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索尼亏损56亿美元，夏普亏损47亿美元，松下亏损96亿美元。而且在即将过去的2012年里，他们的巨亏势头仍在延续中。当年曾令国人顶礼膜拜的这些日本企业，如今纷纷陷入历史性的低谷。
当然，无论在哪个国家，企业兴衰轮回本就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比如在美国，也有柯达之类的昔日王者走向落寞，但与此同时，却有更多新生力量向王座发起冲击。在全世界股票市值最高的四家企业中，微软、苹果和谷歌这三家都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如果用人的年龄来衡量，那么微软和苹果正值三十几岁的壮年，谷歌更是一位只有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所具有的活力，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相比之下，成立于上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夏普或者松下，正在或者即将成为“百年老店”，沉沉暮气非但拖累了企业自身的经营，也将日本经济拖入了泥沼。
为何日本就诞生不了新一代企业巨头？答案或许很复杂，但有一点显然不容忽视，就是美日两国在人口结构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创建年轻而有活力的企业，首先必须要有年轻而有活力的创业者：比尔·盖茨20岁创办微软；乔布斯21岁创办苹果；安德森和佩奇在同为24岁的时候联合创办谷歌。
而在日本，哪里去找类似的年轻创业者呢？首先从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的数据来看，日本已经从二战刚结束时的4.0以上，下跌到如今的1.3左右，远远落后于美国目前2.1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随着新出生人口的不断减少，日本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将不断下降，这一点已经成为相对于美国的巨大劣势。
生育率下降对于创业所形成的妨碍，不仅仅在于年轻人绝对数量的下降，更在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的老化，以及老年人构成选举投票主力的背景，导致各种社会资源和福利向老人倾斜。
我在日本出境时发现，填表格的地方配备有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不禁感叹日本真的是一个老年人的天堂。日本老年人退休后能享受的福利令人羡慕，退休后还能拿到以前工资的7成，远高于刚刚就业的年轻人。政府的税收和企业论资排辈的制度，无形中把年轻人创造的经济成果转移支付给了老人。
在这种氛围中，日本年轻人很难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企业中还有32%的课长是35岁以下的，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只有16%的课长是35岁以下的。而在更高级别的部长位置上，七十年代还有25%的部门经理是45岁以下的，到了九十年代，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不到8%。
以往在分析日本经济由盛转衰的原因时，人们总是将目标聚焦于汇率变化、经济政策等元素，却忽略了人口结构对此形成的巨大影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其他政策出现了偏差，也许还有在短时间内进行纠正的机会。唯独在人口问题上，纠正错误所需要的成本要大得多。因为今日实施的人口政策，所影响到的其实是二三十年后的年轻人口比例。倘若允许日本政府使用时间机器，想必他们会选择穿越回到几十年前，从而尽早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说完了日本的例子，回过头来再看中国的情况。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的日本，如今不遗余力地鼓励国民生育，争取走出人口老龄化的泥潭。至于“六普”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不足1.2的中国，目前倒是仍在实施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这种对比显得格外刺眼。
或许政策的制定者，眼前只是看到了北京或者上海地铁内人头攒动的景象，从而以为中国人口仍然太多。但正如前面提到的观点，人口政策的见效时间具有很强的滞后性。所以如今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前瞻性地分析二三十年后的情况。
根据来自美国权威统计部门的预测，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总和生育率，那么等到2040年，届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图几乎就是日本现有结构的翻版。至于日本社会目前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未来同样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正因为这个问题具有如此的紧迫性，所以我这两年的工作之一，就是让人口学家更加了解经济和人口的关系，和让经济学家更加了解中国人口结构少子化的严峻形势，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经济学家站出来呼吁改变生育政策。
近日我已连同多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共同发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紧急呼吁》。调整人口政策，对于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选择。
来源：财新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