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我当时的这个“韬略”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过，话要说回来，当初我之所以想出这个“韬略”绝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也谈不上有“料事如神”的“神机妙算”，只是根据当时情况而做出一点“准备”而已，绝对没想到真的会碰上“兔子”。其实，从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来看，都是极其“蹊跷”，而且“一环紧扣一环”的，如果失去了其中的“一环”，就不可能发生“连续性”的“故事”了。如当初郑安龙不叫我去当植保员，我的处境就得不到改善；处境没有改善就没有心思去写小说，也就没有了《植保战线》；不写《植保战线》作品，《杭州文艺》自然就不会发通知叫我去参加“文艺座谈会”；如果没有郑安龙的“作用”，我就看不到“通知”，就不可能去参加座谈会，也就没有这篇处女作的发表。还有接下去更“稀奇”的“事件”是，由于我发表了这篇小说，我原来班里的一个在新安江工作的王志祥同学看到《植保姑娘》后就不会向《杭州文艺》编辑部去打听我的情况，在后来参加“衢县文艺座谈会”时一个《杭州文艺》编辑徐培培就不可能告诉我关于王志祥的情况，我就不可能与他发生联系，我当然就不知道我校后来发生的变化情况，在1958年改名为浙江电力专科学校后于1960年又更为“杭州工学院”，随后又于1962年并入浙江大学，当然也不知道在校时迫害我的朱和瑞已成为“四人帮”浙江省的“爪牙”，后来还当上浙江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四人帮”覆灭后他被隔离审查等情况；我后来获“改正”后，由于县里没有我的档案，就无法安置我工作，我相当愤慨就写了《还我青春，还我前程》的申诉信，在投寄给有关单位后又寄给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接到我的申诉信后，人事处很重视，就把我的档案找出来并寄给县委，并给说回信说“学校已去函象山县委，县里将安置你的工作”，此后，县里果然马上就给我落实政策，安置工作。等等。试想，如果这一连串的“环节”中缺少其中一环，那完全可以设想，我的命运将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所以说，这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演变”不是出于我的“韬略”，我没有这么高的城府。我对此似乎觉得，一种冥冥之中是按“上苍”的“造化”在“运作”。由此可见，我后来的命运是与写《植保战线》紧密相联系的。
我接到郑安龙给我的信后，用万分感激的目光望了望郑安龙：“多亏你的帮助啰”，内心里真是有无比的兴奋。
会议的报到日期是11月10日，只剩下二天时间了，我立刻着手准备，否则就要延误报到日期。韵仙闻讯后也十分高兴，连忙翻箱倒柜地想为我找出几件没有补丁的衣裳，不让我显得过于寒酸。我则赶紧到大队、公社去办理介绍信，由于大队、公社都同意放行，所以办理去开会的手续倒也十分顺利。
为了保证能买到从丹城到宁波的汽车票，我在凌晨二点就起身，冒着黑夜赶了二十多里的蜿蜒曲折的山路，在东方露白时刚好赶到丹城车站。由于我排队在最前面，所以就顺利地买到了去宁波的汽车票。中午，我登上了从宁波开往杭州的火车，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当火车到达钱江大桥时，我望见雄伟的六和塔，不禁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想不到在离开杭州17年后今天，我竟有如此的机会重回杭州。记得在1958年5月离开杭州时，我曾十分悲观地认为此生恐怕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杭州了。然而时过境迁，我竟会以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形式重新来到杭州，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下车后，我在一个亲戚家宿夜。次日清晨，我登上去富阳的公共汽车，上午八点钟就到达了会议的报到地——富阳旅馆。
富阳旅馆地处美丽的富春江边，周围环境十分幽静，确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我报到后，一个名叫祝鸿生的编辑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他安排好我的房间后，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开会了，叫我赶快放好行李，马上去参加开会。
参加座谈会的一共有二十多人，会议在上午九时正式开始。首先由杭州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孙晓泉讲话，接着就分组讨论。我分在小说组，一共有十来个人。另一组是诗歌、散文组，也是十来个人。经过介绍，我们小说组的组长叫华人秀，他曾经当过“东海”编辑。有一个叫赵和松的人的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我看到过他的文章。此外还有徐迅和洪军。徐迅是兰溪五七中学教师，洪军则是一个海军复员军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在刊物上发表。
与我同房间的有一个叫黄梦燕的散文作者，是柴桥人,他的散文已经少有名气。他待人热情，态度和蔼可亲，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晚饭后，他和徐迅、洪军等人约我一同到外面去散步。我们沿着美丽的富春江畔悠闲地欣赏着她迷人的景色。夕阳西沉，落日的余晖把西边的天角染上了一片鲜艳的桔黄色。缓缓流动着的江水波光粼粼，两岸郁郁葱葱的竹林和乔木林更添神秘的色彩，令人流连忘返。我们边谈边走，登上了富阳著名的风暴点——鹳山。鹳山确是名不虚传，远眺富春江，像是一条宽阔的银带，神奇而美妙；名镇富阳收尽眼底，万家灯火地像一夥灿烂的明珠镶嵌在美妙绝伦的银带边，真是叫人心旷神怡。爱好文学的人大致都欢喜纵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及其代表作品，每当谈及这些名人轶事或他们的名著时，我当然也喜欢插入其内。洪军有点奇异地问我：“你这个农民也真有点奇特，如果没有博览群书，哪会拥有这么多的学识？”我笑而不答。我如果暴露了“庐山真面目”，这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吗？黄梦燕则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然后会意地笑了。转尔他忽然又笑容可掬地问我：“你知道接待你的祝鸿生的情况吗？”
“他是《杭州文艺》编辑啊。”我很爽气地回答他。
“还有呢？”他继续问我。
“……”我与他刚刚是今天碰面，对他情况自然是一无所知，我呆然地望着他。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大文豪巴金的女婿。我索性再告诉你，他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同在上海戏曲学院毕业。林小林现在是《浙江文艺》月刊编辑呢。”
说起巴金我倒是相当熟悉，我拜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可我怎么知道祝鸿生是他的女婿呢？
……
几天后，祝鸿生与我详细地讨论修改《植保战线》。主要涉及主题深化、突出人物个性及细节描写等问题。谈后，我连夜忙碌于修改作品，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
两天以后，祝鸿生又找我谈话，他认为《植保战线》仍然需要修改。他并建议我索性把原来的构架拆掉重组，另起炉灶，当然，小说中的人物及主要故事情节不需要改变。于是我重新构思起来……。这天晚上，我把小说结构重新进行安排，直到次日凌晨二点才把初稿完成。第二天上午，我又对它进行一些推敲，直到下午四点才把稿子交给祝鸿生编辑，我才如释重负。根据祝鸿生的建议，我把小说的题名改为《植保姑娘》。
11月17日，我向祝鸿生等编辑们以及黄梦燕等朋友们告别，离开富阳回杭州。 12月28日，我接到祝鸿生编辑的来信，编辑部已决定采用刊载。顿时，我心花怒放，立即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韵仙，她听后也喜上眉梢。
《植保姑娘》于1976年4月的第二期上发表。4月20日，我收到祝鸿生寄来的1976年第二期《杭州文艺》，当我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内心的喜悦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