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远乡》
作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本书简介：半个多世纪前，在国共内战的炮火下，一场惊天动地大迁徙的洪流席卷中华大地。数百万人离乡背井，骨肉分离，被时代的洪流挟裹着，越过茫茫海峡，在那名为“台湾”的孤悬海外的小岛上等待未知的命运。当一切早已成……[连载内容]
蒋介石带领着数百万的军民登上了台湾岛。但对此时的他们来说，生活还并不能算是翻开了新的一页。
所有人的期盼都寄托在一水相隔的大陆上。高层们盼望着“反攻”，民众们期待着回乡。日子在脚下磕磕绊绊，而对希望的执著是照亮所有人前行道路的火把。
然而，时代的走向早已隐约指向了另一种前途。
当台湾以“复兴基地”的名义汇聚着越来越多的人时，这个名义却越来越像历史所讲的一个越来越苦涩的笑话。而思念，却已开始越过海峡，没有止境地泛滥开来。
“一年准备”
高层旧影
从大陆仓皇搭机离开的蒋介石，落脚在台湾阳明山的草山行馆。
刚抵达台湾的蒋介石，为住的地方花过不少心思，最后选在阳明山山脚下的士林。这栋被称为士林官邸的宅院，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成了台湾政治权力竞逐的舞台。
而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恢复自己的权力、重整国民党成了最急需处理的事务。
1950年1月，宋美龄从美国飞抵台湾，这给了低潮期中的蒋介石很大的鼓舞。这个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学院、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妻子，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蒋介石的外交顾问。这一点，尤其在抗战时期，作用颇大。
马若孟(Dr. Myers，美国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她(宋美龄)在与政界官员及与罗斯福总统一起时的私人场合中，都极具说服力。当时美国对于中国仅止于口头上的援助，例如会说“美国会给予中国援助，中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等。到了1943年，中美结盟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她利用机会，对美国群众进行私人或公开演说，是促使中国能够很快得到美援的重要因素。
这样的妻子对蒋介石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在宋美龄抵达台湾后，很快蒋介石在妻子的陪同下，于3月1日举行了复行视事典礼——他又重新回到了“总统”的位子上。
“台湾坚固”——这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对整个国民党而言，都是重中之重。而陪在一旁的陈诚心里非常清楚，此时台湾的环境比他接任省主席时更为复杂。
陈履安：能够到台湾的，当然也是觉得跟“蒋老总统”有些渊源才会来，本来就跟他不和的自然不来了嘛，这也是很自然的一种因缘关系。他来了以后，当然大家听他的，很自然地希望他出来再领导，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对我父亲来讲，本来没有太多牵制，但人来得多了，意见就多了，原来在大陆上的派系也被带到这里来了。
典礼的气氛，在一片欢欣之下很有些压抑。那是一个没有“副总统”的场合，曾经的“代总统”李宗仁已奔往美国，并很快遭到了“监察院”提案弹劾，成为台湾当局追究责任的目标。紧接着，蒋介石又成立了改造委员会，16名委员的名单中，找不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名字。
刘维开：到台湾以后，就要检讨丢掉大陆的责任，谁把大陆给丢掉了？所以这时候才会说党要改造，而这个CC派(指以陈氏兄弟为首的中央俱乐部组织——Central Club，是国民党内部重要的派系，也有人认为该派得名于二陈姓氏首字母)或者直接说就是陈氏兄弟要负责任。
CC派在内战时期极为活跃，核心人物是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他们两人长期掌控国民党，被形容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当改造国民党的命题被提出来以后，陈氏兄弟自然首当其冲。改造委员会成立后没有多久，陈立夫就离开台湾，随后转往美国，而陈果夫则在不久后病殁于台湾。
重整国民党党务让蒋介石重新获得了这些权力空间，而到台湾后人才的匮乏和整肃运动带来的格局变动，让蒋介石此时极为倚重儿子蒋经国。
出生于1910年的蒋经国是蒋介石与原配毛福梅的独生子。整个幼年和少年时期，他一直跟在生母身边，直到1925年被蒋介石送往苏联读书。他曾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校，也曾因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而被贬往西伯利亚当列兵。身在苏联的蒋经国深受红色思想的影响，不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数度发表声讨蒋介石的声明，从思想上和父亲划清界限。
1937年，在苏联整整学习和生活了12年的蒋经国，带着自己的苏联女工妻子和初生的长子回到了中国。一回国他就被父亲送回了家乡，要他读《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之类的古书，并让他学习《总理全集》和《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等，重新“补课”和“洗脑筋”。很显然，蒋介石不能容忍儿子与自己的分歧，他希望能将儿子培养成自己的左膀右臂。
蒋经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在父亲的栽培下，他在国民党内部从小事做起，逐渐扩大势力，将自己一手掌握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经营成了国民党内一个重要的派系，他自己也逐渐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内战时期蒋经国已经常出现在各种事务当中，到了台湾后，他开始比以往更多地走上前台。
尤其是在掌握情治部门方面。
漆高儒(时任蒋经国机要秘书)：国民党到台湾来了，痛定思痛啊，要检讨，要好好整理一下情报工作。当时戴笠也已经死掉了(戴笠曾统管“军统”，是国民党情报工作主要负责人，于1946年3月17日死于飞机失事，但民间关于其死亡始终传闻不止)，那么派什么人呢？就派儿子去整理，情报工作就是儿子负责。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对此时的蒋介石来说)什么人都靠不住，只有儿子靠得住。
蒋经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留学苏联的背景让他对党军体系、政战体系格外重视，认为国民党失守大陆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对政治作战重视不够。由此，他大幅改组军中政战体系，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的口号，并亲手创立了政工干校，要培养忠诚的政工。学校毕业的学生进入部队，名义上是政治作战，其实是要管控当时来自大江南北、派系林立的国民党部队。
蒋经国让从赣南就跟在他身边的老部属王升帮他管理政工干校。
王升：他常常到学校来。有一次他问：“你们把学校弄得很干净吗？”我们说：“我们已经弄得很干净了。”他就不信这回事，就身体弯下去，往下面一推一拉，很多的脏东西都出来了。好难为情哦。
从这件小事即可看出，蒋经国对政工干校进行了严格而细致入微的管理，而各项改革的进行也让他从此在政、军两界扎根极深，这也成为他日后登上高位的一大保障。
而另一项蒋经国出力尤多的工作，则是政治肃清。
这将在台湾上下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子民写照
在蒋氏父子忙于整顿党、政、军事务的时候，迁徙到台湾的数百万居民也在忙着适应新的生活。然而这新的生活，却是一段长时间的混乱与贫乏。
萧志杰：全中国有地位、有钱的人都集中到台湾来了，但台湾原来的公务员不可能说“我(把职位)让出去给你当”，特别是有警察局局长的，你来了，我这个警察局局长不要当了？他还是给原来的人当。
我家乡原来在大陆的县长、县长太太跑到台湾来，他家住的房子跟狗窝一样，那是县长。他家吃的都是稀饭，那时候谁也顾不到谁。
而对于远离父母，只身一人来到台湾的少年高秉涵来说，这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无助的岁月。当年他随军抵达高雄后，就因年纪实在太小而离开了部队。
高秉涵：我最痛苦的时间就是睡火车站那几个月，没吃的，没人管我，腿肿了没有力量。那个扫地的老先生，他是铁路局的员工，就多盛一碗饭，没有菜，饭上弄点酱油给我吃，就跟现在讨饭的一样。我还拿着棍子，因为跟狗抢东西吃。我本来是一个很娇的孩子，我家里原本是有权有势的，也不缺钱，到了台湾变成孤儿了。我小时候吃馒头，吃不完就丢，邻居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败家子；但是到台湾以后，我要看人家脸(色)，跟人要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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