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春华秋实 于 2013-6-18 21:43 编辑
20多年前，女作家龙应台擎着一把“野火”闯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毫不留情的言者，一个冷峻的批判者，一个咄咄逼人的斗士。她的书在华文世界掀起了一股“龙卷风”。半年前，生死笔记《目送》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她。和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龙应台是女儿，是妻子，也是母亲，有温柔，也有深情，乃至脆弱。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其实，她比很多人更孤独。这就是最真实的龙应台。
1952年，龙应台出生在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父母是1949年从大陆逃难到台湾的难民，就这么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龙应台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
她在那个可以望见大海的渔村读完了小学，童年时代正是台湾经济萧条的年代，她的家和无数外省移民家庭一样品尝了贫穷的滋味。在她的记忆里，母亲经常从工厂里拿回来尼龙线编织渔网，不眠不休10来天工夫，手指磨破出血，才能领回80元钱。而她的父亲为了给她筹措学费而到邻居家四处借钱。
家境虽贫困，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她从湖南衡山走出来的父亲，是职业军人，刚到台湾的那些年里经常搬家，而在不断的搬迁中，逐渐养成龙应台站在心灵边缘冷静观看世界的个性。念台南女中时，龙应台就开始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思想特质。她对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却花很多空余时间去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不过非常用心。
1969年，17岁的龙应台进入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就读；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新竹交通大学担任助教。交通大学的校训是“知新致远，崇实笃行”，这与成功大学“穷理致知”的校训一起对年轻的龙应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她坚定了从事文学研究的信念。
1975年9月，23岁的龙应台赴美留学，一待就是8年。她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担任教职。龙应台后来回忆说，在美国念书时爱默生对她的影响至为深刻，她至今还记得半夜读书，读到他的一句话“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正因为这句话，我们今天所读到的龙应台的文字都触手可及，毫不艰深晦涩。
1983年8月，也就是出国10年之后，偕同德籍丈夫，一起回到台湾任教于中央大学英文系。经过一年的观察，因忧心文学界“温柔敦厚”的评论风气将无助于文学发展，并希望在专业上尽一份心力，她开始发表一系列尖锐的小说评论，随即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5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1986年，他决定赴瑞士应聘。因此，就在“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突然做出重大决定：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相夫教子。
从34岁到47岁，龙应台一走就是十三年。其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异乡寂寞，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曾这样评价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
正如她后来所回忆的：“我一直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阴和阳、硬和软、刚和柔的元素。对我而言，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件事，跟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完全协调的。你往往是为了怀里喂奶的那个婴儿将来的幸福，你会去横眉冷对千夫指；你往往是因为心中有爱，才会去做怒目冲冠的事。”龙应台，就是这么一个集硬和柔软于一身的新女性。这一年，她的生活重心从家庭游走到事业中。
出任局长的三年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记得从前，龙应台非常迷恋家庭和小孩，她可以白天写《野火集》，晚上给孩子哺乳。当月光照下来，坐在黑的房间里喂奶，她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顶天立地的大事。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然而，到她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2003年，毅然决定离开政府部门，去香港一所大学当一名客座教授。离开台湾，龙应台说是为了重拾属于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要重新认识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离开官场选择了任教。同一年，她出版了一本新书《银色仙人掌》，在自序里，她以第三人称写下离婚又丧父的心情：作者出远门去了，背着一个人们看不见的行囊，行囊里的轻重，只有自己知道，在重重的黑暗里，再怎么流浪也逃不掉存在......。
“家庭是你的来处，所以在理想上，它是一个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时候家庭也是一个最充满压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彻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东西上，连家庭也帮不了你。”诚实地面对生命，时不时拿自我跟灵魂对话。
在香港的时候，她把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年迈的母亲和儿子，想休息的时候，她会带着相机，整个下午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城市。
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丈夫的走，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自嘲说，“我没有一个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做得最好，但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面对，所以才写了受伤笔记《亲爱的安德烈》。我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虽然也会带父母看戏，带他们散步。只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什么是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仍是一个学习非常非常慢的女儿。”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如今的龙应台更能勇敢面对，素颜修行。
——文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