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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湖》是北苑大学团委和学生会的校刊，它的编委是应当把执行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指示精神作为自己的己任，现在出现了章天迅和凌云他们擅自另立“山头”创建《百家社》并准备出版《论坛》当然是不允许的，而且可看作是一种“叛逆”的行为，如不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整肃”，势必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在这风起云涌的大放大鸣之时，特别是现在有不少人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时刻，如不加以当机立断的处置，其后果就难以设想。学校党委委员周起隆对此十分警觉，他立即对团委和学生会的负责人提出警示，切不可对此放松警惕掉以轻心。团委和学生会的领导对他们的顶头上司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就把这个任务落入到《燕湖》主编褚刚峰的身上，并说明这是学校党委的意图，是周起隆当面向他们发指示的。褚刚峰接到周起隆的指示后随即心领神会，凡是有关政治方向上的事绝对不能贻误。更何况，他也对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等人的言行早就看不惯了。他是一个严谨的人，自从走进大学的校园起，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学习努力，工作积极，紧跟党的号召，不折不扣地遵守共青团员是共产党助手和后备军这样的训导，他还对“驯服工具论”情有独钟，觉得这个理论实在是太重要太及时了，如果把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要求进步的人都认知“驯服工具论”的话，中国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如果大家都心甘情愿地去当党的“工具”，我们的党组织就会变得像钢铁般的战斗堡垒，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他觉得，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大学生，理所应当地、自觉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的思想。每当他谈到这种理论时，他就会津津乐道地论证了一番。他虽然此刻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但在同学们的眼里，他真是一个比党员还党员的“后备军”。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先进思想观点，再加上他又富有文学才华，于是就很快地得到了周起隆的赏识，叫他担任《燕湖》的主编。现在，“大放大鸣”已把矛头指向党组织，大胆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不是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上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的，世上还有哪个政党在执政时不发生缺点错误的？正因为现在可能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不是主动地提出来要开展整风运动吗？你们怎能趁这个机会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呢？这不是明显地不要共产党来领导我们的国家吗？！对此，他现在只能是看在眼里，愤慨在心里，因为这可是共产党自己要大家站出来提意见的，我能去说三道四吗？至于上级叫他对章天迅等人的处置，他当然是要当机立断的，他要到把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开除出《燕湖》编委会并不难，有周起隆这样坚强的后盾，又有陶沙浪这个铁杆兄弟，再去向几个编委打招呼，对付他们三个人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章天迅、凌云和杨路平三人被开除出《燕湖》编委会的消息很快地就在校内引起了轰动，不少人提出质问：难道不允许学生结社了？结社违法了吗？今后到底还允许不允许继续大放大鸣？还鼓励不鼓励向共产党提意见？尽管如此，饱含激情的同学并没有为此而受到影响，更没有被吓倒，他们反而以更加激昂的姿态投入了战斗，更多的要求民主与自由以及反对“三害”的大字报目不暇接，并以风起云涌、铺天盖地之势很快地又形成了新一次浪潮！
尽管凌云对“左派”们有所防备，但还没有预料到这些人竟会来这么狠的一手！成立一个学社，出版一个刊物在学校里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大动肝火呢？这就说明了这件寻常事的背后就包藏着极不寻常的杀机！她心里十分清楚，褚刚峰之所以敢于用“做绝”的办法对待他们几个，这就说明了他们的背后有坚强的后台做支撑，否则的话，他们是绝对不敢下这一“狠棋”的。看来，一场激烈的交锋不可避免！对此，她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她从迈出这一步起，她就准备迎接挑战，因为她心里十分清楚，要想达到一个目标，要想实现一个愿望，不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付出深重的代价是不可能的。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使她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被开除的几个人并没有在同学中遭到孤立，相反的，有为数众多的同学都表示支持他们，声援他们。更使她感慨的是“左派”们的施压并没有取得他们所想要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一场风起云涌的大字报像急风暴雨般地席卷而来，够他们闻风丧胆！只要你去看一看那些令人振奋的大字报就可明白，那些视民主自由人权为草芥之人已成为众矢之的！
凌云沿着大字报栏边看边走，随着那些眼花缭乱的大字报，她心潮澎湃，振奋不已。最使她触目的大字报有：物理系的一个学生批判学校党委宗派主义的大字报，他列举了几个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党委推行宗派主义的“罪状”，还分析了宗派主义的根源所在及其之所以要推行宗派主义的意图，他思维新颖，逻辑严谨，酣畅舒展、淋漓尽致地勾画出一付宗派主义者的嘴脸，看后无不叫好；还有历史的一个学生“自由主义者宣言”大字报。他切中时弊地针对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他竭力主张提倡自由，认为运用自由、享用自由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所以他反对用专制主义的手段来抑制人们自由思想的发挥，保障人权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再就是一个西语系学生的大字报，他写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为胡风喊冤叫屈”。这样一个标题本来就令人注目的，再加上其内容极其尖锐锋利，说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讲的话，这就更加吸引了众多人的围观。他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还有化学系的一个同学，他在大字报中勇敢地揭露学术上的专制主义和媚俗伎俩，有人以权威自居，压制不同学派的见解；也有人凭着手中的特权搞营私舞弊行为，在选派出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做“手脚”，提拔亲信，排除没有背景的出类拔萃者。他坚决主张通过考试，择优选派出国留学生。此外，最近大字报还出现一个全新的动向，内容不再局限于本校内的问题，而是转向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了，特别是与民主党派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相呼应。诸如，有的为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叫好。众所周知，自从周总理在1956年提出“知识分子问题”以后，党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了转变，但仍然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有更多的工农干部把知识分子看作为“眼中钉”，处处防范，处处设卡，所以知识分子才有“早春”的感觉，虽然面临了春天，但尚有丝丝的“寒意”；有的表示支持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希望共产党能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也有人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说法是对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产生的这一届政府任命了十二个副总理，在这十二个副总理全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这与建国时任命的四个副总理中就有两个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黄炎培），两者相比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在筹备建国时的民主作风到哪里去了？是否是由于现在政权巩固了就不要民主党派的人士共同执政了？把民主党派人士甩了？看来，共产党当初的这种“民主作风”和“谦让精神”莫非是出于韬略而并非出自坦诚？还有一张内容更激烈的一首诗，题目叫《怒火》的大字报，是顾维旋写的：愤怒的烈火/冲破了黑暗/在漫天的恐怖下/爆发了！
凌云看了这么多的、众说纷纭的大字报后真是感慨万千，一种莫名的担忧油然而生。有的大字报内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他们大胆地把矛头直指“三害”，对准要害，切中时弊，大快人心；但也有的大字报锋芒毕露，过于偏激，看后似乎有点忧心忡忡的感觉，特别是像《烈火》这样的大字报，使用这样的措词，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说成了“黑暗”，这不是与国民党反动无政府相提并论了吗？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对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说成是“漫天的恐怖”，显然是太夸大了，这样激烈的抨击能让当局“咽”得下去吗？例如“为胡风喊冤叫屈”这样醒目的标题，再加上结尾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会不会引起领导严重的反感与不满呢？这可是党中央下的结论啊，能靠几张大字报就能轻易地被推翻得了吗？诚然，党中央对胡风的问题的结论确是过火了一点，对于此后的“肃反运动”确也存在打击面过大而招致“运动扩严重大化”的问题，但想要高层勇敢地站出来公开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搞政治的人都是深谋远虑的，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改变方略。如果一味用激烈的言词去刺激他们，恐怕会招致适得其反的后果来，这是她此刻担心的问题。还有，像“取消党委制”这样的提法也有点不妥，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要叫共产党退出学校去吗？共产党会听从你的话吗？这恐怕是痴心妄想吧。她当然不是认为“党委制”领导学校没有弊病，也认为“党委制”领导中确实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外行要领导内行”这样的弊端，但就此去否定党委的领导、甚至于提出要取消党委制明显地存在偏激情绪，党中央提出整风的目的不正是为了改进工作吗？……
凌云在看完大字报后就准备离开大字报栏，刚巧碰到顾维旋急匆匆地从她面前走过去，看到他如此性急的神色就问他：“顾维旋，什么事啊把你急得匆匆忙忙的？”
“西语系马上要召开‘三害控诉会’，他们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控诉那些干部在肃反时对我的迫害。”顾维旋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
凌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有点儿五味陈醋的感觉，用“控诉会”这样的名称是否是太过分了一点？她同情顾维旋的冤屈，也支持把他把当时受冤屈的事实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的恶果，从而吸取教训，对今后的工作是有益的。但如果用“控诉会”这个名称是不宜的，人家能不怀疑你这是在“控诉”共产党吗？如果把共产党犯的一些错误同过去的国民党的罪恶放在同一个位置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无论是对于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对于自己想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初衷都是不相容的。她担心有些人的做法太偏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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