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海南：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蔡海南：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1944年9月我一进入西南联大，就听老同学以崇敬的口吻谈起闻一多先生。十月间，在昆仑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主席台上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两个美髯公，有人告诉我，一位是李公朴先生，另一位就是闻一多先生。

     后来我在联大，凡是闻先生的讲演会，我总争取参加。我还修过他的《楚辞》课，对他逐渐有了较多的了解。

     闻一多先生是湖北浠水人。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当了教授后，曾有一段时期把自己禁锢在象牙之塔里，追求他那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文艺。

     他是怎样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的呢？有一次他同我们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抗战开始后，北大清华等校先是撤退到长沙，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但不久战火就蔓延到了湘北，临时联合大学决定内迁昆明。师生分成两路行动，一路坐火车经过越南到云南，另一路组成步行团经湘西入贵州至昆明。闻先生参加步行团。这次徒步旅行，经过中国最落后最黑暗的地区，见到了广大农村十分悲惨的生活图景，尤其是湘西、贵州一带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人民，深受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剥削与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给闻先生以强烈的冲击，使他认识到世界上除了清华园这个小天堂以外，还有一个广大得多的苦海无边的世界，在这里他的唯美主义被碰得头破血流。

     他又谈到自己到了昆明以后，每天来西南联大上课都要经过国民党的一个兵营，经常看到许多伤员和病员无人照管，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便被一脚踢出，弃置在马路两旁，有一些不久就死去，另有一些一时还没断气则不断地呻吟呼救，真是悲不忍闻，惨不忍睹，这也给了闻一多很深的触动。

     当时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也一落千丈，过去他们待遇优厚，用闻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过着“高等华人”的生活。抗战军兴，国民党更加腐败，物价飞涨，教授们的薪俸供吃饭穿衣都成问题，有相当多的教授整日为一家人的生计而奔波。记得华罗庚教授一次在纪念“五四”青年节的大会上，异常愤激地对我们说，“国民党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把我们杀了算了，这样半死不活地养着做什么？”当时华先生一家十口住在西站附近的茅草房里，连电灯都亮不起，点菜油灯研究数学。闻先生的生活也很艰难，他除了在联大教书以外，还在中学兼课，课余再搞一些手工业——刻图章，这样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其他教授亦大致如此。闻先生通过以上这些阅历，在党的启示与革命斗争的推动下，终于惊醒起来，觉悟过来，从一个钻在故纸堆里的诗人学者，变成一个像雄狮一样勇猛的民主斗士。

     导致闻先生大胆否定过去的主要思想根源，则是原来就埋藏在他心坎里的爱国主义激情。闻先生青年时期的许多诗作，就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抗日的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起来后，这种激情就像百川灌河，广无际涘。有一次闻先生介绍我们去看英国影片《一曲难忘》，他说自己深为这部影片所感动，一连看了3遍。影片表现的是世界著名的波兰爱国音乐家肖邦。肖邦曾被人誉为“波兰起义的风奏琴”，他的作品集中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主题以及波兰人民酷爱自由的精神。影片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肖邦对祖国的热爱，他的大无畏精神，都引起闻先生的强烈共鸣。

     闻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流露于他讲授《楚辞》的过程中，他对屈原的《楚辞》有深刻的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因此听这课的人特别多，教室坐满了不算，连窗外都站满了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闻先生过去醉心过唯美主义的文艺，但这一切只给他带来失望，彷徨与苦闷。“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闻先生一方面看到人民的苦难，国家的危机，看到了国民党已经彻头彻尾腐败，它已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延安已成为中国革命的灯塔，人民心中的希望，他理所当然地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当然不及屈原，他也从没有以屈原自况。但在爱国主义这一点上，两位相隔两千余年的诗人的心却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屈原最后绝望了，只好自沉汨罗，作为他对祖国人民忠贞不渝的象征，作为他对贵族奸佞误国卖国的抗议。而从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的讲演》中可以看出，他直到殉难的当天还是充满信心，他在李公朴先生遭到国民党暗杀之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还以“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来”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国民党的屠杀义无返顾，壮烈牺牲，以自己的生命换来千百万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觉醒。在这一点上，闻一多先生是超过屈原的。

     在这个时期，闻一多先生在政治思想上的积极与革命热情的高昂也可以从他对艾青同志一首诗的评论中看出来。闻先生对艾青同志的诗作评价较高。但讲到“太阳向我滚来”这句诗的时候，闻先生认为这有消极等待思想。革命的胜利不能等人恩赐，而需要我们努力去争取。他借此发挥道：“为什么不说‘我们向太阳滚去？’”火一样的热情溢于言表，所以吴晗先生在闻一多先生逝世后曾经说过：“闻先生是一团火。”这是非常中肯的。

     闻先生的讲话富有感染力与号召力，在青年学生中他的威望是非常高的。记得1945年“五四”青年节，昆明的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提出了“要求民主，打倒独栽”的口号，并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先在云南大学操场集中，进场后，天公不做美下起雨来。大家都躲到操场四周的树荫底下去了。闻先生走上讲台大声吼叫道：“革命青年都站过来！”于是队伍很快集中起来，在雨中肃静地听闻先生讲话。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号召力，所以国民党对他怕得要死，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发动内战，昆明的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11月25日晚上，昆明各校学生都集中在西南联大操场上开时事晚会。国民党用军队包围我校，并发射机关枪与大炮，但我们毫无畏惧地照样开会。闻一多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就在这枪林弹雨中呼吁和平，要求国民党停止镇压学生和发动内战。为了抗议国民党这种法西斯暴行，当夜学联开会决定第二天昆明各校实行总罢课，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于是国民党凶相毕露，终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我们的四个同学被国民党用手榴弹炸死。这对闻先生无异火上加油。他夜以继日地和学生并肩战斗，为反对内战到处呼吁，为死难烈士四处控诉。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潘琰烈士火葬时，闻先生始终守在火葬场。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大褂，脸孔因过度的忧愤与劳累而更加消瘦了。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又分为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准备迁回平津，同学们都相继离开了昆明。7月就传来了闻先生死难的噩耗，大家都悲痛欲绝。我们痛悼中国丧失了一个“脊梁”，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9月间我们部分同学在上海参加了闻一多先生的追悼会。邓颖超同志代表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了话，郭沫若同志朗诵了他献给闻先生的诗——“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他对闻先生的高度评价。这次集会不仅是闻一多先生的追悼会，更是控诉国民党屠杀爱国人士的示威大会。会场内外布满了国民党的特务，就在这种异常紧张恐怖的气氛中，我们与敬爱的闻先生永别了。







       作者简历：蔡海南，原名蔡显福，祖籍浙江温岭，１９２１年出生于浙江象山，１９４４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１９４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家乡参加革命并入地下党，曾创建台州中学党支部，后担任黄岩中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１９７９年平反，１９８０年５月病逝。此文写于其平反之初，也是他唯一的文学作品。今年是闻一多诞辰１１０周年，谨以此文以作纪念。                                                                      (转自 联谊报 200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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