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波涌浪激，多元并争。而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舞台，更是气象万千。当时，在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北大网罗众家，荟萃精英，使得一大批学博功深的名流纷纷执教北大，被誉为“一钱(钱玄同)、二周(周树人、周作人)、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的诸位教授，就是北大黄金岁月的经典组合。令我们引以为荣的是，其中“五马”系宁波人，他们是鄞州邱隘盛垫村马海曙的五个儿子。
“百千鸿儒遍天下”，一门“五马”在人文学术领域各领风骚，这在北大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在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家族史中也属罕见。
追根溯源
追根溯源，当我来到鄞州邱隘盛垫村时，有点儿惊讶，因为村落太小了。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马书记告诉我：盛垫由四个自然村组成，占地一平方公里，户籍在册人口仅600余人。
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留下了一个个辉煌足迹的马氏群贤，就根植于这么一个小小的村落中？他们又是如何能集体走出狭窄奔向广阔的？当现年82岁的马义浩老人捧出两本珍藏的马氏族谱给我看时，一个世家大族来龙去脉、兴衰变迁的轮廓，就清晰了。
原来，盛垫马氏乃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北宋末年南渡避乱，至明代永乐年间，其中一支子昌公入赘盛氏，马氏一脉就发展开来了。至今，盛垫姓马的已占半数以上。
马氏一族门庭显赫始于第三代的贤庵公，他官拜兵部尚书。但朝代更迭、世事沧桑，至19世纪中叶清朝末期，马氏望族已趋式微。这时，一位扭转家族局面的关键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海曙公，族名有木。作为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马海曙也曾循规蹈矩地走科举之路，但几次应试之后，他反感教条僵化的八股文，竟冒天下读书人之大不韪，毅然外出经商了。
这一转折，功成名就，利禄双收。马海曙不仅使家道复兴，门庭重振，更重要的是他培养出了一群传承儒雅而又富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马氏后代，在中国文化教育史册上，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
海曙公擢升直隶州知州、衣锦还乡时，在宁波月湖畔建造规模宏大的宅第，门前的那条街也被称为马衙街了。名闻遐迩的“五马”，当年就是在这家园的私塾中接受了中国式的启蒙教育。
马义浩老人回忆说：上个世纪30年代初，同住马衙街，他最熟悉的是马家的九先生马廉了，人称为九太公。那时，九太公和马义浩的父亲常到邻旁的天一阁内看书，顽皮的他就会悄悄跑进九太公的书房看新奇。一部叫《石头记》的书，他觉得名字好玩，后来才知道就是《红楼梦》。不可思议的是，九太公的书房里还真叠着一块块大砖头。原来，这些都是汉晋古砖，宁波古城墙拆毁时，深懂文物价值的马廉一块块地捡起装进麻袋背回家。他潜心研究，写成了《鄞古砖目》一书。后马廉将自己收藏的数百块城砖全都捐赠给天一阁，天一阁特辟一室陈列，命名“千晋斋”。
出类拔萃
马义浩老人讲述的这一段，是马廉对宁波文化的一个贡献，那只是小小一个细节，若论马氏家族对中国文化教育的贡献，非鸿篇巨制不足以详。而我这区区几千字的篇幅，只能对他们的身影作一番简笔勾勒。
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他在马氏兄弟中排行老二。1905年，浙江公费选派一百名学生留学日本，马裕藻夫妇双双入选，东渡日本。当时他在日本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音韵学。1911年归国，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年至1937年先后任北大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曾聘请鲁迅等人来校任教，并与鲁迅、许寿裳、朱希祖等一起提出以审定字音时使用的符号作为“注音字母”，此方案1918年由北洋政府颁布施行。这是中国第一套汉字注音方案，在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前，一直使用了40多年，为汉字正音、传播国语、帮助识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马裕藻的女儿马珏，当年是北大赫赫有名的校花，她在回忆父亲马裕藻先生时说：“父亲一生别无所好，惟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朱红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21000册)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马衡(1881-1955)，字叔平，排行第四。他与马鉴最为亲近，在清王朝最末一次科举取士中，他俩双双考中秀才。受推崇西学的维新运动影响，又在宁波开放境地中成长的兄弟俩，没去参加乡试，而是进入了南洋公学。毕业后马衡结婚，他的岳父就是宁波帮中号称“五金大王”的叶澄衷。身为商界巨擘的女婿，马衡却书生本质，他抛弃富豪生活，毅然北上从事高等教育。
1918年至于1931年，马衡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讲师、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34年起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著有《中国金石学概要》等众多著作。马衡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吸收现代考古学之长，注重文物发掘的现场考察，对青铜器研究、老姆台遗址发掘和“居延汉简”的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马衡值得一书的还有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军阀孙殿英的东陵盗宝案，马衡是最早揭发者之一，而此举的后果是差点带来生命危险。1931年，日本侵华，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数千箱国宝在战火烽烟中，碾转东西南北，历尽艰难险阻，到抗战胜利竟传奇般地完璧归赵。身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可谓尽职尽责。不仅如此，马衡先生还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金石拓本等珍贵文物全都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马鉴(1883-1959)，字季明，排行第五。南洋公学毕业后，他曾任教北平协和医学院。1925年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26年至1936年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其间任国文系主任。1937年至1941年任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1942年至1945年任成都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国文系主任，并于1944年至1945年任文学院院长。1946年至1951年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马鉴的师德是有口皆碑的，有位学生曾这样评价：“季明师为人温文忠厚，讲书及谈话时都是那么谦和，有彬彬君子之风；处事认真负责，对学生选课及学业上的种种问题，都悉心扶助，指导有方。我没有听说同学们对他有什么不满或怨言。看他坦然泰然地周旋于本系数十位同事之中，情谊和洽，就知道他具有深厚的修养，善于处人处事。”
但马鉴的温良恭谦不是无原则的，马氏家族，明大义重气节。1942年，香港沦陷时，有人受日军司令官指使，企图拉拢马鉴。他不仅自己巧妙脱身，回到大陆，而且还鼓励、帮助学生们回国投入抗日和继续学业。
马鉴一生教书，对书籍爱之若命。他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对图书馆的建设付诸了很大心血。他个人的“老学斋”藏书也颇丰，蔡元培为马鉴书写的对联(系黄庭坚名句)“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是很真实的写照。
马准，字太玄。在马氏兄弟中，关于马准先生的资料最少。他是个民俗学家，曾在京师图书馆工作6年。1913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教授文字学和目录学。1927年顾颉刚先生邀请他至广州中山大学，负责图书馆工作。著作有《中印民间故事的比较》、《关于中国风俗材料书籍的介绍》等。
马廉(1893-1935)，字隅卿，是马氏九兄弟中最末的一位。他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8月继鲁迅先生之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后主管孔德图书馆。1935年2月19日，在北京大学讲台上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
马廉早年受王国维和鲁迅的影响，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俚曲等作品，成为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中国小说史》、《录鬼簿新校注》、《曲录补正》、《不登大雅文库书目》、《鄞居访书录》、《千晋斋专录》、《劳久笔记》、《隅卿杂抄》等。
马廉又是著名的戏曲收藏家，一生抢救了大量珍稀版本的戏曲古籍。1932年回故乡鄞县养病时，他曾与郑振铎、赵万里一起，访得天一阁散出的明抄本《录鬼簿》，三人立即影抄出一部副本。第二年，他又在当地购得一包残书，其中有旧藏天一阁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说》中的《雨窗集》、《欹枕集》，马廉将此两册书交由书局影印出版，从而使十二篇宋元话本得以传世。
马廉的“不登大雅之堂”书房，不仅藏书丰富，而且多孤本。他去世后，928种、5386册藏书，经专家整理后，于1937年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购藏。作为善本特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辟专室保存“马氏藏书”，它们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珍视。
教育为本
人生短暂，当年的“五马”都已作故。但他们留下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是不朽的。值得欣慰的是，从马氏的后辈子孙中，我们仍看到了文化脉络的显明传承。马衡之子马彦祥是中国著名戏剧导演、戏剧理论家，先后导演过《雷雨》、《日出》、《汉宫秋》、《武则天》、《逼上梁山》等剧。他历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艺术局副局长、中国剧协副主席等职，领导并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和中国《戏曲剧志》的编篡工作。马鉴有两个儿子继承了教育事业，马蒙是香港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马临则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
在宁波父老乡亲心目中，马临无疑是印象最深的一位。他多次受到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香港回归祖国下了汗马功劳。马临的荣誉称号有一连串，他获得过日本旭日勋章、德国十字勋章及英、美等国大学荣誉博士等，但他却分外珍惜“宁波市荣誉市民”这个称号。马临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早在包玉刚筹建宁波大学时，他多次赶赴宁大，以其对高等教育的远见卓识，向包玉刚及宁波市与宁波大学有关领导献计献策。后来，马临博士又代表邵逸夫先生，多次亲临宁大商谈落实捐资项目，为宁波建成了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职教中心。
“人才是致富之根，科技是强国之本，国家之根本在于教育”，这是马临博士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其实也是马氏家族文化群贤教育价值观的集体反映。他们之所以出类拔萃，良好的教育是关键。
村里的人说：马氏家族有很多人都出去了，现侨居海外的有200多位。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马氏家族的文化根脉留存了，崇尚教育的风气养成了。据了解，1998年，小小的一个盛垫村，居然投资80万元，与鄞州中学合资办起了蓝青学校，不久双方又投入500万元，建起了学生寝室楼和食堂……
如此眼光，如此手笔，折射了马氏家族文化前辈们一贯的远见卓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审时度势的盛垫人是聪明的。
马氏五兄弟与北京大学
马氏五兄弟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与北京大学渊源尤为深厚。马裕藻先生曾任北大国文系主任，马鉴先生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马准先生曾在北大教授文字学和目录学，于民俗学也颇有造诣。马衡、马裕藻和马廉先生更是与北大图书馆结有不解之缘。马衡先生于1923至1929年任北大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1929年至1931年任馆长；马廉先生的不登大雅文库所藏5300多册小说戏曲于1937年入藏于北大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曾于2003年10月31日在馆内隆重举行“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纪念活动。马氏兄弟中马鉴先生之子、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校董会主席马临先生，出席了纪念活动，并在纪念仪式上将蔡元培先生题给其父马鉴先生书斋“老学斋”的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手稿原件捐赠给北大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为纪念活动特别影印出版了《不登大雅之堂藏珍本戏曲丛刊》，这既保存了戏曲文化遗产，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也是对马廉先生为抢救和保存戏曲史料所作重大贡献的纪念。马廉毕生致力于古代小说戏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逝世后，其藏书归北大图书馆，当时称这批书为“马氏文库”。马氏书共928种。马氏藏书堂号为“不登大雅之堂”，又因藏有明刻孤本小说《平妖传》称“平妖堂”。(丹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