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广场的见证

      也许，只有李先念的女婿、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才能用这种俯视历史的作家应有气度，来写这三个人物！

广场的见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魔鬼放出瓶子，再也收不回去。古老的民族染上狂热，犹如老年人坠入情网。小伙子，想想你被一个老太婆发疯似地追求的情景。那发烧的眼睛和干瘪的乳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原来的时间表是：一至两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刘少奇们成战俘。他领着全党继续上路。他万没料到这场革命野马奔腾，他已完全驾驭不住。林彪的背叛给了他漂亮的一击。他那样信任林彪，把能给的全给他了，可林彪不满足，居然还想要更珍贵的：他的性命。不错，林彪最后是仓惶出逃了。可在林彪仓惶出逃之前，毛泽东是否也仓惶了一回？为了躲避林彪的袭击，毛泽东视察南方回北京时，忽走忽停，一日数变，叫人捉摸不定，到北京后是悄悄在丰台下车的。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统治的地盘里还这样偷偷摸摸，也够悲哀了。
      林彪事件后，全国人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毛泽东势不可挡地见老。这个星期见外宾的照片和上星期照片比较，准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没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打击是沉重的，但不是最重的。最重的打击来自——天安门广场。我要说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玩深沉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不被允许思考。领袖已经替他们思考好了。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他们总体是不爱思考的。一九七六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稍稍动脑思考了一下，就弄出了个“四•五天安门事件”。然后华国锋一粉碎“四人帮”，他们又不思考了。
      文化革命是纸老虎，不要说经不起戳，它甚至经不起思考。一思考它就崩溃了。人们发现，文革是乌托邦。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而现在，是反乌托邦的人才是有心人了。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灵魂。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
      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
      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周恩来去世后，汪东兴、张耀祠已勘察好中南海至北京医院的路线，以为毛泽东会去，但毛泽东没去。汪东兴因此还发了两句牢骚。张玉凤也流着泪劝毛泽东去，可他拒绝了。说句公道话，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了。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应该说在这几天他没做错什么。除了放鞭炮那件事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外，他基本是无愧的。
      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就是春节。除夕夜，全国没有一声鞭炮响。我敢打赌没有。毛泽东却吩咐张玉凤等工作人员搞来鞭炮，在游泳池门口大放特放。他已极度虚弱，也在别人的搀扶下，点燃二踢脚。以前他从不亲自放炮。今天他放了，并从垂死的脸上绽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那晚上他们放了许多鞭炮。第二天早上，鞭炮屑是用三Ｏ一卡车拉走的。
      不明真相，或明了真相，人民总之不能忍受了。四月开始了决死的战斗。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当了明星。全中国人仿佛都跑到广场上来了。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鏖战军阀的马队。他们的爸爸曾在这里狂欢建国。他们本人曾在这里痛哭流涕发誓效忠文革。现在他们反戈。
       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那天，当毛远新把被公安部定为ＯＯ一号的反革命诗词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苍白极了。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毛远新一边念一边瞅他叔父，生怕叔父会震怒。但叔父没有怒，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几根稀疏的白发遮不住秃掉的脑壳。他就这样低着头，一言不发，足有几十分钟。毛远新以为叔父睡着了，轻轻起身想离去，岂知叔父突然开口：“是洒泪，还是洒血？”“洒泪。”姚文元立即在出简报时把这一句改为“洒血祭雄杰”。
      四月五日深夜，大军出动，将天安门广场一鼓荡平。广场又一次浸泡在鲜血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里指挥了这场屠杀。战场打扫完毕，他兴冲冲地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红楼梦》。王洪文说：“主席，我们胜利了！”
      与王洪文喜悦的神色相反，毛泽东脸上布满阴云。他正在看宝玉与宝钗成亲那一段。林黛玉孤零零躺在床，倾听远处欢乐的丝竹声，一定也幻想着自己情人与别人性交的情景，犹似万箭穿心。一贯心软见了落花也哭的她此时竟无泪，说：“宝玉，你好……”无下文了。
      王洪文喷着唾沫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激战，毛泽东始终没抬头。王洪文讲毕，等待导师夸奖，没想到毛泽东说：“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王洪文一脸茫然。毛泽东根本不看王洪文，继续讷讷：“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四月六日，政治局开会，将天安门事件定为***。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天晚上，他病了。发烧。咳嗽咳出血痰来。他叫别人士气大振，而自己的士气却一蹶不振了。那一天，由于心情灰暗，他说得最多的话题是死。王洪文来看他，他问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我死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前，他曾用同样的问题问王洪文和邓小平。王说：“全党会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邓粗声粗气地说：“军阀混战。”毛泽东欣赏邓的回答。现在王洪文楞了一下，拾起了邓小平的牙慧，轻声答：“军阀混战。”
毛泽东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张玉凤服侍他吃药，他抚着她的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过去在延安，下雨天，打雷闪电。电打死了一个县长。老百姓都说，电打不死毛泽东。我得出一条结论，电打不死我，病能打死我。”张玉凤把药勺朝它嘴里放。嘴唇哆嗦得太厉害，药洒了。
      晚上，毛泽东想看电影。张玉凤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一部新片子，《难忘的战斗》。因为毛泽东患病，今天坐在他身边的是中南海门诊部的护士长。电影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个城市，列队入城。群众挥舞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护士长忽然觉得有一股潮气从旁边飘来。她望望毛泽东，大惊。毛泽东的脸上挂着两道晶亮的泪痕。毛泽东哭了。护士长注意到，毛泽东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来。护士长问：“主席，你怎么了？”
      银幕上，一群青年学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毛泽东指指银幕，问护士长：“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解放时护士长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也确在欢迎之列。毛泽东这么一问，她不知为什么蓦地感到一阵心酸，泪水哗地一下淌出来。她点点头：“有我。”
      毛泽东也点点头。从他脸上扑过来的湿气更大。远处，又响起轻轻啜泣声。是张玉凤。跟着张玉凤，其他工作人员也哭了。毛泽东的眼泪感染了其他人。其他人的哭声反过来又感染了他。他，铁腕统治中国数十年，妻子儿子死了都不曾掉一滴眼泪，现在渐渐抽泣出声了。他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竟用手捂面，泪水顺着指缝流。全场哭声响成一片。电影无法放下去了。张玉凤和护士长把毛泽东搀扶走了……
      上帝以一个“生”字展览他的作品，然后以一个“死”字统统收回。天安门事件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

让只存一息的人执掌国家大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可这是谁的错误呢？我们离这么远，也说不上话，那是身边人错，那更错，身边人又有多少不想自己掌权呢

张玉凤！

《“二把手”刘少奇》

      此文被访者是一位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同志。断代史不断。通史不通。史学家多半是第二流文学家，第三流思想家。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可怕的规律：中国官场上，“二把手”从来是悲哀的。翻翻中国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场的。“伴君如伴虎”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们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血泪的控诉。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个规律变得更加颠扑不破。今天我不说别人，就说刘少奇。他是“二把手”里的好榜样。张国焘叛变革命后，躲在香港骂遍了共产党的领袖们。骂到刘少奇时，他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他说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有今天，刘少奇的功劳最大。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我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他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了。就那天晚上的事情单独来看，我隐隐觉得刘少奇有点过分了。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出击在先。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刘少奇怎么就一个鱼跃跳到毛泽东的队列中呢？
      赖刘少奇鼎力支援，毛泽东狂胜张国焘。张国焘见势不妙，夹起尾巴逃跑了。今天来看，张国焘真是聪明的一休。虽说最后他以八十岁高龄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病死，但总比刘少奇死得漂亮多了，也温情多了。还比刘少奇多活十岁。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是我统计的。当时我在台下，十分注意地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象小鸡啄米一般。令我奇怪的是，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头。他脸上挂着自信的笑。他放任自流地听凭别人歌唱自己。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这个婴孩一出世就注定要万岁的。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毛泽东首先应当感谢刘少奇。他也确实这么作了，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刘少奇赫然排在第一位。刘少奇为毛泽东立了大功。毛泽东论功行赏，回报极为丰盛：毛泽东准备把这个国家交给他。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问毛泽东谁是他的接班人。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即将得到一个国了，当然是春风得意。大喜。他居功了，居功者总是气焰万丈。我在许多场合下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七大以前，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树了。”完全把这样神圣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事。想树就树，不想树就不树。居功至此，焉得不败？既然树了，就得一树到底。在这条死胡同里是没有退路的。
      进入六十年代后，刘少奇愈发意气昂扬。特别是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失败，被逼退二线，由他接任共和国主席时，他也变成一颗暖烘烘的太阳。他当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红的《人民日报》。他和毛泽东的照片并排耸立在第一版上。他还和毛泽东露着一样的微笑。是那种帝王般尊贵的笑。这叫我不免叹息了。这种时刻你应当绷紧脸才对。尽管你心花怒放也应当强迫自己严肃，作谦虚谨慎状。你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领袖式的笑呢？他被功劳冲昏了头脑。“功高震主”，是历代功臣们用脑浆写的格言，被他忽略。于是他也只好象历代功臣们一样，脑浆涂地了。
      毛泽东，一代英主，怎能容许身边睡着这么一个咄咄逼人的“二把手”。他对刘少奇的态度转变了。一九六五年夏天，戴高乐派特使马尔洛访华，与毛泽东会见时，他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会见时我不在场，但谈话记录首先送到秘书局。我一看见这句话，就知道战斗的号角已吹响。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给刘少奇送来了死亡。他猝不及防，毛泽东已把他牢牢锁在瞄准镜中许久，他完全无所知。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派到专门审查刘少奇问题的特别小组工作，直到他死才回原单位。我对他的心态了如指掌。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一有空就在毛泽东住宅左近走来走去。他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一直躲着不见他。毛泽东仿佛理亏。否则为什么惧如虎？我想象得出刘少奇要对毛泽东说什么。后来他终于见了毛泽东一次，第一句话就说：“我辞去《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这一职务……”毛泽东低着头拼命抽烟，象哑巴了。第二天，近万名革命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不久，他失去自由。这段时间他只做一件事：学习《毛泽东选集》。他没日没夜地捧着那本书在读。他以前读它时，意得志满，底气十足。戴着老花镜，慈祥得象奶奶，白发梳理得滑溜溜。现在读它，情形截然不同。宁静已死，心潮难平，白发象鸡窝，胸部起伏剧烈。翻书时手颤抖得厉害。有好几次，我见他读着读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出来，和鼻涕掺在一块坠落，他竟不去擦，眼泪鼻涕涂在书上。
      此后，批判升级。他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我知道，支撑他的是心中那股气，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却受了天大的苦，这岂非天大的冤？但他终得咽下这口气。记得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他挨完批斗回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大儿子死了。他对我说：“你替我给主席捎句话……我离开北京，和爱人孩子去延安种地。去老家也行……我愿意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呵，你终于气顺了。你在哀求。你彻底认错。你投降。我看得出来，现在你只求保命了。
      不幸你是幼稚的。你怎知道当你病得要死，不给你治，而八届十二中全会要召开了，却派人给你治病，不让你死，“给全会留活靶子”？你怎知道今天，十二中全会已开过二十天，开除你出党的决议还瞒着你，而偏偏要十一月二十四日您七十岁生日那辉煌的一天再对你宣布？这一切，都让你死。可笑你还哀求什么去种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一寸容得下你？
      啊，功臣，我心里叹道。千古悲剧的功臣，无依无靠的功臣，孤独凄凉的功臣，晚节不忠的功臣，你在重复着孙膑、伍子胥已演过的剧目。你们都想感动上帝。石头会被感动，而人是不会的。
      他被剥夺了一切。死时他是裸体的，连裤头都没有。他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
      姓名：刘卫煌职业：无业死因：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