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生伴侣
我回家后就加入到生产队里去劳动。其实只有半年时间里是在三村二队参加农业劳动，后来就被抽调去干各种杂活。如画壁画、土高炉炼铁、猪场种饲料、造公路等，还有近半年时间被公社抽去参加全县搞的“土壤普查与规划”工作。在“人民公社”范围“调整”到爵溪镇的以后，各项大量的社会工作就大大地减少了。于是，我就回到本村的“爵溪农业大队笫一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此就一直在这里干了近二十年。不过后来“笫一生产队”又分为四个生产队，我分在“一村二队”（又叫南街生产队）。
我就这样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母亲和姐姐们看到我年纪一年年大起来，光棍一条地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人嘛总是要成家的，孩子没有成家，作为父母亲就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她们竭力想办法给我介绍对象，想了结一椿久久挂在她们心上的“心病”。我十分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要想找一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姑娘简直是“痴心妄想”，因为当时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会愿意嫁给一个在农村“改造”中的“右派分子”。有一个“标准”我是绝对不会动摇的，即没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我不要。所以她们就一直没有如愿，但她们仍然不灰心，一如既往地在努力寻找着。也许是缘份，在1960年4月，我的大姐夫陈能华的婶婶愿意给我介绍对象，说她有一个侄媳的妹妹很适合，不妨可以去说说看。她从女方返回后的信息是：女方同意我前去“相亲”，说可以在见面谈了以后再作决定。于是我就和王亨良（与我同样命运的人，他从定海师范开除回家，成为我在家乡的好友）一道到林海公社陆家大队的女方家去“相亲”去了。在双方彼此会面以后，就决定让我和她单独“谈心”。由于初次见面，我看她低着头有点腼腆。她身材较高，有一对齐腰的、乌黑的长辫子。虽然说不上漂亮，倒也长得眉清目秀、十分端庄。我当时想，就我目前的条件而言，这恐怕是相当理想的对象了。我们都如实地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这个名叫陆韵仙的姑娘高小毕业，家庭出身地主，芳龄二十三岁（比我少一岁）。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说起话来真也有点“臭味相投”。她说她不愿意嫁给一个出身好的人家而因此被人瞧不起，宁愿与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作生活的侣伴。我如实地告诉她关于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她说已经从介绍人那里知道了，她愿意与我一起生活。这样，我们的终身大事就首先在我们自己二个人的范围里定了下来。随后，我就把一支买来不久的“关勒铭”金笔赠送给她，也可算是一件定情薄礼，她欣然接受了。我们“谈心”结束后，又经过她们家庭成员商量一阵后，最后就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于是，我就和王亨良与她一起到丹城去拍摄“订婚合照”去了。
当时双方都有立即举办婚礼的愿望，既然亲事已经定了下来，就不必再拖延了，何况彼此的年龄都已不轻了（当时一般都是男二十、女十八结婚）。经双方协商后，都同意在不久后的五月一日结婚。也就是说，从订婚到结婚只有二十多天时间。当时我家经济十分困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各项准备工作根本就“措手不及”。好在女方不提任何条件，认为彼此简便些就好。女方的态度是：她家没有准备什么嫁妆，也不在乎男方发多少“聘金”。所以当介绍人送去的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的“聘金”时，她家竟也没有“嗤之以鼻”。这门婚事真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
结婚仪式真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结婚那天只办五、六桌酒席，只邀请十多户至亲至朋参加，范围划得少得不能最少了。尽管如此，父母亲和姐姐、姐夫们还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总算是完成了她们心中的一件大事。婚礼是在欣喜的气氛中进行的------
她家的社会关系确实很复杂。我的岳父教过书，是个文化人，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一任靖海乡（即林海乡）乡长。解放后，对于担任过乡长的人是要划为反革命的，于是他就逃往上海，隐姓埋名地进入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肃反”运动清查时被发现，于是就被判刑，关在上海的提兰桥监狱里服刑（七十年代初刑满释放回家）。在后来的近二十年的凄风苦雨的生活中，她始终遵守她当时的诺言，我们无怨无悔、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地面对艰难的岁月，她坚韧地、义无反顾地与我共同背着“黑锅”艰辛地在风雨如磨的人生道路上跋涉。
我们结婚不久就遇到“大饥荒时期”，使她忍受难以想象的苦楚，所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她受了整整二十年的苦楚。
她不但善于忍耐，而且还相当会刻苦。由于我在生产队的收入相当微薄，年终分配时只有四角钱一工，除去口粮钱后就所剩无几了。日常的柴米油盐开支总是东借西赊的。为了填补这个“空洞”，及时偿还借赊的钱款，我只得在做“农夫”的同时还得在农闲时充当“三夫”---樵夫、挑夫、船夫，藉以还债和应付日常的必需费用。
当樵夫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因为要翻过海拔四百多米高度的几座山，然后要把一根根柴砍下来、捆起来，最后还要把这一百五、六十斤的柴担挑回家来。每当我到家歇下柴担时，就感到精疲力竭了。这还不算，在每年的冬季里，我和弟弟还要到海山（海岛）去砍柴，因为在海山砍柴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但劳动效力高。在海岛停留十来天，就能砍下二十来担柴。然后用船把它载回家，可免去肩挑之苦。不过，在海山砍柴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劳动。这种“高效力”是用起早抹黑、整天不停地弯着腰砍柴换来的。这种高强度的、极其严重的、野蛮式的体力损耗，只有去过海山砍柴过的人才能体验得到的。更何况，在海山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与“原始人”没有多少差别。我们兄弟二人带去一张竹簟以及被铺、炊具、番丝（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用一只小舢舨把我们送到海岛去。到了海岛，我们就架起竹簟当作“帐篷”，这就是我们的“居室”；接着就用锄头在山坡上掏个孔，然后找几块石头垒起，再把锅架上去，这成了我们的灶头了。完成了这二项“住”和“食”的准备工作后，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舍得浪费掉，背起竹杠带着弯刀上山去砍柴去了------
充当挑夫，当然同样是极其艰苦的体力劳动。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爵溪供销社找了一个搬运货物的“角色”，就是要把丹城的货物挑到爵溪来（那时公路未通）。我为了多挣些钱，有时竟挑了二百来斤。从丹城到爵溪二十多里路程，中间还要翻过一道海拔一百多公尺赵岙岭，其劳动强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挑着一百七、八十斤的担子要翻过有一百多公尺的赵岙岭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我当时是汗流如雨、上气不接下气、一步一个脚印地、极其艰难地登上赵岙岭的------。她十分体贴我的辛苦，常常到赵岙岭脚来等我，分担我的一部分货物，减轻了我的负担，使我肩膀上的担子轻松了许多------
她从未捏过弯刀到山上去砍柴过，但为了帮我多砍些柴，能有更多的柴可以出卖，以换取生活之急需，她竟然有好几次一定要与我一起到海拔四百米高的龙葱山上去砍柴。有一次砍柴的经历使我终身难忘：在七十年代的一个秋天，她执著地一定要带着已经八、九岁的承志与我一起到龙葱山上去砍柴。在秋季里砍柴是要把砍倒的柴放在山坡上晒干后才能把它挑回家来。所以那天我们只带了弯刀和饭包（中午要在山上吃饭）。这天由于天气阴沉，我们于是就带了雨衣，以备不测。谁知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老天真的下起雨来了。于是我们三人就穿着雨衣冒着雨砍柴，一直砍到中午才休息。绵绵的秋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只好躲藏在一块悬岩下吃了中饭。饭后，我们休息片刻后，又捏着弯刀、穿上雨衣砍柴去了------
当船夫除了艰苦以外还要加上一个艰险。在寒冬腊月，特别是在夜间，剌骨的西北风掠过海面直扑而来，冻得我浑身发抖。可以想象，站在船上值勤、干活是一件多么难熬而艰辛的工作。令人更可怕的还是“艰险”。有一次，我在机帆船上当船夫，这只排水量有40吨的机帆船装着从爵溪下沙的黄沙后要运到上海去。船在嵊泗列岛的陈山港停泊过夜。笫二天清晨开船，当我们船刚驶出港口时，就发觉洋面上巨浪滚滚而来，这就是谈“楫”色变的大楫洋！也许由于我是一个“旱鸭子”，从无见识过如此凶猛的巨浪，一个浪头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我们这只40吨的机帆船被巨浪掀得像一片碗豆壳似的，一会儿被巨浪掀至浪尖，一会儿又被它甩下浪底，简直是在做“猫玩老鼠的游戏”。浪头直扑船头，掀起有十多米高的浪花，并不时地从船头涌进到船的甲板上，把甲板上的黄沙冲得变成一块“秧田”似的。我被吓得魂不附体，我当时想一切都完了，这次恐怕是难逃劫运，要葬身海底了。我在内心里却还在祈求着老天爷，希望它能保佑我们平安地到达上海，我现在是绝对不能离开她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啊------幸亏这个老大镇定自若，面上毫无惊慌之情。他直视迎面扑来的巨浪，稳健地操着舵，巧妙与凶恶的海浪周旋。经过大约五、六个小时的博斗，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驶进了海面平静的长江口------
她不但会干粗活，而且还善于做细活，她的针黹功夫是有名的。那时人们穿的鞋都是女人自己做的布鞋，而女人针黹的好坏，只要看一看她的鞋底砌得怎样就可以知晓。她砌的鞋底针眼排列得密集而又整整齐齐，凡是看到过她砌的鞋底的人都交口称赞的。后来我们家从上海买来一台缝纫机，她学起缝制衣服和鞋帮口缧边的工艺来。她制作的鞋帮口缧边工艺的精致程度在全爵溪是闻名的，几乎成了爵溪的“缧边专业户”。这种鞋口缧边工艺是十分精致的，没有纯熟的、善于驾驭缝纫技巧是不行的，因为它要求针迹与鞋口的纤条摺边边缘只保持一豪米的间距，而且一定保持平行，不能有丝毫偏移，否则就不美观了。特别是那些要作为嫁妆的鞋子，爵溪绝大多数的出嫁姑娘都把她们的鞋帮拿到我家来加工的。每到年底，她的鞋帮口缧边的活儿就赶制不及，连夜缝制还都满足不了人家执意要她制作的鞋帮口缧边“业务”。制作费虽然只有二角钱一双，但积少成多地累加起来也是相当可观。由于有她的这一笔的“额外收入”，使我们家经济处在严重窘迫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明显的转机。
1962年10月5日（农历九月初七），我们的笫一个孩子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为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实现我未竟的理想，特地给他取名承志。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正是我们面临“山穷水尽”的时刻。幸亏有亲戚和左邻右舍的帮助，使我们渡过了这个难关。这个孩子刚降临到这个世上就相当娇气，他非抱着不睡，而且还要摇摆不停地哄着。这孩子也真机灵，即使是睡熟了，一放到床上就立刻醒来，而且啼哭不止。于是也就只好用手抱着睡觉。这时幸亏有大姐帮忙，整天地抱着他、哄着他，如果没有大姐协助真是不堪设想。这样的“胡闹”就整整地过了一个多月后才渐渐地停息下来。她做月子的时候，不但补品极少（只有一些亲戚送来的），而且没有“当值保姆”侍候，幸亏有大姐相帮才总算渡过了这个难关。
1964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十四），我们的笫二个孩子又接锺而至。我希望他长大后能具有渊博的知识，就取名为承渊。这年我们家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而她的身体又处于相当虚弱状态，面容消瘦、憔悴。她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真是使我吃惊：在怀孕九个月的情况下，她竟会凸着肚皮到下沙岭边的番薯地里去捋番藤叶，并把一满担番叶自己挑回家来。承渊生下来以后，她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面庞上的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幸亏承渊没有像承志那样一定要抱着睡觉，他倒像很体贴母亲似的，只要把他奶吃饱，放头就在床上睡觉。由于我这时常常在大岙等地劳动，中午餐要由人送去到当地吃的，所以在尚未满月的情况下，她还需下床到灶间去为我做饭，害得她为此而留下许多疾病。
我们笫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经济已经有了一点好转。1970年2月5日傍晚，也就是当年的农历除夕之夜。在吃好年饭以后，她肚子突然痛起来，她就知道她要分娩了。于是她就赶紧做好准备工作，把老大、老二穿过的衣服都拿出来。我马上就把大姐叫来。我见她痛得满头大汗，直到十二点钟时，大姐认为分娩时辰将近，叫我赶快把包生婆去叫来。我马上一口气奔到八村把包生婆叫来后，果然没等多久，我们的笫三个孩子就来到人间。这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了。为了希望他将来也能与我的工作态度一样，发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于是就给他取名为承雷。
每当我回想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的内心除了感激之情外，总觉得我作为丈夫是欠她太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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