模地号召，到2010年把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减少20%、到2010年使中国的GDP比2000年的水平翻一番，以及到2020年达到GDP总额4万亿美元。这项计划强调协调一致的发展和加强内陆农村地区的投资与城市化，以解决收入差距和社会动乱问题。
·据世界银行说，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的“阿特拉斯”模型所衡量的国民生产计算，中国经济以0.004%之差超过了英国。
·官方的报告称，2006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减少了22%。尽管如此，矛头主要指向地方上的政策和官员的这些事件反映出，在财产权和被迫拆迁、劳工权利、养老金、污染、腐败和警察的粗暴态度等问题上，民众仍然对官员的行为不满。
与中国的亚太地区战略相关的事态发展
·中国对朝鲜7月份在日本海上空发射弹道导弹及其10月份的核试验做出了反应：它投票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695号和第1718号决议，并继续努力利用外交手段，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主办的六方会谈来解决朝鲜的核计划问题。参加会谈的除中国外，还有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朝鲜。会谈于2007年2月就实施2005年9月发表的朝鲜半岛非核化联合声明的最初步骤问题达成协议。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11月份对中国的访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和了东京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仍然存在的摩擦来源包括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尖阁列岛/钓鱼岛争端和中国试图阻止日本实现其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诉求等问题。
·2006年10月，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艘“宋”级柴电动力潜艇在日本附近海域距离美国航母小鹰号很近的地方钻出水面。这起事件表明，美国加强美中两国在相距很近的地方活动的海空部队安全的努力是重要的。2006年，这些努力带来了与解放军联合举行的一场分为两个阶段的双边搜救演习（一个阶段在美国近海进行，另一阶段在中国近海。）。
·2006年，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各伙伴国联合进行了两次反恐演习，并于6月份在上海举行了上合组织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正在加强自己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中的作用。美国鼓励参与的这种增加，并与中国合作，共同主持了有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一次东盟地区论坛研讨会。2006年10月的东盟峰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中国和东盟扩大安全和防务方面的合作。
·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进行了10年来中国国家元首对印度的首次访问，从而表明，中国重视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同时还要维护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关系。
中国军事力量方面的事态发展
中国正在寻求实现对其军队的长期和全面的改造，以提高其力量投射、反接近和区域封锁能力。与在近期内注重台海进攻性应急预案相一致，中国在与台湾隔岸相望的军区部署了最先进的系统。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中国正在开发和试验进攻性导弹，组建新的导弹部队，对导弹系统进行质量升级，并开发对抗弹道导弹防御力量的方法。
·到2006年10月，中国已经把大约900枚具有机动能力的CSS-6和CSS-7短程导弹部署在台湾对岸的军营之中，导弹增加的速度为每年100多枚。这些导弹的较新版本的射程和命中精度得到了提高。
·中国正在通过增添生还能力更强的系统来实现其射程较远的弹道导弹力量的现代化。具有公路机动能力的、使用固体推进剂的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于2006年形成初步威胁能力，并很可能会在近期内形成作战状态，如果它尚未做到这一点的话。一种射程较远的改进型号——东风-31A——预计将于2007年形成初步作战能力（IOC）。中国还正在研发从潜艇发射的新型弹道导弹JL-2（IOC 2007-2010），用于部署在正在开发的一种新型“晋”级（094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上。
·中国继续探索利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执行反接近任务，包括反航母和陆地攻击，并正在开发侦察与通信系统，以改善指挥、控制和瞄准。
海军力量。 中国海军包括72艘主要战舰、大约58艘攻击潜艇、大约50艘中型和重型两栖运输船只和大约41艘海岸导弹巡逻艇。
·2006年年底，中国获得了两艘俄罗斯制造的“现代”II型导弹驱逐舰。这些导弹驱逐舰装备着反舰巡航导弹和广域防空系统。其特点是，质量要比中国早些时候从俄罗斯采购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有所提高。
利用“晋”级（094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和2005年开始海上试验的“商”级（093型）核动力攻击潜艇，中国正在建造和试验第二代核潜艇。
·中国从俄罗斯提货，获得了两艘“基洛”级潜艇，从而完全履行了2002年签订的购买8艘潜艇的一项合同。中国投入使用的“基洛”级潜艇有12艘，其中最新的装备着超音速的SS-N-27B反舰巡航导弹和线导及尾流自导鱼雷。
·解放军海军最新的战舰“旅洲”级（051C型）导弹驱逐舰为对空作战而设计。它将装备俄罗斯制造的SA-N-20舰对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墓碑”相控阵雷达控制。SA-N-20使解放军目前的海军防空系统的射程增大了一倍多，从而标志着中国舰载防空能力的重大改善。
·“旅洲”级导弹驱逐舰是对“旅洋”I型（052B型）和“旅洋”II型（052C型）导弹驱逐舰的持续不断的开发的补充。“旅洋”I型装备着俄制SA-N-7B“灰熊”舰对空导弹和YJ-83反舰巡航导弹。“旅洋”II型装备着一个基于国产HHQ-9舰对空导弹的防空系统。
·2006年，中国开始生产其第一艘导弹护卫舰“江凯”II型（054A型）。“江凯”II型将装备中程HHQ-16——目前正在开发的一种垂直发射的海军舰对空导弹。
·在2006年的珠海航展上，中国军方和文职官员声称中国想要建造一艘航空母舰。
空中力量。中国拥有700多架 作战飞机部署在台湾的一个不加油的作战航程内，并拥有可以使这一飞机数量大大增加的机场能力。人民解放军兵力结构所包括的许多飞机都是比较陈旧的机型的改进型（例如经过重新设计的、航程得到延长的B-6轰炸机）。然而，比较新的飞机在其武库中所占的百分比不断增大。
·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在把F-10多用途战斗机部署在作战部队之中。F-10是第四代飞机，将成为今后几十年中中国首选的飞机。
·根据在最初生产的一批苏-27SK（F-11）飞机之后与俄罗斯签订的一项联合生产许可合同，中国正在生产多用途苏-27SMK/“侧卫”（F-11A）战斗机。中国所使用的多用途苏-30MKK/“侧卫”战斗轰炸机及其海军型号苏-30MK2飞机不断增多。
·中国的飞机所装备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卫星和激光制导的精确导向武器和巡航导弹的先进阵列不断扩大。
·中国的第一种国产的攻击直升机Z-10即将试飞。Z-10将装备“红箭”8E反坦克导弹，从而使其作战性能相当于欧洲直升机公司制造的“虎”直升机，但却比AH-64“阿帕奇”直升机逊色。
·对FB-7战斗机计划的改进将使这种比较陈旧的飞机能够执行夜间海上打击行动和利用Kh-31P（AS-17）抗辐射导弹和KAB-500激光制导武器等经过改进的武器。
防空。在今后几年里，中国将获得第一个营的俄制S-300PMU-2地对空导弹系统。S-300PMU-2的拦截射程据说为200公里。它提供了针对战术弹道导弹的更大杀伤力和更加有效的电子对抗措施。中国还正在开发国产的HQ-9防空导弹系统——射程为150公里的一种基于相阵列雷达的地对空导弹。如前所述，这种导弹的一种海军型号（HHQ-9）将部署在“旅洋”II型导弹驱逐舰上，一种垂直发射的海军舰对空导弹（HHQ-16）将部署在“江凯”II型导弹护卫舰上。
地面力量。 中国拥有大约140万地面部队兵员，其中40万人左右部署在台湾对面的3个军区。中国一直在利用坦克、装甲运兵车和新的火炮对这些部队进行改进。2006年4月，中国将首批新式第三代主战坦克ZTZ-99提供给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的部队。
两栖力量。 解放军部署了一种新式两栖突击车，并开发了对现有车辆的一系列改进，包括漂浮箱和外置引擎。其比较新式的两栖车辆在汪洋大海上使用的稳定性和性能有所改善。两栖训练的增加，包括一年内的若干次演习，正在使中国两栖力量的能力得到加强。
中国军事学说的发展
·中国继续重视在“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能力，注重一体化联合作战、联合后勤系统和远程机动能力。
·2006年6月，解放军颁布了新的指针，以加强实战训练和在演习中更多地使用模拟器与假想敌。
·2006年12月，解放军第二炮兵、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指挥学院的领导人签订了一项合作教育协议，从而为联合职业军事教育铺平了道路。
·2006年12月，国防动员委员会颁布《全民国防教育大纲》，以实现中国各地国防教育的标准化。这种教育的目标包括“唤起爱国主义……提高公民的国防责任意识。”
关于台湾威慑力量所面临的挑战的评估
2006年台湾海峡地区没有发生武装事件，大局仍然是稳定的，就像200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的情况一样。对于台湾总统陈水扁于2006年年初决定取消“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北京做出了负责任的反应。然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在台湾对岸部署先进的军事力量的活动并没有减缓，力量的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此外，由于台湾为计划于2008年3月举行的下一届总统选举做准备，紧张局势还可能加剧。
·台湾看来正在扭转防务开支不断减少的趋势。2005年，台湾领导人宣布了到2008年把防务开支上调到占GDP3%的计划。2006年这一数字约占GDP的2.4%。2007年的防务预算拨款申请达到占GDP2.8%的水平，计划中的2007年补充性预算申请预计将使这一数字增加到2.85%。
·台湾放弃了利用一项特别预算来采购美国2001年批准出售的主要防务系统的策略。它而是将设法在正规防务预算和补充预算范围内为这些项目拨款。然而，台湾的立法院尚未通过这些拨款法案。
·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公法96-8 （1979））的各项条款，美国继续提供防务用品、服务和训练方面的援助，以使台湾能够保持充分的自卫能力。2006年9月，台湾对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当中的最后两艘进行了提货。
第二章
认识中国的战略
“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邓小平的24字战略
概述
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明确提供一项勾勒出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总的“大战略”。这种含糊其辞可能反映了隐藏战略计划的故意做法，以及中国领导人自己在长期目标和战略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分歧和辩论。尽管如此，根据战略传统、历史格局、声明和官方文件、对某些军事实力的注重和最近的外交努力，还是有可能就中国的“大战略”做出一定概述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
处于中国总战略核心的是中国共产党维持统治的愿望。对丧失政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影响着领导层的战略观点，驱动着其多项选择。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败的替代，中共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业绩和民族主义两根支柱基础上。其后果是，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可能会导致中国试图巩固对它的支持，通过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可能会使其在外交和安全事务方面的行为比我们在其它情况下可能预期的还要咄咄逼人。
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很少利用西方式的“目的-途径-手段”结构来探讨战略。他们而是从两个核心概念角度来讨论战略：“综合国力”和“力量的战略架构”。这些概念影响着中国战略计划人员如何评估安全环境、估计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并做出调整，以便把地缘政治方面的主流趋势考虑在内。
综合国力。 中国的战略计划人员利用综合国力分数来评估中国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地位。这种评分所依据的是对领土、自然资源、经济繁荣、外交影响力、国际声望、国内凝聚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质量和数量上的衡量标准。中国主要的非军方和军方的脑库采用了有关综合国力的稍微不同的标准。例如，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运用经济、军事和外交的计算方法，认为中国在世界强国当中位居第六。
从80年代初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就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的诉求。他们强调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创新，认为这对加强综合国力具有核心重要性。这项战略的一项关键假设是，经济繁荣和稳定将使中国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发挥更大的外交作用，并使中国军队更加强有力和现代化。
官方的《解放军报》2006年4月的一篇评论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综合国力、军事现代化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逐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是要努力建设一支与中国的地位相当和能够胜任捍卫中国发展利益任务的军队，以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
“力量的战略架构。” “力量的战略架构”或者“势”大致可以理解为“力量的组合”，但西方没有与之直接相当的词。中国的战略计划人员对“力量的战略架构”做出不断的评估，以应付潜在的威胁（例如在台湾问题上涉及美国的潜在威胁）并抓住有可能促成国家战略调整的机遇（ 例如苏联的解体）。
中国领导人说，21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一个“20年的机遇期”，就是说，地区和国际条件总的来说将是和平和有利于经济、外交与军事发展的，因而有利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与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和平发展”的活动，以减轻外国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全球计划的担忧，通过宣称，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冲突并不一定是一个新的强国出现的必然结果。
稳定、主权和战略
维持中共的永久统治影响着北京对中国国内政局和国际环境的看法。政权的生存同样影响着党的领导人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地区——例如朝鲜和中亚等——的不稳定。这种动荡的局势可能会升级或外溢到中国境内。对维持合法地位的关注还影响到北京如何处理中国的陆地和海洋领土要求的地位问题，因为对中国主权的任何挑战都可能会削弱党的实力和权威。
中国近年来已经解决了与许多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然而，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印度在两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以及与东南亚各国在南中国海上的争端却依然存在。虽然中国试图防止这些争端破坏本地区关系，但是中国官员偶尔发表的讲话却突出表明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决心。例如，胡主席2006年10月对印度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前夕，中国大使孙玉玺对印度报界说：“你们所说的阿鲁纳恰尔邦全都是中国领土……我们对其全部提出领土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均衡、立场和战略
除了中国为维持本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提出领土要求所做的努力之外，北京还寻求推进自己在“更大范围的周边地区”，包括中亚和中东的战略利益。这一重点背后的安全目标包括保持获得资源和市场的机会，以及形成在本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力，以便在远离中国边境的地区抗衡其它强国，包括美国、日本和印度，并与之竞争。
类似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寻求确保获得资源和市场的机会，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加强自己的影响，以及限制台湾的外交空间。为了加强这些关系，中国强调其作为发展中国家领袖和能够同情当地对全球化的影响所感到的不满以及对“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看法的国家的自诩地位。
资源需求和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其对确保获得市场和自然资源，尤其是金属和矿物燃料机会的依赖正在对中国的战略行为产生更加紧迫的影响。中国目前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外来能源供应，也不能保护能源供应的通道，包括中国的原油进口当中的大约80%所途径的马六甲海峡——胡主席把这一弱点称之为“马六甲困境”。
虽然中国2/3左右的能源依靠煤炭，但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不断增加。2003年，中国成为石油的全世界第二大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中国目前进口40%以上的石油（2005年大约每天250万桶）。到2025年，这一数字可能会增加到80%（每天950万桶—1500万桶）。中国于2006年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到2015年，北京计划使储备达到国际能源机构所规定的90天供应量的标准。但是，由于物流和运输网络很差，所以这一储备仍然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够的。
核发电和天然气占能源消费当中较小的、但却不断增加的份额。中国计划到2010年把天然气使用量从占总消费量的3%增加到8%。类似地，中国还计划到2020年建造大约30个1000兆瓦的核电反应堆。
中国对外来能源进口的依赖在一些重要方面影响了其战略和政策。它寻求与安哥拉、中亚、乍得、埃及、印尼、伊朗、尼日利亚、阿曼、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苏丹和委内瑞拉签订长期的能源供应协议。中国利用经济援助、外交上的好处，在一些情况下还有出售军事技术来进行能源交易。此外，中国满足自己能源需要的愿望导致其与在从人权、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到扩大核武器等问题上无视国际规范的国家加强联系。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还向横跨重要的海上通道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对这些通道的担忧还促使中国寻求获得有助于其确保资源在国际航道上畅通无阻的航海能力。
影响中国战略的其它因素
经济改革。 经济上的成功对于中国作为本地区和全球范围的强国的出现具有核心重要性，并且为其军队实力的不断增强奠定了基础。然而，基本的结构性弱点却威胁着经济增长。人口方面的变化和社会动乱使已经很虚弱的社会福利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如果经济出现挫折或者下滑，就可能会导致国内动乱，以致可能会更加依赖民族主义来保持民众的支持。
政治改革。 在2005年10月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中国领导人重申了“人民民主专政”，并宣称中国“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然而，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内部压力依然存在。党的领导人给持不同政见者定罪，对媒体和互联网实施审查，镇压独立工会，压制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骚扰该政权所不承认的宗教团体和教会。中共对中国境内的任何未经许可的组织持警惕态度，即使其并非属于政治性，因为它担心这些组织可能会为有组织的反对派提供便利。
非传统的安全挑战。 非传统的安全挑战，譬如流行病（例如艾滋病和禽流感等）、系统性的腐败（据中国官方报纸说，仅2006年头8个月，就有17500名以上的政府官员由于贪污腐败而受到起诉）、国际犯罪和贩毒，以及环境问题（例如污染、缺水和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殆尽）都可能会使中国的国内动乱加剧，并构成本地区局势紧张和动荡的根源。
第三章
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
“……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胡锦涛
概述
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制订了一项实施理论推动下的改革的框架，以建立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理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从而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更远的距离上实施精确打击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战争，尤其是包括“持久自由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的教训、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解放军自己尽管很有限的作战历史经验，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寻求改造整个中国军队。
这些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解放军仍未在现代战争方面经受检验。这种作战经验的匮乏使外界对解放军在实现其军事理论抱负方面进展的评估复杂化。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中的内部评估和决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因而在发生危机时更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估计。这种失算同样会带来灾难，不论其所依据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建议，还是脱离现代战场现实情况的“科学”作战模型。
军事战略指针
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相当的文件。因此，外部观察家对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考或影响到解放军兵力结构和理论的应急情况，都缺乏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一系列总原则和称为“军事战略指针”的指导来计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动用。
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指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学术研究表明，目前的“指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指针”反映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为10年来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奠定了基础。然而，一次次讲话、权威评论和新的军事训练指导方法都表明，1993年的“指针”的一些内容最近可能经过了修改。这些修正看来反映出中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即“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性质的看法、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的进展和从中汲取的教训、从“建设”用于信息时代的现代战争的军队向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训练的转变，以及胡锦涛自己的意识形态底色。
“指针”的作战或“积极防御”成分看来保持完好。按照“积极防御”所主张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并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而是仅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
然而，北京有关对其主权或领土攻击的定义模糊不清。在中国现代战争的历史所充斥的实例中，中国领导人都声称，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战略防御行动。例如，中国将其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说法还把与印度之间的（1962年）、与苏联（1969年）和与越南（1979年）的边境冲突称为“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如果动武能够维护或推进其核心利益，包括其领土要求（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和尚未解决的边界或海上的领土要求等），中国就可能会发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也许是在远离其边境的地方。
中国正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战略吗？10年来，随着解放军从一支以步兵为主和力量投射能力有限的军队转变成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资源的比较现代的军队，中国获得了武器系统，采纳了使之能够在周边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包括突然袭击）的作战理念。·截止到2006年10月，解放军第二炮兵的武库中有大约900枚短程弹道导弹。由于获取了苏-30攻击机和F-10战斗机——两者都装备着各种精确制导武器——中国的进攻性空中力量得到了改进。解放军还正在加强信息战、电脑网络作战和电子战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可以用于先发制人的攻击。·解放军的作者们说，当遇到更加强大的敌人时，先发制人是必要和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强调，静态的防御不足以在现代军队的高速和破坏力基础上保卫领土。其结果是，解放军的作战理念寻求阻止敌军集结和利用进攻性打击来掌握主动权，从而使敌人不知所措。解放军的理论家们认为，有效的防御包括在敌人领土上、赶在其能够动用之前摧毁敌人的实力。中国获得了力量投射资源，包括远距离的军事通信系统、空中指挥、控制和通信用飞机、耐久力很强的潜艇、无人战斗机（UCAVs），以及新的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这些都表明，解放军正在形成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更强实力。解放军的训练注重“出其不意的”远程打击训练或针对敌人海军舰只群的协调一致的空中/海军打击。这也可能显示出，它打算赶在本地区爆发危机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选择。
根据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主动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要以积极防御为指针，但[在军事战役中]重点要放在掌握主动和积极进攻上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重点为后加）。
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实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动用有限武力的选择方案。中国的战役理论把这种选择定义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政治胁迫的延伸，而不是全面的战争行为。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两栖演习和导弹发射就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和导弹打击、暗杀和破坏等。这种文章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对象，即使不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
有关战争的一项全面观点20年来，中国的文职与军事战略家一直就现代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论。这些辩论汲取中国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对“军事革命”、“非对称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的看法。这种辩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对战争的非动能手段的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工具在中国的战争计划工作中的作用的增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科学》（2000年）突出表明了中国军方全面和多方面的战争观点。文件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争。”最近，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国际法越来越感兴趣，把它当作在战斗前对敌手产生威慑的一项工具。在台海背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一场信息战，把第三方的干预描绘成按照国际法属于非法。中国还试图影响国际舆论，使之有利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曲解，通过在学术意见和国家观点中放弃长期公认的航行自由规范，而接受有关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享有更大主权的解释。
非对称战争
确认和利用非对称性是中国战略和军事思维的一个根本方面，尤其是作为一支较弱的军队打败比较强大的军队的手段。自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联军行动”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一直注重采取非对称对策来利用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的弱点。1999年《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当然并非没有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的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直接宗旨必须是找到利用强敌弱点的策略。”中国对非对称战争选择的探索的一些成分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方面看到。这些系统包括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水下作战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和特别行动部队。
中国军事战略中保密性和诡计的作用
中国军事战略中对在冲突中掌握主动权和是敌手不知所措的注重，带来了对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次上采用诡计的重视。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把战略诡计定义为“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在造成人力和物资方面的最小代价情况下，以一种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方式产生各种假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除了信息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诡计之外，解放军还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从战略和诡计在中国的治国之道方面所起的一贯作用中汲取智慧。最近几十年，解放军内部重新掀起研究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经典军事人物及其著作的热潮。这些著作全都包含有关运用诡计的戒律。
中国共产党对保密性的严重依赖与军事上的诡计共同作用，限制了国家安全决策、军事实力和战略意图方面的透明度。然而，过度的信心可能是由于军事领导人迷恋于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捉摸不定的好处。此外，指挥官用来对付敌手的技能也可以用于掩盖解放军系统内部的坏消息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因此，保密性和诡计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给中国的敌手，而且给中国领导人造成迷惑。
第四章
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和趋势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2006年的中国国防》
概述
中国领导人已经阐明了自己的意图，并配置了资源，以寻求基础广泛的军事改造，使联合行动得以进行。这些行动包括全军范围的职业化、训练的改进、更加生机勃勃的联合实战演习，以及加速获取现代武器。中国军队目前所注重的是确保能够阻止台湾独立，如果北京决定采取这种对策，要能够迫使该岛按照北京的条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为建立一支能够实现范围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目标的军队奠定基础。
情报界估计，中国要等到本10年结束或者更晚的时候，才能培养出一支能够打败规模有限的敌手的现代军队。在形成这种实力方面，中国领导人强调采取非对称战略来发挥中国的优势，同时通过所谓的“杀手锏”计划利用潜在对手的观察到的弱点。可以在这一背景下看待2007年1月进行的反卫星试验。
解放军实施联合作战的野心可以追溯到自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以来从美国和盟国的作战中汲取的教训。2004年以来，解放军进行了一些演习，旨在形成联合作战观念和展示新的实力、自动指挥系统和武器。解放军希望最终把军种一级的实力与一个指挥、控制、通信、电脑、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综合系统、一个新的指挥结构以及一个联合后勤系统相结合。然而，它继续面临着军种间合作和联合作战实际经验方面的不足。
随着解放军现代化的推进，两项错误看法可能会导致失算或危机。第一，其它国家可能会低估中国军力增强的程度。第二，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假设新的系统能够完全投入使用、熟练地操作、充分地维护，并与现有实力和其它新的实力充分结合，因而过高地估计自己军队的能力。
新出现的区域封锁 /反接近能力
在近期内，中国正在安排各种措施的重点，以便在台海未来的任何危机中对第三方的干预形成威慑或者进行对抗。中国在应付这一挑战方面的对策的重点，就是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所提到的破坏性能力：一些部队和作战理念，旨在阻止敌手把军力部署在前沿作战方位，以及对稳定有迅速破坏作用的重要军力对比。在这一背景下，解放军看来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开发对可能会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航母和远征军打击部队实施远程拦截的能力。中国的区域封锁/反接近力量越来越多地相互重叠，从而提供了多层次的进攻系统，对海洋、航空和航天三方面加以利用。
解放军的计划人员注意到了精确打击在现代战争中的首要地位，并投资于这一新兴体系的攻防组成部分。中国正在寻求获得经过改进的ISR资源，从无人驾驶飞机和卫星到“信息化的”特种部队都有。这些宝贵资源如果与高效能的通信联系起来，可能会提供用于远程精确打击的瞄准数据。解放军所设想的精确打击能力足以危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空军基地、港口、水面战舰、以陆地和太空为基地的C4ISR、防空系统和指挥设施。
为了阻止海军力量在西太平洋海域的部署，解放军的计划人员重点对水面舰只进行远程瞄准。对兵力结构目前和预测中的改进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近期内，中国正在寻求获得通过分层次的防御体系危及水面舰只的能力。该体系的范围达到了“第二个岛屿链条”（即从日本向东部和南部以及越过关岛向西太平洋扩展的各个岛屿）。投资的明显的一个重点领域涉及中程弹道导弹，加上用于确定目标的地理方位的C4ISR和用于在汪洋大海上打击水面舰只或者其岸上辅助性基础设施的、末端寻的的舰载制导系统。由于这种能力在本地区的一场危机中所提供的先发制人和胁迫性选择，所以它尤其重要。
中国的军事分析人员还断定，现代战争中的潜在弱点是后勤和动员，因为其对得到准确协调的运输、通信和后勤网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威胁到战区内的基地和后勤枢纽，中国可能会动用其战区弹道导弹、陆地攻击巡航导弹、特种部队和电脑网络攻击。由于空中加油而获得能力的攻击机可能会利用装备着各种末端寻的弹头的、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瞄准远距离的目标。
先进的水雷、潜艇、海上攻击机和装备着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的现代水面战舰将为远程反接近系统提供辅助性的防御体系。对“基洛”级、“宋”级、“商”级和“元”级潜艇的获取表明了解放军对潜水作战的重视。采购“现代II型”级导弹驱逐舰和装备着远程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舰对空导弹系统的国产的“旅洋I型”/“旅洋II型”导弹驱逐舰表明，中国的重点仍然是结合机动的广域空中控制来改进空对舰作战。
解放军的防空力量已经从对重要的军事、工业和政治打击目标的点防御，转变为基于一个现代防空综合体系和攻防对空作战的新的联合对空袭击体系。这些行动的范围超越了中国的领空防御范围，把针对敌手的基地（包括航空母舰）和后勤系统的打击包括在内，以削弱敌手的空中作战能力。
反接近/区域封锁体系的防空组成部分包括SA-10、SA-20、HQ-9、HQ-15等地（舰）对空导弹和S-300PMU2等射程得到延长的C2导弹系统。北京还将利用俄制和国产的第四代飞机（例如苏-27和苏-30“侧卫”飞机以及国产的F-10战斗机）。解放军海军将采用最近获得的装备着AS-17/Kh-31A反舰导弹的、俄制苏-30MK2战斗机。包括俄制伊尔-78/“大富翁”和本国开发的B-6U加油机在内的加油飞机的获取将使装备着精确打击武器的解放军空军和海军攻击机的作战航程扩大，从而加强对远离中国海岸的水面（地面）力量和空军的威胁。此外，包括以色列制造的“哈比”飞机在内的无人机（UAV）和无人战斗机（UCAV）的获得使中国的远程侦察和打击方面的选择得到了拓展。
一项新近制订的区域封锁/反接近战略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电磁或者信息领域。解放军的文章作者经常提到现代战争中控制信息的必要性，有时称之为“信息封锁”。中国正在通过改善信息和作战安全、开发电子战和信息战能力以及实施封锁和诡计来寻求这种能力。中国的“信息封锁”观念很可能超越了严格的军事范畴，把国力的另外一些成分包括在内。保密性、信息控制（包括互联网安全）和宣传成为中共统治的特征。
2006年，几位独立的研究人员利用以美国为基地的一个商业图像服务提供商的空中俯瞰图像档案，辨别出与中国军方相关的几个设施，包括一个潜艇基地、一处看来属于中印边界的有争议的地段复制品的设施，以及一个模拟的台湾机场。在这些研究结果发表之后不久，中国国家媒体于2006年8月声称，外国地图绘制者非法勘察了中国领土，威胁到中国的安全。这篇文章提到中国2002年的测绘法，援引中国国家测绘局的话说：“非法勘测、搜集和发表有关中国的地理信息的外国人将受到严惩。”这一系列事件可能表明，中国正试图奠定基础，以便把“信息封锁”的概念扩展到太空。
战略能力
核威慑。 中国正在对其传统的战略力量进行质量和数量上的改进。这些改进目前包括大约20枚基于发射井的、使用液体燃料的CSS-4洲际弹道导弹（它们构成了危及美国大陆目标的主要的核打击手段）、大约20枚使用液体燃料的、射程有限的CSS-3洲际弹道导弹、14至18枚使用液态燃料CSS-2中远程弹道导弹，以及50枚以上的CSS-5公路机动的、使用固体燃料的中程弹道导弹（用于执行本地区的威慑任务），以及装备在“夏”级核潜艇上的JL-1潜射弹道导弹。
到2010年，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很可能会包括得到加强的CSS-4、CSS-3、CSS-5导弹，加上使用固体燃料的、公路机动的“东风-31”导弹（后者于2006年形成了初步威胁能力，并很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达到作战状态，如果它现在还没有达到的话），以及“东风-31A”洲际弹道导弹（预计2007年获得初始作战能力）、JL-1和JL-2潜射弹道导弹（预计2007年至2010年获得初始作战能力）。增添的“东风-31”导弹系列和JL-2导弹以及“金”级核潜艇将使中国获得一支生存能力和灵活性更强的核力量。能够执行核任务的、从空中和地面发射的新的巡航导弹也会给中国的核力量带来生存能力和灵活性方面的类似提高。
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说：1）中国核力量的宗旨是阻止别国针对中国动用或者威胁动用核武器；2）中国坚持进行自卫反击和对核武器进行有限开发的原则；以及3）中国从未参与，而且永远也不会参与与任何别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这项文件重申了中国坚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明确政策，并且说，中国“无条件地承诺不对非核武器国家或者无核武器地区动用或者威胁动用核武器”。军事理论材料表明，中国的核力量所承担的另外一些使命包括针对中国大陆的常规进攻威慑、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通过限制别国对中国进行胁迫的能力范围来增强中国的行动自由。因此，中国宣称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使这种模糊性复杂化的是不首先使用的宣言和坚持“自卫反击”原则的已经阐明的决心并存。
军事和非军事人员定期举行的有关中国核军事理论前途的学术辩论，对“不首先使用”政策是支持还是背离了中国的核威慑，以及是否应当继续实行“不首先使用”的政策提出了质疑。中国政府做出了公开和私下的保证，即它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尽管如此，采用数量更多的、能力和生存能力更强的核武器系统，加上这些辩论本身，表明北京可能正在就中国不断演变的兵力结构的影响，以及这一兵力结构可能会提供的新的选择问题进行探索。
太空与太空对抗。 中国的太空活动和能力，包括反卫星计划，对在台湾海峡的应急情况及其以外地方实施反接近/区域封锁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进一步认为，开发太空和太空对抗能力正在使国家的声望提高，而且像核武器一样，展示了中国世界强国的特色。
中国在投资方面把太空列为重中之重。在2006年10月纪念中国航空航天工业50周年的活动上，温家宝总理说：“中国的航空航天工业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局面和任务。”他说，现在必须“实施自主创新的原则，实现重要领域中的飞跃……，在载人航天和月球探索领域中实施国家重大科技特殊项目，在航空航天设备和……航天技术的研发领域中实现新的突破”。
侦察。 中国正在建立具有军事用途的先进的图像、侦察和地球资源体系。其实例包括CBERS-1和-2卫星以及环境灾难和环境监视卫星体系。在环境卫星项目范围内，中国计划发射11颗具有可视红外线、多光谱和合成孔径雷达成像能力的卫星。在今后10年里，北京很可能会部署雷达、海洋勘测和高清晰度的照相侦察卫星。中国目前大概会依靠商业卫星图像（例如SPOT卫星、地球资源技术卫星（LANDSAT）、加拿大雷达卫星（RADARSAT）和美国Ikonos卫星）对现有的覆盖面提供补充。
导航和计时。 中国向中国和周边地区上空发射了4颗精确度为20米的“北斗”卫星。中国还利用GPS和GLONASS导航卫星系统，并投资于欧盟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载人航天计划。 2005年10月，中国完成了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中国航天员在太空进行了首批实验。报纸的报道说，中国将于2007-2008年度进行首次太空行走，于2009年至2012年期间进行飞船会合和对接。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载人太空站。
通信。 中国在通信方面使用INTELSAT和INMASAT等外国提供商，但它正在这一领域中拓展本国的能力。中国可能正在开发一个数据中转卫星系统，以便为全球范围的覆盖提供支持。据报道，中国还获得了能够支持对驻军和部队提供更加迅速的数据传输的移动数据接收设备。
小型卫星。 从2000年以来，中国发射了一些小型卫星，包括海洋学研究、图像和环境研究卫星。中国还建立了用于专门用途的小型卫星设计和生产设施。中国正在开发微型卫星——重量不到100公斤——用于遥感——以及图像和雷达卫星的网络。这些发展可能会使中国的卫星力量在其覆盖面遭到任何破坏的情况下得以迅速恢复或扩展。
反卫星武器。 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试验了一枚瞄准一颗中国气象卫星的垂直发射的反卫星导弹，从而显示出攻击在地球低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的能力。这个垂直发射的反卫星系统是一项旨在形成封锁外层空间、以使别国无法进入的能力的多方面计划的组成部分。
在解放军国防大学2005年出版的《联合战役太空作战》一书中，作者袁泽禄上校写道：
太空震慑打击的目的是对敌人产生威慑，而不是挑起敌人迎战。因此，打击的选择目标必须少而精……[例如]瞄准重要的信息来源、指挥和控制中心、通信枢纽等目标。这将会震撼对手的组织的作战体系，给对手的决策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
中国的核武库长期以来一直为北京提供一种固有的反卫星能力。然而近年来，北京一直谋求实施一项强有力的和多方面的太空对抗计划。90年代末从乌克兰获得的UHF频带卫星通信干扰机和大概属于国产的系统使中国今天能够干扰常用的卫星通信频带和GPS接收机。除了2007年1月份展示的垂直发射的反卫星导弹计划之外，中国还正在开发另外一些技术和理论，涉及到动能（杀伤）武器和定向能（例如激光和无线电频率）武器，以执行反卫星任务。中国谈到了其载人航天和登月计划。它正在提高自己追踪和识别卫星的能力——有效和精确的物理攻击的一项先决条件。
信息战。 中国的军事思想家对信息战的著述颇多。他们显示出了对其方法和用途的深刻认识。例如，2006年11月《解放军报》评论员说：
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中克敌制胜机制的突出表达方式是，我们能否利用各种手段获得信息和确保信息的有效传播，能否充分利用信息的可渗透性、共享性和连接性，以实现物资、能源和信息的有机结合，形成综合战斗力，以及能否采取有效手段削弱敌方的信息优势和降低敌人信息装备的行动效率。
解放军正在投资于电子对抗措施、针对电子袭击（例如电子和红外线假目标、角度反射镜和假目标发生器等）的防御力量，以及电脑网络作战等。中国的电脑网络作战理念包括电脑网络的袭击、防御和利用。解放军认为，电脑网络作战对在冲突中及早获得“电磁主导地位”至关重要。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具有一项正式的电脑网络作战理论，但解放军的理论家们杜撰了“一体化网络电子战”一词，以设计采用电子战、电脑网络作战和动能打击来破坏战场网络信息系统。
解放军成立了信息战部队，以开发病毒，用于袭击敌人的电脑系统和网络，并制订战术和措施来保护友好的电脑系统和网络。2005年，解放军开始把进攻性电脑网络作战纳入到其演习当中，主要是针对敌人网络的初步打击。
力量投射——超出台海范围的现代化
在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解放军总参谋长梁光烈说：“必须重视在新世纪中的这个新阶段，要有效地执行我军的历史使命……许多军事敌对行动的准备工作都必须以实质性的方式进行，……必须在应付多种安全威胁和完成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军事使命方面加强竞争力。”
遵循这一指针，中国继续投资于旨在加强更远航程的力量投射的军事计划。中国军事实力发展方面目前的趋势是改变东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重要因素，并可能会使中国获得能够在亚洲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远远超出台海范围——的一支军队。由于来自别国的直接威胁明显缺乏，所以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军事力量的用途仍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实力将使北京获得更多的选择，以实施军事胁迫，并获取外交上的优势，推进本国利益，解决存在的争端。
近期内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重点和推动因素看来仍是准备应付台海可能会爆发的冲突。然而，官方文件和中国军事战略家的著作显示，北京正越来越多地考察台湾以外的战略局势。一些中国分析人士探讨了台湾在扩大中国的海上“防御”范围和提高其影响本地区海上航道的能力方面的地缘政治价值。例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学》（2000年）说：
假如台湾与大陆疏远，不仅我们的天然海上防御体系会失去深度，以致向外部势力敞开海上大门，而且一个领海和海洋自然资源丰富的广袤地区将落入他人之手。……对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外贸和运输航线将暴露在分离主义分子和敌军的监视和威胁之下，中国将永远被封锁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以西的地方。
与此相似，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也对资源和运输联系的问题表示担忧。它说：“与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国际航线相关的安全问题不断增多。”与此相关的愿望是保护在中亚的能源投资。如果该地区出现局势动荡，这也可能会促使中国进行军事投入或干预。在海洋领土问题上与日本之间依然存在的分歧，以及在南中国海上的斯普拉特利全部或部分领土问题上与几个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争端，可能会导致这些地区的局势再次出现紧张。同样，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可能会造成一场地区危机，从而使中国面临采取外交还是军事对策的抉择。
对中国获取武器活动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扩军的时候眼光超越了台湾的范围。例如，部署在中国各地的装备着射程达到整个战区范围的常规导弹的新的导弹部队可能会被用于台湾以外的各种应急情况。机载预警、控制和空中加油计划将使空战范围扩展到南中国海。先进的驱逐舰和潜艇反映了北京保护和推进自己的海上利益的欲望。由于采用了新的装备、部队一级的战术得到改进，以及联合作战的协调性得到提高，所以远征军（3个航空师、两个两栖步兵师、两个海军陆战旅，大约7个特种部队作战群和第二炮兵的一支有一个团规模的侦察兵部队）正在得到加强。在长期里，中国的C4ISR，包括基于太空的和天波超视距遥感器，可能会使北京能够识别、追踪和瞄准西太平洋深处的军事活动。
最后，对解放军训练活动的分析结果提供了新的迹象，表明解放军正在探索台湾以外地方的应急情况。例如，在2006年7月至8月的“北剑-07”假想敌模拟演习中，首次有两个装备精良的解放军师参加，提供支援的有空军、第二炮兵和人民武装警察。这次演习的重点是远程调动、情报获取和机动反击行动。
2006年中国还与上海合作组织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演习，其声明的目标是打击“三股邪恶势力”，即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家分裂主义。这些演习包括：
·“2006天山-1”——2006年8月与哈萨克斯坦联合举行的一场双边演习，地点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和中国的伊宁。中国改善了执法部门和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
·“合作2006”——2006年9月与塔吉克斯坦联合举行的一场双边演习——有150名中国军人和塔吉克斯坦的300名军人参加，所演习的是针对恐怖主义袭击的协调反应。
第五章
用于军队现代化的资源
“……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又快又好地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向前进……”——胡锦涛
概述
解放军现代化的来源包括国内的防务开支、国防工业的国内开发，以及外国技术的获取——所有这一切都受到经济业绩的推动。15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北京能够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自己的国防部门之中。
随着中国国内的国防工业成熟起来，中国正在获取主要来自俄罗斯的外国的武器和技术，以填补能力方面的近期空白。然而在长期里，北京寻求完全属于本国的国防工业部门。中国的国防工业得益于民用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从国外返回的留学生们的技术支持和专业技能，以及国家支持的工业间谍活动。欧盟的武器禁运不仅仍然是对欧盟各国军方与解放军之间的交往的一项重要的象征性的和道义上的限制，而且如果取消禁运，会使中国获得军事和双重用途技术的机会增加，以改进目前的武器系统和开发本国生产未来系统的能力。
军事开支方面的变化趋势
2007年3月4日，北京宣布将其军事预算增加17.8%，从而使其2007年的官方国防预算数字增加到450亿美元左右。这一发展是大大超过总的经济增长率的年度预算增幅趋势的继续。
对1996年到2006年期间中国预算数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GDP的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国防预算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1.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而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则为9.2%（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 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所包含的一项类似的分析说，1990年到2005年期间，国防预算的平均增长率为9.6%，而同期中国的GDP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了9.7%。然而，1996年至2006年的数据是一个比较有用的衡量标准，因为它涵盖了1995年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以后的时期，把第9和第10个5年计划时期（分别为1996年至2000年和2001年至2005年）包括在内。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波斯湾战争以后的解放军现代化努力的重振。
除了中国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增长之外，中国已经公布的国防预算并不包括开支的很大类别，其中包括战略力量、对外采购、与军事相关的研发，以及中国的准军事力量方面的开支。国防情报局估计，中国2007年与军事相关的总开支可能高达850亿到1250亿美元。
由于缺乏会计的透明度和中国未能遵守有关报告军事开支和拨款的国际标准，所以准确估计中国的军事开支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其结果是，外部对中国军事开支的估计有很大差别。例如，以官方汇率或者购买力平价（PPP）模型为依据，特定的政府和独立机构对解放军2003年——各个机构发表大量估算结果的最近一年——开支的估算从306亿美元到1410亿美元不等。与此形成对照，中国所公布的当年的预算只有223亿美元。
多年来，美国等国一直敦促中国增强国防开支方面的透明度。迄今为止，北京在其国防白皮书中仅仅提供了高度综合的国防预算数据。此外，一些中国官员仍然反对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坦率的对话了。作为对2006年8月报界有关解放军预算编制方面的透明度的提问的回答，中国在日内瓦的驻联合国大使沙祖康直言不讳地宣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三缄其口，保持沉默比较好。”
中国不断发展的国防工业
中国实行了改革，以实现其军事采购的合理化和加强中国国有军工公司当中的创新。在此基础上，国防工业的现代化于90年代中期加速。这些改革带来了特定的武器系统，譬如导弹、喷气式战斗机和战舰的开发和生产，使其性能参数达到了与西方的系统差不多相等的水平。
导弹与航天工业。 中国开发和生产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生产能力的提高将使中国能够更加高效地达到军队现代化的目标，通过增加现有设计型号的导弹的生产，以及支持开发射程较远的和精确打击能力较强的弹道导弹。中国的航天发射工具工业不断发展，以支持卫星发射能力和载人航天计划方面的国家重点。中国希望到2010年使在轨道运行的卫星超过100颗，到2020年发射另外100颗卫星。
造船工业部门。 5年来，中国的造船厂的扩建，主要是在商用集装箱船只市场方面，使中国总的造船能力得到提高。军民两用的造船厂能够支持主要战舰、大型水陆两用船和超级油轮的建造。中国能够进行现代柴电动力潜艇的系列生产，并正在推进新的核潜艇的研制。中国继续依靠推进设备方面的外国供应商，在武器系统、遥感器等先进的电子设备和基于材料的舰载技术等方面也对外国供应商有所依赖。
飞机生产。 中国的商用和军用航空工业已经从生产直接仿造的苏联早期型号发展到开发和生产国产飞机。中国正在生产比较陈旧的飞机的改进版本和新式第四代战斗机，并正在开发第五代战机。中国继续寻求俄罗斯等外国在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等领域中的援助。中国的商用飞机工业进口了精确度很高的和技术先进的机床、电子设备以及其它零部件。这种军民两用技术还可能用于生产军用飞机。
北京正在减少对外国援助的依赖，改善经营方法，实现官僚机构的合理化管理，缩短开发过程，加强质量控制和增强军用订货的生产能力。作为这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的第11个五年计划旨在巩固与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这些与国防相关的工业将继续得益于：
·外国合资企业提供的技术和技能的转让。
·政府研发和采购拨款的增加。
·外国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合法与非法的获取。
·与学术机构伙伴关系的加强，从而改善招生工作和现有职工的技术培训。
·中国的逆向人才流动。中国的许多新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都是在国外获得培训和经验，然后返回中国。
外国武器和技术的获取
2005年中国与外国供应商签订了价值将近28亿美元的武器合同，从而使之成为发展中国家当中获得武器的第三大国。俄罗斯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武器和军需的提供商，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战斗机、导弹系统、潜艇和驱逐舰。中国正在通过谈判采购额外的地对空导弹、战机、飞机发动机和攻击与运输直升机。中国的几项生产计划都依靠俄罗斯零部件。它还购买了俄罗斯设计的武器的生产权。俄罗斯与中国在许多武器和航天系统的技术、设计和材料支援方面进行合作。例如，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座舱就是在俄罗斯“联盟”飞船基础上建造的。
以色列历来也一直是中国先进军用技术的供应国。以色列人于2001年向中国转让了“哈比”无人战斗机，并于2003-2004年度对“哈比”战机的零部件进行了维修。以色列于2005年开始改进政府对向中国的出口的监管，通过加强对军事出口的控制，建立对军民两用出口的管制，并加强了外交部在与出口相关的决策方面的作用。2007年1月，以色列根据瓦森那协议实施了对新的军民两用出口的管制。到2007年2月，以色列议会即将通过的立法将采纳瓦森那协议有关武器类出口的管制规定。目前还不清楚的是，新的出口管制将在多大程度上阻止今后向北京提供更多的与军事相关的敏感转让。
尽管俄罗斯和以色列具有与中国之间保持牢固的武器贸易关系的历史，但它们通常并没有把自己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转让给中国。为了实现其武器供应国基础的多样化和获得先进技术，中国正在把眼光投向欧盟等替代性的供应国。从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对欧盟各国施压，要求其取消对向中国的杀伤性武器出售的禁运。欧盟是作为对中国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反应实施这种禁运的。在2004年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欧盟领导人表示决心致力于取消禁运。他们于2005年和2006年重申了这项保证。虽然这个问题正式保留在欧盟的议程之中，但是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当中目前的政治意向仍然是反对在近期内取消禁运。
一些成员国是在使欧盟有关武器出口的得到强化的“行为准则”具有约束力的背景下支持取消禁运的。这项准则管理着向第三国的武器转让，但它目前是一项自愿的机制。虽然欧盟的一些成员国认为，如果结束禁运并规定对华出口必须遵守行为准则的规定，并不会使中国的军事能力有任何质量或者数量上的提高，但是另外一些成员国仍然像美国一样，担心准则的各项条款仍然不够充分。
如果欧盟取消禁运，很可能会大大促进解放军实现现代化目标。取消禁运会增加对华武器出售的竞争性定价的可能性，从而使北京获得影响力，以便对其现有的供应国——包括俄罗斯、以色列和乌克兰——施压，迫使其提供更加先进的武器和提出更加优惠的出售条件。加强取消禁运之后的武器出售所带来的军队之间的交流还可能会使解放军获得机会，以学习重要的军事管理方法、作战理论和训练。最后，转让中国最有可能希望从欧盟获得的先进的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C4ISR设备和系统、先进的航天技术、雷达系统、预警飞机、潜艇技术和用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先进电子设备——会推进解放军的作战能力的提高。
中国继续做出有条不紊的努力，以便从国外通过合法和非法的商业交易获得军民两用和军用技术。许多军民两用技术，譬如软件、集成电路、电脑、电子设备、半导体、电信和信息安全系统，对于把解放军改造成一支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以网络为中心的军队是至关重要的。几个曝光度很高的法律案件突出显示了中国通过拉拢重要的科学家和商人非法获取美国敏感技术（例如导弹、成像技术、半导体和潜艇等）的活动。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官员认为，中国咄咄逼人的和范围广泛的间谍活动是对美国技术的首要威胁。从2000年以来，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动了涉及对华非法出口美国武器和技术的400多项调查。
第六章
军队现代化与台海地区的安全
“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复杂严峻。台湾当局实行激进“台独”路线，加紧通过推动所谓“宪政改造”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2006年中国的国防》
概述
台海地区的安全局势基本上取决于大陆、台湾和美国之间的积极互动。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出现、其外交影响力的增强和空军、海军及导弹力量的加强，使北京相对于台北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因为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影响增加了，海峡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10年来，台湾任凭自己的防务开支就实际数字而言减少，从而给台湾当局带来更大的紧迫性，要求其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维持该岛的自卫能力。美国政府已经阐明，它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独，并支持以海峡两岸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间的分歧。
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采取了措施帮助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除了向台湾提供防务用品和劳务，以使之得以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美国国防部还通过美军的改造和全球军力态势的重组，维持着抵抗北京的任何努力，即诉诸武力或胁迫来决定台湾未来地位的条件。台湾自己采取了重要的举措来提高联合作战能力，加强军官和士官团，扩充预备役部队，并增强危机反应能力。台湾于2006年9月进行了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当中的最后两艘的提货，从而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实力。这些改进从总体上加强了北京持续扩军的情况下台湾的天然防御优势。
然而，台湾尚未获得美国2001年表示愿意出售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最终产品，即爱国者PAC-3防空系统、P-3C猎户座反潜飞机和柴电动力潜艇。这些系统会使台湾能够对其防空和导弹防御以及反潜作战能力进行必要的改进。在美国对台提出这项建议以来的6年里，在这些系统所要防御的实力领域中，中国继续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一些进展是出人意料的。
中国在台海地区的战略
只要北京相信正在朝着统一的目标推进，冲突的代价超过所带来的好处，它看来就准备推迟统一。在近期内，北京的重点很可能是阻止台湾迈向法理独立，同时继续提出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实现和平解决的条件。如果台湾接受这一框架，就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作为与大陆统一的交换条件。北京正在采取胁迫战略——包括一些说服的成分——寻求实现这些目标。这项战略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和军事的实力机制融合到一起。
虽然北京宣扬和平解决是它所偏好的结局，但是解放军短程弹道导弹持续不断的部署、其两栖作战能力的加强，以及在台湾对岸部署新式远程对空导弹系统，都提醒人们注意北京拒不放弃动用武力。
台湾所面临的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为总的说服和胁迫的攻势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演习、部署和媒体的活动都促成了一种恫吓的环境。例如，在2006年3月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对军队代表发表的演讲中，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上将说，台海局势“仍然十分严峻和复杂”，并宣布：“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必须增强目前危险的意识和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不失时机地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大陆历来对该岛发出动武警告的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针对台湾有关自己政治地位的宣言和行动、解放军实力的增强以及北京对别国与台湾的关系的看法逐渐演变。
这些情况或者“红色标线”包括：台湾正式宣布独立；未加界定的“迈向独立的”行动；外国干预台湾的内部事务；海峡两岸在统一问题上的对话的恢复无限期地推迟；台湾获得核武器；以及台湾岛内发生动乱。2005年3月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的第八项条款规定，如果“分裂主义势力造成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实”，如果发生“造成台湾分离的重大事件”，或者如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北京就会诉诸“非和平的手段”。
这些“红色标线”的模糊性看来是故意的，从而使北京获得了决定其对策的性质、时间选择和形式的灵活性。除了这种模糊性之外的是对外界人士来说缺乏透明度的北京政权内部的政治因素。
北京对台湾的行动方针
解放军采取各种行动方针的能力不断增强。在缺乏对解放军应急计划的直接洞察的情况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企图威胁台湾，迫使其服从自己的指挥的时候，北京会立即发出准备动武的信号。另外一些人士估计，中国很可能会采取的行动方针是为了造成军事和政治压力，以图赶在美国等国有机会做出反应之前速战速决。如果不可能速战速决，北京就会寻求威慑美国，使之不敢干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会推迟这种干预，利用一场非对称的、有限的迅速战争来加以挫败，或者战斗到形成一种僵持局面，并寻求一场持久的冲突。有关这些行动方针的大致轮廓介绍如下。
有限的武力选择。 一场有限的军事战役可能会包括针对台湾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基础结构发动的电脑网络袭击，以破坏台湾人对其领导层的信心。渗透到台湾岛内的解放军特种部队可能会实施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破坏行动。北京还可能会动用短程弹道导弹、特种部队和空中打击，袭击台湾的机场、雷达和通信设施，以此作为“非战争的”动武方式，以迫使台湾领导层实现和解。认为对台湾发动动能武器袭击不会酿成战争，这种明显的看法显示出北京做出灾难性的错误估计，从而导致一场无意之中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风险。
空中和导弹战役。 针对台湾的防空系统，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太空资源和通信设施发动的短程弹道导弹袭击和精确制导空中打击，可能会支撑一场战役，以削弱台湾的防御能力、使其军事和政治领导层丧失作用，并迅速瓦解其战斗意志，同时设法排除国际上做出有效反应的可能性。
威慑的要素中国在若干层面上受到威慑，因而不敢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首先，中国尚未拥有军事上的实力，可以胸有成竹地实现其在台湾岛内的政治目标，尤其是在面临美国干预前景的情况下。此外，如果爆发矛头指向中国的存在的一场叛乱，可能会使解放军的兵力在许多年里卷入禁区。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还会影响到该地区的日本等国在和平解决两岸争端之中的利益。北京在做出估算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与台湾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可能会造成的政治与经济影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战争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台湾是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如果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就会破坏台湾的经济基础结构，从而导致很高的重建成本。国际上的制裁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场冲突还会严重损害北京在天安门事件以后的历年中一直努力营造的形象，并影响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因为这样一来中国领导人几乎肯定会面临对奥运会的抵制，并可能会失去举办的机会。一场冲突还可能会引发大陆的国内动乱。对于这种应急情况，北京在其计划中看来已经加以考虑。最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一场把美国卷入进来的冲突会造成两国之间的一种长期敌对的关系——这种结果不会对中国有利。
封锁。 北京可能会以海军的封锁相威胁，或者实施这种封锁，作为采取敌对行动以前阶段中的一种“非战争的”施压策略，或者作为迈向主动冲突的过渡。北京可能会宣布，驶向台湾港口的船只必须在大陆港口停靠接受检查，然后才能继续驶向台湾。它还可能会尝试与封锁相当的做法，通过宣布在台湾近海建立演习或者导弹发射的封锁区以及港外锚地，以使商船改道，就像1995-1996年的导弹发射和实弹演习期间所发生的那样。中国的军事理论还包括空中封锁、导弹袭击和布雷等活动，以及采取其它方式封锁港口及其附近海域。比较传统的封锁对台湾的影响会比较大，但却会考验解放军海军的实力。限制往返于台湾之间的海上交通的任何努力都很可能会引起国际上施加相应的压力，并造成军事升级的风险。这种限制措施会产生直接的经济影响，但要想取得决定性的政治结果会颇费时间，从而削弱最终的有效性，招致国际上的反应。
两栖入侵。 可以获得的中国的公开论著提供了有关对台湾发动一场两栖入侵的不同的战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联合海岛登陆战役”。其所设想的是依靠对后勤和电子战等次战役的支援以及海空支援进行一场复杂的作战，以突破或者绕开海岸上的防御力量，建立和巩固滩头堡，然后发动一场攻击，以击破、夺取和占领全岛，或者重要的目标。
两栖作战是后勤密集型的，其成功取决于其在作战地区内的空中和海上的优势、给养的迅速集结，以及在海岸上坚守阵地和随后的增援部队的不断跟进。这篇文章中所介绍的达到如此规模的一场两栖战役会考验中国军队的实力，并且几乎肯定会招致国际上的干预，除了这种压力之外，还有对中国军力的作战消耗，以及城市战和打击叛乱的复杂任务——假如登陆和突围获得成功。此外，对台湾发动两栖入侵还会给中国领导人带来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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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优势心理：
美国核主导地位可能导致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爆发
SUPERIORITY COMPLEX
尹宏毅 译
【本刊讯】美国《大西洋》杂志2007年7/8月号刊登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凯尔·利伯尔和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达里尔·普莱斯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优势心理——美国不断增强的核主导地位可能会使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全文如下：
在今后年代里，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及其不断扩军，美国将寻求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影响。美中对抗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战略关系。乐观派也许会争论说，经济融合的安抚效应将会使华盛顿与北京得以避免直接的敌对和冲突。另外一些人争论说，战略竞争本身就预示着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和稳定，因为每个国家的核武库都构成一种安全覆盖：正如相互核毁灭——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把握的相互摧毁”（MAD）——的危险在冷战期间帮助避免了美苏两国之间的战争一样，核威慑也会使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但是，美中两国之间即将出现的核均衡并不应当使任何人假设，有一种起稳定作用的类似的效应。美国正在寻求获得使MAD变得过时的实力。其所造成的核力量失衡可能会使美国与中国的对抗明显地恶化。
90年代，随着冷战的消逝，核武器显得如同遗骸。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层看来是这样认为。俄罗斯任凭其武库急剧衰败。中国也没有对其核武器的现代化表现出什么兴趣。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初建设和部署的小规模战略力量与今天的基本相同。
但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增强自己的“反击力量”能力——在瞄准敌人的核武库方面最为有效的核武器。尽管美国减少了自己核武库中的武器数量，但它增强了剩下的武器的杀伤力和命中精度。今天的结果是50年来所没有见过的一场全球性的核失衡。美国的核主导地位之明显——或者说其潜在的重要性——莫过于在中美关系方面。
中国拥有大约80枚已经部署的核导弹，但其中只有很少的导弹——配备在单弹头的“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上的那些——才能打到美国大陆地区（关于中国的“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没有任何明确的、解密的数字，但美国官方的说法是18枚。）中国既没有现代的核弹道导弹潜艇，又没有远程核轰炸机。此外，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也不能迅速发射。其弹头是单独储藏的。这些导弹是在没有燃料情况下保存的。（与美国导弹所使用的固体燃料不同，用来推动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固体燃料具有很强的腐蚀性。）最后，中国缺乏在有敌人来犯时会为北京提供可靠通知的一个先进预警系统。
这个很小的武库曾经满足了中国在20世纪的战略要求，但它现在已经过时。目前的中国军队是为一个不同的时代而设计：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有限角色的穷国，美苏两国的导弹命中精度也太低，因而不能实施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甚至针对北京很小的力量来说也是如此。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美国的反击力量的能力也暴涨。此外，将会使美国领导人不敢考虑发动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正在消逝。过去，美国假如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本来会造成可怕的平民伤亡，但现在情况很快就可能不再是这样。
苏联垮台后美国是如何获得核主导地位的，乃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海军用新的、命中精度很高的三叉戟II型导弹改造了其整个装备着核武器的潜艇舰队，并用455千吨的W88弹头替代了这些导弹上的100千吨W76弹头。（一千吨就是1000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其结果是命中精度和摧毁威力之间的一种空前的结合。这对于袭击经过加固的发射井来说至关重要。海军最近还试验了一个全球定位系统（GPS）制导系统。它将使潜艇导弹武库的命中精度，因而还有杀伤力显著提高。
空军自己也改进了陆基的“民兵”III导弹的制导系统。这些导弹当中的许多还正在“重新装备”威力更大的弹头和命中精度更高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些装备是从最近退役的MX（“和平卫士”）导弹上拆卸下来的。空军还改进了B-2轰炸机上的航空电子设备。这些能够完成核任务的轰炸机已经是“能隐形的”。但通过超低空飞行和利用地形来保护自己，以免被雷达发现，这些升级使飞机秘密穿越敌人领空的能力得到提高。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正在寻求获得一系列非核武器。官员们可能会发现，如果他们决定袭击敌手的核武库，这些武器提供的选择比较中意。其中包括精确制导的“掩体破坏弹”常规炸弹、高速远程巡航导弹和常规装备的弹道导弹——都可以用来摧毁敌人的导弹发射井。此外，华盛顿还正在采取主动行动——包括在反卫星战和旨在发现“可回收的”机动导弹发射器的广域遥感领域取得进展——从而使中国的核力量更加容易遭受打击。甚至一个导弹防御系统也会使美国的进攻性反击力量的能力大大提高。这个系统的批评者的断言是正确的，即它甚至无法保护美国，使之免遭有限的核袭击（例如25枚弹头），因为它很容易被假弹头袭击敌方导弹配备的“穿透辅助装备”所压倒。但它可以加强进攻性核实力，通过摧毁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过后幸存的少量来犯的弹头。
美国不断增强的反击力量反映出其对中国作为五角大楼计划人员所说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的出现感到担忧。五角大楼于2006年警告说：“在新兴大国当中，中国最有潜力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无怪乎，美国正在各个军事领域——加强常规战、太空战和信息战方面的实力，以及改进其导弹防御和进攻性核打击系统——中寻求获得压倒中国的主宰地位。
战争计划方面的变化和核力量所在方位的改变证实了，美国的核升级与一种看法有关，即中国可能会构成威胁。1997年，克林顿行政当局做出了自80年代初以来总统指导核战争计划方面的第一项重大调整，扩大了美国所瞄准的中国目标的范围。五角大楼2001年的《核态势回顾》报告所透露的一些片断要求美国准备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亨利·奥贝林中将承认，他的机构的计划完全以打击“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为重点。事实上，导弹防御局还为应付中国出现紧急情况制订了计划。中国在美国的核战争计划中所占的更加突出的地位的最具体迹象，就是5艘装备着核武器的潜艇从设在佐治亚州列王湾的大西洋基地调遣到华盛顿州班戈的太平洋基地。美军战略潜艇舰队的2/3现在以太平洋为基地。最后，据报道，2006年5月，五角大楼采纳了一项新的战争计划，以打击位于中国的目标，可能是利用核武器，从而保卫台湾，使之免遭中国的袭击。当然，很难揣摩华盛顿的意图。但正如兰德公司2003年有关美国未来核武库的一份报告所断言：“超出传统威慑需要的范围，计划中的力量看来最适于提供的是针对俄中两国的先发制人的反击力量。否则，这些数字和行动程序就说不通了。”
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战略——它很强烈地偏好在不诉诸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任何未来的战争。美国而是正在培养自己的核能力，以用于3项范围广泛的用途：阻止常规的或核武器的袭击，加强在严重危机或战争期间针对装备着核武器的敌手的影响力，以及在严重局势下获得较好的核选择。
可供选择的核作战方案
从军事角度看，这种现代化是见效的：美国如果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就能迅速摧毁中国的战略核武库。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危机期间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都很可能会使中国毫无办法对美国领土进行核报复。鉴于两国武库中的发展趋势，中国在今后年代中可能会生活在美国核主导地位的阴影之下。
这项评估依据非机密信息、标准的目标瞄准原则，以及防务分析家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计算方法。（我们还有条不紊地选择了有关重要的不详情况的保守的估计，就是说我们的分析低估了美国的反击力量的能力。）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的最简单的版本就是用在太平洋上游弋的核潜艇对河南省的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发射三叉戟II型导弹。海军使其中起码两艘潜艇在太平洋上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状态，就是说，它们准备一旦接到发射命令，就会在15分钟内开火。由于每艘潜艇都携带着24枚安装着核弹头的导弹，平均每一枚导弹有6个弹头，所以指挥员们具有将近300个弹头可以立即使用。这用来将多弹头瞄准中国的18个发射井当中的每一个都是绰绰有余的。中国领导人不会获得发动袭击的警报。
冷战期间，美国的潜艇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射井，或者任何其它得到加固的目标构成危险。三叉戟I型导弹上的每个弹头命中目标的机会都很小——约为12%。这些导弹不仅命中精度不高，而且其弹头的当量也较小。（类似地，到80年代末为止，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一直缺乏对中国实施一场可靠的解除武装的袭击所需的命中精度。）但海军新的弹头和导弹的杀伤力却要大得多。三叉戟II型导弹的命中精度很高，新的W88弹头很强大，以致如果弹头和导弹运行正常，摧毁发射井几乎是有把握的（可能性估计超过99%。）
在现实中，美国的计划人员不能假设会取得这种近乎完美的结果。一些导弹或弹头可能会失灵：一枚导弹的火箭也许无法点火；另一枚的制导系统也许有缺陷。因此，合乎实际的反击力量计划可能会用4个弹头来对准每个发射井。美国会使这些导弹“交叉瞄准”，就是说，每一枚导弹上的弹头会打击不同的发射井，以使发射井只有在许多导弹都失灵的情况下才会幸存下来。即使假设20%的导弹失灵——核分析家一般采取的标准的保守假设——也有97%的可能性，使中国的每个“东风-5”导弹发射井都在一场4对1的袭击中被摧毁。（相比之下，利用冷战时代的三叉戟I型导弹进行的一场类似的袭击成功的可能性还不到1%。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反击力量能力的跃进是惊人的。）
除了使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得到加强之外，美国反击力量武器的改进还使战争计划人员能够设计核选择方案，从而使这些武器可以在严重危机爆发时更好地投入使用。在考虑打击一个给定目标时，核计划人员面临着许多选择。第一，他们必须选择弹头的当量。美国的武库包括B-61炸弹等低当量武器，其引爆时的爆炸力可能只有0.3千吨（摧毁广岛的炸弹威力的1/50）和B-83炸弹等高当量武器（当量可达1200千吨，即广岛炸弹威力的80倍）。对军事计划人员来说，高当量武器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摧毁目标——即使导弹偏离目标一定距离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低当量弹头对打击目标的选择能力可能会比较强，如果计划人员想要把平民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话。
对战争计划人员来说的第二项重要决策是，是要让武器在地平面，还是在目标上空引爆。地面爆炸造成过大压力和地面冲击力，对于摧毁得到加固的目标来说很理想。但地面爆炸也造成大量放射性尘埃。泥土等物质被吸入升空的蘑菇云之中，与放射性物质相混合，经过风的携带，在爆炸几小时之后降落到地面，从而使致命的放射性物质扩散。
空中爆炸在较小区域内造成超强的压力，但其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也很少。如果引爆发生在一个临界高度以上的空中（具体情况取决于武器的当量），就几乎不会有任何来自地面的大颗粒尘埃在火球中与放射性物质混合。在几周过程中，放射性物质升入大气层高空，，然后降落到地面，呈现出一种危险小得多的状态，散布在一个很广的区域内，从而大大减轻对平民造成的损害。
过去，如果对中国的武库发动一场核袭击，会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后果。武器的命中精度比较低。因此要想实施有效的打击，就必须有高当量的多弹头，瞄准每个目标在地面引爆。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为这样一场袭击建立了模型——类似于上述的潜艇袭击——并于2006年发表了研究结果。这些结果令人警醒。虽然中国的远程导弹部署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但是袭击所产生的致命尘埃会飘移几百英里，杀死300万以上的中国平民。美国领导人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考虑这样一场袭击。
但情况正在急剧改变。命中精度的提高现在使战争计划人员能够用低当量弹头，甚至用空中爆炸瞄准和打击加固目标。美国正在进一步推进其在命中精度方面的突破。例如，美国多年来一直利用全球定位系统结合机载惯性制导系统来提高其装备着常规武器的（即非核的）巡航导弹的命中精度。虽然敌方可能会干扰可能列出的打击目标附近的全球定位系统信号，但巡航导弹却在飞行途中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尔后——如果失去信号——就利用备用的惯性制导系统完成最后几公里飞行。这种做法显著提高了巡航导弹的命中精度，因而也可用于核巡航导弹。美国正在另外一些武器上部署抗干扰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器，在其核弹道导弹上试验GPS系统，并正在计划部署新一代GPS卫星——用较高功率的信号使干扰的难度增加。
如果估计到一场较低当量的空中爆炸袭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用GPS装备巡航导弹（或核弹）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马修·麦肯锡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科学问题顾问和2006年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我们要求他用与美国武库中现存的核武器相当的低当量引爆来重复这项分析。利用3个弹头瞄准每个目标，以增大摧毁每个发射井的机会，该模型的预测是，核爆炸尘埃造成的中国伤亡不到1000人。在一些低当量的情况下，核爆炸的尘埃所造成的中国伤亡将在100人以下。该模型比较适合于预测放射性尘埃造成的伤亡，而不是预测爆炸和大火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但是，由于发射井所在的农村地区人烟稀薄，所以即使是在我们所建立的模型中破坏最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的死亡人数也会不到6000人。今后可能会有可供选择的可靠的非核方案，可以用于摧毁中国的发射井。由于摆脱了造成大量伤亡的负担，面对中国针对美军、美国的盟国或者领土发动核袭击的威胁，美国总统也许会比较倾向于选择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核失衡的战略影响
美中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看来最有可能的热点是台湾，就是假如台湾宣布独立的话。中国一再警告说，这种举动会挑起一场袭击，可能是一场重大的空中和海上战役，以摧毁台湾的防御力量，使该岛容易遭受征服。如果美国决定保卫台湾，美军就很可能会挫败中国的进攻，因为空战和海战是美军的强项。但是，即将遭受的失败会给中国领导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在战争中失败，也许就意味着永远失去台湾。这会削弱中共在国内的合法地位。而中共越来越多地依靠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如果遭受惨败，还会使北京政治领导人和中国军方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为了避免一场危及政权的灾难，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决定使中国的部分核力量处于戒备状态，从而增加筹码，以期迫使美国接受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例如恢复台湾在宣布独立以前的状态）。
然而，通过使自己的核力量处于警戒状态，中国领导人会迫使美国总统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决策：在讹诈面前退让（同意停火并向台湾人施压，迫使其放弃独立）、假设威胁是虚张声势（一项危险的假定，因为中国的每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都携带着能够摧毁一座城市的一个4000千吨当量的弹头），或者在中国的导弹发射之前对其进行打击。
美国不断增强的反击力量对这种情况的影响如何？首先，美国的核主导地位可能会防患于未然，阻止这种战争爆发。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的军队现在没有希望击败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如果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他们的核武库容易遭受打击——使之处于警戒状态可能会引发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可能会断定，战争是一种没有人能够获益的做法。
其次，如果无论如何，台湾问题还是引发了一场战争，美国的核主导地位就可能会帮助在常规水平上遏制战争。危机爆发之初，华盛顿可能会悄悄地向北京表示，如果中国使其脆弱的核武库进入警戒状态，美国就会采取果断的行动。
最后，如果中国以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其领土或者军队发动核袭击相威胁，核主导地位会使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在美国领导人看来比较中意。但是袭击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任何决策都会充满危险。一个导弹发射井可能会没有被发现。此外，如果打击中国的18枚洲际弹道导弹，北京还会剩下大约60枚射程较短的核导弹，可以用来对该地区的美军及其盟友进行报复。然而，在一场“干净的”解除武装的打击——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较少——之后，美国领导人可能会发出可信的警告，即中国如果做出核反击，就会造成真正毁灭性的后果，就是美国对一系列范围更加广泛的目标，包括军用、政府中心，甚至可能还有城市中心发动核袭击。鉴于中国国防分析人士和中国军队内部发出的警告，即它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来避免失去台湾，所以美国总统可能会不得不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总统会得益于10年来的反击力量的改善。
但是，美国不断增强的反击力量是一把双刃剑。迄今为止，中国的核现代化的进展一直十分缓慢。北京正在努力部署新的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潜艇。但是，对于这些系统将在何时投入使用，美国一再推迟做出估计。然而，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改变，尤其是随着其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美国的反击实力，北京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其加快这些计划的实施，并扩大计划的范围——它可能已经在这样做。由于美国用了几十年时间培养自己的反潜战能力和技术，所以中国少量新的核潜艇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北京的虚弱地位。一项比较有吸引力的做法是部署几百枚具有机动能力的新导弹。当然，美国官员很可能会认为，部署这些导弹是一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好战性不断增强——在关系日趋恶化的情况下，还会做出额外的军事准备。
此外，美国企图永久地获得核主导地位。这种努力可能促成了防务专家们所说的“危机的不稳定性”，使无意之中造成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增大。如果中国不解决其在和平时期的核脆弱性问题，那么在酝酿危机或者爆发常规战争的时候，它就可能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迫使其这样做，仅仅为了保护自己的力量而已。但是，中国如果决定武装其一部分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或者分散其射程较短的机动核导弹，就可能会遭到美国的误解，被当作核讹诈或者准备发动核袭击（例如对亚洲的美军基地）。这种举措可能会引起中国的行动本来想要避免的先发制人的袭击。
然而，在美中两国之间的爆发一场常规军事对抗的时候，发生核升级的危险最大。当代美国军事理论旨在破坏和压倒敌方的指挥机构，从而对其造成威慑和迷惑。起码从1991年以来，美国空中战役的一项主要重点就一直是瞄准敌人的电力供应、通信基础设施、雷达站和地下军事指挥系统，从而剥夺其“战局意识”。虽然这可能会帮助赢得常规战争，但是如果目标是防止核升级，就会适得其反。中国领导人仅仅瞥见了战场的混乱局面，了解到其雷达的覆盖受到严重破坏，就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迫使其使核力量，尤其是可以分散的力量（即中程机动导弹）进入警戒状态。这些举措可能会招致美国的核升级。
美国占居核主导地位的上一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显示出了这种显赫地位所带来的一些战略影响。美国当时迫使苏联在1958年到1961年的柏林问题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期间做出让步。在1961年的柏林危机处于高峰时，肯尼迪总统小心翼翼地探索了发动一场核突袭，以解除苏联力量的武装。苏联领导人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些活动，但却知道，对他们来说，任何核升级都是一种输定了的建议，因此他们做出了让步。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的战略核优势帮助解释了，苏联究竟为什么在古巴部署导弹：苏联人当时能够打击美国城市的导弹很少。但是，美国的核主导地位——尽管到1962年这一地位不断遭受侵蚀——还促使苏联决定撤走导弹，因为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准备对苏联发动一场大战，包括大规模的核打击。
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核主导地位很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有利但危险的后果。乐观派可能聊以自慰的是争论说，核主导地位毫不相干。中国领导人也许不会感到任何压力，因而不得不在和平时期制造新的武器，或者在战时进行升级，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决不会冒发动一场反击的风险。按照这种观点，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可能会失败——例如由于美国有关中国打击目标的情报出了毛病——仅仅这种可能性用来对美国领导人产生威慑就绰绰有余。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对一个很小的核武库感到满意，恰恰是因为他们确信，华盛顿（或者莫斯科）没有任何具有理性的领导人会为了一起外国领土上的争端而甘冒失去一座城市的风险。因此，中国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北京在危机爆发时不使其核力量进入警戒状态，美国领导人就不会受到诱惑，想要使得危机升级。
这一论点的一个问题是，它低估了中国人对自己的核武库生存能力的一贯的重视。冷战期间，中国建设了自己的小型武库，以便能够在其最有可能的敌手苏联发动一场解除武装的打击之后幸存下来。中国在机动的发射器上部署能够打到俄罗斯的中程导弹，并把另外一些导弹储藏在洞穴之中。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美国正在越来越不加区别地制订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的选择方案。因此他们将感到巨大的压力，迫使其扩充和保护自己的力量。乐观派的论点还忽略了一种前景，即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理性的情况下选择在危机期间使自己的武库进入警戒状态，因而无意之中引发危机的升级。台湾的局势构成了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危险：虽然力量对比有利于华盛顿，但利益的对比却有利于北京。正如美国希望其在军事上的主宰地位将会对中国产生威慑，使之不敢袭击台湾——或者起码使中国不敢在战争期间使冲突升级到核水平——一样，中国可能会做出合理的假设，即如果它专注于阻止它所认为的中国国土的分裂，就会最终迫使美国做出让步。
最后，由于失败承担的风险，所以美国永远也不会考虑发动一场解除武装的袭击，这种想法低估了恐惧心理在危机期间的巨大威力。面对18枚处于警戒状态的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美国领导人可能会采取如果在和平时期考虑采取看来风险太大的行动。当然，军事演习并不是战争。也不可能知道，在台湾问题或者任何其它热点问题上的一场核对抗是否会真的展开。同样难以弄清的是，中国领导人——目前的领导人或者其接班人——在威慑立场问题上将采取什么决策。但是如果假设，中国将满足于一个小型的武库，就是大错特错。随着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和获得范围更加广泛的一系列全球利益，以及美国的军事准备——常规的和核武器方面的——越来越以中国为重点，北京领导人很可能会对生活在美国核主导地位的阴影之下感到越来越不自在。
如果说美中关系正在走向麻烦，美国现在就在其核力量态势和大战略方面面临着棘手的问题。现在就寻求核主导地位的利弊问题进行辩论看来可能为时已晚。但是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决策依然存在。美国正在缩减其核武库，以遵守武器控制条约。通过简单地使其效力最差的系统退役，华盛顿能够进行这些缩减，而又不影响其核主导地位——它很可能会这样做。
但是，美国可能会决定使其杀伤力最大的潜射弹头、命中精度很高的、装备着核弹头的巡航导弹以及可以在很低的当量上引爆的所有核弹头退役。类似地，它还可能会停止对GPS制导的核投掷系统进行试验。它可能会取消开发将会威胁到中国核武库的新的远程常规武器。做出这种决策将会付出的代价是真实的：它们将会削弱美国在涉及具有核武器的敌手的危机之中的胁迫性影响力，还会使陷入困境的未来总统丧失中意的反击力量选择——就是不会造成千百万平民死亡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些举措还可能会避免与中国之间的一场军备竞赛，并避免危机期间局势的危险的升级。在冷战时代的最后几十年里，对美国核力量结构的重要的衡量方法成为公众激烈辩论的问题。这种情况不应重演。
更加宽泛而言，美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需要面对有关美国处于核主导地位的时代中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的质问。美国应当如何计划以把无意之中造成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式来与核大国进行常规战争？美国是否需要采取十分有限的战争目标——一反投入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鲍威尔理论？军方是否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战争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重点是蒙蔽和迷惑敌人？美国如何计划应付一个可能会陷入紧张的联盟体系，因为它的盟国越来越认识到，自己要比美国容易受到核威胁与胁迫的损害？这种风险的非对称性令人回想起冷战和这种问题对北约联盟构成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将使美国及其盟国再次面对这些痛苦的问题。
对美国来说的根本难题在于：它的目前大力推进核主导地位既是一项解决办法，也是问题本身。核主导地位被认为使美国在未来的争端中获得了一张王牌，从而使之可以让盟国感到放心，并胁迫潜在的敌人。但是，它也可能会引发一场军备竞赛，并带来无论是美国的敌人——还是其盟国——都会难以承受的新的风险。
[ 本帖最后由 xuqingsong 于 2007-10-27 15:44 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