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创作
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处境稍微改善以后，就想到自己应该“有一点作为”，不甘心永远这样无所事事地生活下去，碌碌无为地虚度一生，至少在生活上要有“一点色彩”。我深入地分析了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在“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我不能好高骛远地去妄想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此刻的处境是就想进一家社队工厂去当一名工人也是痴心妄想，我明白今生今世要离开“泥土”是不可能的，在寒窗苦读时想当一名工程师的理想早已在现实中泯灭了。由于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并不在农业科技，而且即使有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所成果”的愿望，因为我既没有经过有关农业的系统的理论学习，而我又处在被“劳改”的环境，任凭你有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终日在泥土里“打滚”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所以，我并不幻想在农业科技上“创造奇迹”。说实在话，我至所以在这些属于相当简单的农技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是出于“受人之托”和“想为社员做一点好事”的初衷，绝对不是我的希冀所在。我只能把想当一名工程师的理想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让它湮灭消失。想来想去，恐怕也只有走文学创作这条路了。当然，我当时也十分清楚，我想写小说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成为作家，我只想能发表一篇、或几篇短篇小说就行，这就达到了我在生活上有些“色彩”或者说能在“平静的湖面上掀起一阵波澜”的目的就心满意足了。我自知没有作家的天赋，对于文学充其量也只不过仅仅是爱好而已，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学基础；而且我当时也还十分清醒，当时许多全国闻名的右派作家都被剥夺了创作权，而且被放逐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去了，文坛上正面临着万马齐喑的局面。像我这样一无文学功底、二无创作实践、仅仅是凭一点爱好和兴趣的人竟也想搞文学创作，而且还希望能发表一篇小说，这岂非是痴心妄想？退一步说，即使我创作的作品有一点“眉目”，难道还有哪一家刊物会登载我这样“右派分子”的作品？
说来也奇怪，尽管我当时有这些清醒的认识，也明明知道文学创作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但我还是鬼迷心窍地干了起来。我当时至所以会产生这个奇怪的念头，是由于我抱着“失败了也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创作是利用农闲时间及晚上进行的，即使无果而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失，最多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而已。我觉得，做人总得有点精神、有点希冀。因为人一旦有了希冀、有了精神后才会产生动力、才会有生气、有活力。否则，人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迟早要发臭。我当时尽管是处在最恶劣、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但我对于生活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信念，我忍声吞气地、默默无闻地等待着，也许有朝一日会出现“奇迹”，我也算是没有白活一生。我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投入文学创作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下我至所以能有空闲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是因为“揩”了“社会前进”的“油”。此前，我可没有一天的空闲时间。白天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雨天则要在家打草鞋。因为一年我要穿几十双草鞋，家中无钱去买，就只好自己动手打了。好在过去母亲在世时常常在家打草鞋供我们全家人需用，我在她身旁耳闻目濡地知道打草鞋的要领，所以打了几双后就有些眉目了。几年以后，由于“社会前进”，手拉车多了起来，于是就有许多废外胎可当作做草鞋的原料，当时就叫它为“车胎鞋”。由于车胎耐磨，一双车胎鞋可以穿上两年，虽然要化二元钱去买（当时的二元钱比现在五十元钱还值钱），但我还是咬了牙去买了一双。从此我就不用在雨天打草鞋，所以也就有了空闲的时间来进行文学创作了。
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写短篇小说的题材应当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这不但是因为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觉得写这种题材也很保险，不会出问题。首先，我觉得还是写植保方面的的题材最合适，因为我对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比较深刻，写起来自然会得心应手些，而且反映农村科学种田方面的题材在当时比较“吃香”。我经过构思后，大致的轮廓就很快地拟定了。 小说的主人公是下乡知青、女植保员林涛（我怕被人怀疑写自己，故意把植保员写成女的），她肯刻苦钻研、善于实践、敢于打破常规，发现了一些病虫害的异常情况，得到了“县病虫观察站”的表彰。大队支部书记郑深海（郑安龙的化身）是一个支持新生事物的先进思想代表者，他热情地支持林涛的各种试验工作。大队长宋建坤则是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他对林涛搞“新花样”持怀疑态度，最后在事实面前提高了认识。小说就环绕这三个人物的矛盾中展开。我把小说的名字暂定为“植保战线”。
我大约化了二个多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才把小说初稿写好，然后交给郑安龙去看，并请他提出一些意见。这里，我有一个良苦的用心，我想，我即使把小说写得不错，编辑部也同意发表，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审”这一关。没有经过大队、公社同意是休想绕过这一关的。编辑部要发表我的小说就必然要到公社、大队来了解情况，如果郑安龙对我创作一无所知，就很难说郑安龙会对我的作品持支持态度，这样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到头来还不是枉费心机了吗？这恐怕也算是我的一个谋略吧。郑安龙看后觉得我的小说写得不错，因为在小说中的人物他是完全熟悉的，他说反映这方面的题材绝对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把这篇“植保战线”投寄给“杭州文艺”编辑部。此后，我就满怀信心地、急切地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二个月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信封上印着“杭州文艺”编辑部的信，不用拆开就明白，这肯定是一封退稿信。编辑部也真是太吝啬了，他们只是在铅印好的信笺上填写了我名字的三个字。这些铅印字的内容当然是千篇一律，无非是一些“感谢来稿”、“继续努力”之类的鼓励性质的客套语言。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仍然执著地修改这篇小说。
接着，又一次退稿，同样又是一张铅印回信。但我仍然没有灰心丧气。我苦苦地思索着失败的原因，对照刊物上小说的描写手法，我领悟到自己写的这篇小说的“病症”是在于人物形象不明显，细节描写不充分，人物个性没凸出等缺陷。明确了修改的目标，我又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修改后的这篇小说寄出后的一个多月后，就收到了“杭州文艺”编辑部的来信。虽然这封回信也是一封退稿信，但却不是铅印文字，是一张在编辑部公用笺上用钢笔写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编辑热情地向我指出小说中的不足之处，并给我“指点迷津”，满腔热情地鼓励我继续修改，并说这篇小说是有前途的。不过这位编辑没有具名，信的下方只盖着一夥编辑部的公章。
不用说，我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事后我按照这位编辑指出的思路进行修改。修改后，我就急呼呼地把“植保战线”再次寄往“杭州文艺”编辑部。
1975年11月9日，郑安龙的把一封信交给我，并说：“我看到在公社文书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上压着一个‘会议通知’，低头一看原来是杭州市文化局、‘杭州文艺’编辑部通知你去参加座谈会的。我连忙问文书是怎么一回事。文书告诉我，公社领导研究过这件事，但尚未作出决定。张为礼表现虽然很好，但让他去参加这样一个省、市级的会议是否适合？我说我看过这篇小说，它是反映科学种田、植保方面内容的小说，有啥不合适的。经文书同意后我就把它拿来了。”因为郑安龙此时已经是公社革委会委员，他的话是有一定份量的。
我真是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我用万分感激的目光望了望郑安龙：“多亏你的帮助。”
这时，秦永臻书记已经调离了爵溪公社，新来的李书记对我态度虽然比不上秦书记对我那样的关心、热情，但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如果秦书记还在爵溪的话，我想这封信是绝对不会被压在文书的玻璃台板上而差点延误了一次对我来说是极端重要的机遇。我想，我还算是十分荣幸的，如果这封信没有及时地被郑安龙发现(离报到只有一天时间)，如果我当初没有把这篇小说给郑安龙看，如果公社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那麽后果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当初的这个“谋略”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看来，我当时真还有点“先见之明”呢，不过我想这不是搞什么“阴谋”，而是“阳谋”。
报到日期是11月10日，只剩下一天时间了，我必须立刻准备动身，否则就要延误报到日期。这时我正在爵溪公路山坡工地上用手拉车拉石块，一天有五元钱可挣。别看这五元钱，当时在生产队里一天只能分四毛钱来说是相差十多倍啊！这五元钱可以供我家一个月的另用开支，或者可以支付二个孩子的一个学期的学费。况且，这是在农闲时间通过自己找来的付业收入，可以不必交队，完全可以放入自己的腰包。但我还是毫不犹豫放弃了这项“高收入”。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韵仙时，贤惠的她虽然觉得这五元钱一天对我们家庭来说是多么难得和宝贵，但她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她知道，参加这种会议对我来说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她赶紧翻箱倒柜地想为我找出几件稍微好一点的衣裳，不至于在会上显得过于寒酸。但她找了好久仍然没有找到一件合适的衣服，因为这十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最后，总算找出二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和裤子。我则赶紧到大队、公社去办理介绍信，由于大队、公社都同意放行，所以办理去开会的手续倒也十分顺利。
为了保证能买到从丹城到宁波的汽车票，我在凌晨二点就起身，冒着黑夜赶了二十多里的蜿蜒曲折的山路，在东方露白时刚好赶到丹城车站。由于我排队在最前面，所以就顺利地买到了去宁波的汽车票。中午，我登上了从宁波开往杭州的火车，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当火车到达钱江大桥时，我望见雄伟的六和塔，不禁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想不到在离开杭州17年后今天，我竟有此机会重回杭州。在1958年5月离开杭州时，我曾十分悲观地认为此生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杭州了。但时过境迁，我竟会以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形式重新来到杭州，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下车后，我没有去找旅馆，因囊中羞涩而只能前往外甥女婿王贤谱处投宿，也只好为难亲戚了。王贤谱原来是爵溪船厂职工，因为该船厂由于爵溪的渔业资源衰竭而面临倒闭的状态，职工只得自找出路，他在几年前来到杭州市的一家修船厂做合同工，他住在南星桥附近的钱塘江边的修船厂职工宿舍。在我到达王贤谱的住宿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他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突然降临感到有点怔奇。我说明情况后，他马上转为欣喜，连忙为我张罗晚饭。次日清晨，我乘公共汽车到龙翔桥后，然后再换上去富阳的公共汽车。上午八点钟就到达了目的地。没费多时就打听到了开会报到的地方---富阳旅馆。
富阳旅馆地处美丽的富春江边，周围环境十分幽静，确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我报到后，一个名叫祝鸿生的编辑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他安排好我的房间后，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开会了，叫我赶快放好行李，马上准备去开会。
参加座谈会的一共有二十多人，会议在上午九时正式开始。首先由杭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孙晓泉讲话，接着就分组讨论。我分在小说组，一共有十来个人。另一组是诗歌、散文组，也是十来个人。经过介绍，我们小说组的组长叫华人秀，他曾经当过“东海”编辑。有一个叫赵和松的人的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我看到过他的文章。此外还有徐迅和洪军。徐迅是兰溪五七中学教师，洪军则是一个海军复员军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在刊物上发表。其他的人都是一些与我差不多的业余作者。
11月12日开始讨论重点作品。我们小说组确定四篇小说在会上讨论，我的“植保战线”也名列其中。无疑地，讨论会上对作品的分析解剖中我受益非浅。因为他们之中有不乏为写作的行家里手。
与我同房间的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叫黄梦燕的散文作者是柴桥人,他的散文已经少有名气。他待人热情，态度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晚饭后，他和徐迅、洪军等人约我一同到外面去散步。我们沿着美丽的富春江畔悠闲地欣赏着她迷人的景色。夕阳西沉，落日的余晖把西边的天角染上了一片鲜艳的桔黄色。缓缓流动着的江水波光粼粼，两岸郁郁葱葱的竹林和乔木林更添神秘的色彩，令人流连忘返。我们边谈边走，登上了富阳著名的风暴点---鹳山。这里有近代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的衣冠冢。郁达夫是富阳人，他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郭沫若共同发起组织“创造社”。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文艺副刊”，积极从事抗日战争宣传工作。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杀害。故乡人民当然不会忘记这位爱国者。鹳山确是名不虚传，远眺富春江，像是一条宽阔的银带，神奇而美妙；名镇富阳收尽眼底，万家灯火地像一夥灿烂的明珠镶嵌在美妙绝伦的银带边，真是叫人心旷神怡。爱好文学的人大致都欢喜纵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及其代表作品，每当谈及这些名人轶事或他们的名著时，我当然也喜欢插入其内。洪军有点奇异地问我：“你这个农民也真有点奇特，如果没有博览群书，哪会拥有这么多的学识？”我笑而不答。我如果暴露了“庐山真面目”，这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吗？黄梦燕则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然后会意地笑了。转尔他忽然又笑容可掬地问我：“你知道接待你的祝鸿生的情况吗？”
“他是‘杭州文艺’编辑。”我很爽气地回答他。
“还有呢？”他继续问我。
“------”我呆然地望着他。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大文豪巴金的女婿。我索性再告诉你，他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同在上海戏曲学院毕业。林小林现在是‘浙江文艺’月刊编辑。这个消息你总不灵通了吧。”
说起巴金我倒是相当熟悉，我拜读过他在法国留学时写的“毁灭”，当然也废寝忘食地读过他的代表作“家”、“春”、“秋”，也读过他的散文集（如“春天里的秋天”）。巴金是我崇拜的作家。可是我长期来身在农村，过着坐井观天式的生活，怎能知识祝鸿生是他的女婿呢？------
11月14日，祝鸿生与我祥细地讨论修改“植保战线”。主要涉及主题深化、突出人物个性及细节描写等问题。谈后，我连夜忙碌起来，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
二天以后，祝鸿生找我谈话，他认为“植保战线”仍然需要修改。他并建议我索性把原来的构架拆掉重组，另起炉灶，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不用改变。于是我重新构思起来----。这天晚上，我把小说结构重新进行安排，直到次日凌晨二点才把初稿完成。第二天上午，我又对它进行逐行推敲，直到下午四点才把稿子交给祝鸿生编辑，我才如释重负。我把小说的题名改为“女植保员”。
在开会期间的待遇还算不错，伙食费每天补贴八角，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因为会议安排在一个食堂里吃。早餐二角，中晚餐各三角，不用自己再掏腰包，当然这是最节约的吃法，省得不能再省了。其实，像我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对于一餐只有四两米、二角菜下肚当然只是“半饱状态”，我只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开会不像干农活那样费力，少吃些没关系；再则开会的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饭量都很细，我如果像在家里那样吃法，一顿要吃三大碗米饭岂不是也太不雅观了？这一切，细心的黄梦燕都看在眼里，我这个虎背熊腰式的农民，中、晚餐只吃四两米饭、二角菜是无论如何没有吃饱的。饭后他把五斤粮票塞进我的衣袋里，并说不用再解释了。我当时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另外，住宿费不用自己付款，途中住宿费、来往车票均可报销。如果是农民作者还有每天八角钱误工费可领，附带一张证明回去上交大队可记上会议期间的工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在此前拉石头时由于不小心手指被轧破了尚未痊愈，此刻又发炎了，手指头红肿起来。编辑徐培培（笔名倪土）知道后，他就热情地亲自带我到卫生院去换药，并说医药费是可以在会上报销的。我当时真是相当感激，这种同志间的关爱和温暖已经多年没有感受了。
11月17日，我向祝鸿生等编辑们以及黄梦燕等朋友们告别，离开富阳回杭州，仍然在王贤谱处过夜。次日清晨，王贤谱送我到南星桥车站上车。我当时是意气风发的心情离杭返象的。
12月28日，我接到祝鸿生编辑的来信，告诉我“女植保员”已改名为“植保姑娘”，编辑部已决定刊载。顿时，我心花怒放，立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韵仙，她听后也喜上眉梢。
1976年1月8日，祝鸿生来信通知我，“植保姑娘”在今年第二期上发表。同时，他还给我寄来了一套彩色年历。我真感激这位热心肠的编辑，我们只不过是一面之交，他竟会如此热情地关心我，世界上也真是好人多啊！
1976年4月20日，我收到祝鸿生寄来的当年第二期“杭州文艺”以及五本书籍，其中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鲁迅书话”。我连忙翻开“杭州文艺”，只见首篇是倪土的短篇小说“高处不胜寒”，第二篇就是我的“植保姑娘”。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内心的喜悦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此后我又写了一篇“茵绿的田野”，脱稿后就寄送给“杭州文艺”编辑部。
1976年7月13日，我接到杭州市文化局、“杭州文艺”编辑部的通知，叫我到桐庐去参加文艺座谈会，15日报到。我作了一些简单的准备以后，在次日中午动身，在宁波宿夜。次日清晨乘火车赴杭，然后搭汽车去桐庐。在桐庐招待所报到后又遇见了祝鸿生编辑和黄梦燕、徐迅等老朋友，大家都兴奋异常。
晚饭后，黄梦燕、徐迅约我去桐君山欣赏富春江的美景。这里的富春江景色与富阳不同，人文景观当然也不一样。桐君山是一个郁郁葱葱的小岛风景十分幽美，它是在二叉支流的交汇处。南边这条支流上有许多乱石滩，溪流湍急，上游是富春江发电站；北面这条支流则是一条江面较宽、水流较深的河流，上游就是全国著名的新安江发电站。富阳有郁达夫衣冠冢，桐庐则有严子陵钓鱼台。与富阳一样，桐庐也是一座具有文化底蕴的名镇。
由于此时离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我们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谈到了这位“一千年才会出一个的伟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我心里感到万分悲痛。这天的晚上，我的枕头被泪水浸湿了，我从来没有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逝世而如此悲伤过。此刻，一种悲哀的气氛立即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在“四人帮”还在头上横行的时刻，我们藏在心中的许多话是不能随便可以从口中说出来的。
“周总理逝世后，我们的心中为什么都会如此地感受到悲痛？”我低沉地问黄梦燕。
“因为总理的心中装着人民，人民惦记着总理啊！”黄梦燕若有所思地回答我。
看来，我和黄梦燕都是心照不宣地、无比沉痛地缅怀周总理，但彼此都把憎恨“四人帮”的愤恨心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
这次桐庐会议与富阳会议的气氛大不一样，座谈会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会议开始后，孙晓泉只是短短地讲了几句作为开场白，接下来就由杭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年轻人讲话。从他的语气上就完全可以听出，这是一个“造反派”人物。他很不客气地、不指名地批评文化局的领导人（他明显地在批评孙晓泉），说他们搞的文艺方向不对头，不配合目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接着，他就向会议布置创作任务，创作题材首先要著重去描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
会后，除了几个人写“走资派”题材以外，大多数人对写“走资派”不感兴趣。我从无接触过“走资派”人物，故也就无从写起，只好急得“昏头转向”。结果当然一事无成------
会议期间，祝鸿生带我去结识二个人。我望着这两个一男一女的陌生人显得有些尴尬，他[她]们却笑容可掬地望着我。祝鸿生见我一付窘迫相，就指着一个青年人介绍说：“他叫史奇山，是杭州大学的在校生，是你的同乡。”史奇山马上过来与我握手：“我是定山人”。接着又向我介绍另一个女同志：“这位是我的爱人，名叫李小林，是‘浙江文艺’编辑。”李小林对我微笑地低低头。我看了看李小林，觉得她的面容很像巴金，特别是嘴巴，与巴金一模一样。我对于结识这二位朋友感到相当荣幸，祝鸿生确是一个待人热情、感情细腻之人。
7月25日，孙晓泉简单地作了小结，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午饭后，祝鸿生夫妇与黄梦燕、徐迅和我等人乘船回杭州。我们在船上饱览了富春江沿岸的秀丽风光，真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座谈会上的沉闷心情一扫而光。我们边看边谈，不知不觉地驶过富阳，又使我回忆起一年前的、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的美好的记忆------。船穿过钱塘江后就到了码头。我们上岸后，就搭上公共汽车去解放路。祝鸿生已经为我们安排好在“杭州文艺”编辑部旁边的省水电招待所住宿。
晚上，黄梦燕、徐迅约我一道到六公园附近的遂安路2号祝鸿生家去拜访。祝鸿生、李小林殷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沏茶，并拿出许多糖果来招待我们。我浏览了一下他们十分整洁而简朴雅致的居室，最显眼的是墙壁边的二列书架，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各式各样的图书。一架双人床摆放在房子中央，旁边只有一口衣柜和茶几、椅子等家具，使人感到有一种书香门第的浓厚气息。
我们大约坐了个把钟头，就向他们告别出来。临走的时候，祝鸿生、李小林执意要把一包饼干和一包糖果送给我，说带给我的小孩子们吃。我真感到不好意思，在他(她)们的盛情之下我也只好收下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见拉着凄厉的警号的几辆汽车，我们连忙避在路旁。只见车上有四五个全付武装的民兵押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反革命”，使夜色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
第二天早上，我与黄梦燕、徐迅告别。徐迅塞给我二斤粮票：“你们农民调几斤粮票不容易，回家总得买点孩子们喜欢吃糕点去，孩子们盼着哪。”这个擅长于写儿童文学的徐迅真是相当理解小孩子的心情，我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对他这片真情，我也不好意思推却。使我感到惭愧的是此后我并没有用他送给我的这二斤粮票去买孩子们喜欢吃的东西，因为家中还常常为盐甏里的盐发愁呢，我哪能去买这些“奢侈品”？何况，这时已经懂事的孩子十分清楚自己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他们并不奢望我买好吃的糕点回家去供他们品尝，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这种口福。离开招待所后，我就乘早班火车回家。
大约在一个月后，我收到黄梦燕和徐迅的来信。黄梦燕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回忆我们的友情，并希望我们的友谊会长期地保持下去，他还在信中寄来五斤粮票。徐迅在来信中饶有兴味地回顾我们聚会时的愉快情景，他还赠诗一首：
携手两遇富春江，子陵滩上锻文章。
滚滚江流入东海，戚戚情长刻心房。
愿君永挥五彩笔，迎来乾坤四季香。
隔着岳岭赏春光，汗映灯花梦更香。
我当初确实想象不到，文学创作不仅仅给我带来一种希冀和精神上的活力，还意外地给我带来了难得的友情和关爱，同时也给我开阔了视野，犹如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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