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人生伴侣
我回家后只有半年时间里在三村二队参加农业劳动，后来就被公社抽调去干各种杂活。如画壁画、土高炉炼铁、猪场种饲料、造公路等，还有近半年时间被公社抽去参加全县搞的“土壤普查与规划”工作。在“人民公社”范围“调整”到爵溪镇的以后，各项大量的社会工作就大大地减少了。于是，我就回到本村的“爵溪农业大队笫一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此就一直在这里干了近二十年。不过后来“笫一生产队”又分为四个生产队，我分在“一村二队”（又叫南街生产队）。
我就这样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母亲和姐姐们看到我年纪一年年大起来，光棍一条地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人总是要成家的嘛，孩子没有成家，作为父母亲就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她们竭力想办法给我介绍对象，想了结一庄久久挂在她们心头上的“心病”。我十分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要想找一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姑娘简直是“痴心妄想”，因为当时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会愿意嫁给一个在农村“改造”中的“右派分子”。有一个“标准”我是绝对不会动摇的，不识字的人就不能要。所以她们就一直没有如愿，但她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努力寻找着。也许是缘分，在1960年4月，我的大姐夫陈能华的婶婶愿意给我介绍对象，说她有一个侄媳的妹妹很适合，不妨可以去说说看。她从女方返回后的信息是：女方同意我前去“相亲”，说可以在见面谈了以后再作决定。于是我就和王亨良（与我同样命运的人，他从定海师范开除回家，成为我在家乡的好友）一道到林海公社陆家大队的女方家去“相亲”去了。在双方彼此会面以后，就决定让我和她单独“谈心”。由于初次见面，我看她低着头有点腼腆。她身材较高，有一对齐腰的、乌黑的长辫子。虽然说不上漂亮，倒也长得眉清目秀、十分端庄。我当时想，就我目前的条件而言，这恐怕是相当理想的对象了。我们都如实地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情况。这个名叫陆韵仙的姑娘高小毕业，家庭出身地主，芳龄二十三岁（比我少一岁）。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说起话来真也有点“臭味相投”。她说她不愿意嫁给一个出身好的人家而因此被人瞧不起，宁愿与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作生活的侣伴。我如实地告诉她关于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她说已经从介绍人那里知道了，她愿意与我一起生活。这样，我们的终身大事就首先在我们自己两个人自己定了下来。随后，我就把一支买来不久的“关勒铭”金笔赠送给她，也可算是一件定情薄礼，她欣然接受了。我们“谈心”结束后，又经过她们家庭成员商量一阵后，最后就把这门亲事定了下来。于是，我就和王亨良与她一起到丹城去拍摄“订婚合照”去了。
当时双方都有立即举办婚礼的愿望，既然亲事已经定了下来，就不必再拖延了，何况彼此的年龄都已不轻了（当时一般都是男二十、女十八结婚）。经双方协商后，都同意在不久后的五月一日结婚。也就是说，从订婚到结婚只有二十多天时间。当时我家经济十分困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各项准备工作根本就“措手不及”。好在女方不提任何条件，认为彼此简便些就好。女方的态度是：她家没有准备什么嫁妆，也不在乎男方发多少“聘金”。所以当介绍人送去的只有二百元人民币的“聘金”时，她家竟也没有“嗤之以鼻”。这门婚事真是有点“水到渠成”的感觉！
结婚仪式真是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结婚那天只办五、六桌酒席，只邀请十多户至亲至朋参加，范围划得少得不能最少了。尽管如此，父母亲和姐姐、姐夫们还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总算是完成了她们心中的一件大事。婚礼是在欣喜的气氛中进行的。
她家的社会关系确实很复杂。我的岳父教过书，是个文化人，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一任靖海乡（即林海乡）乡长。解放后划为“反革命”，于是他就逃往上海，隐姓埋名地进入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肃反”运动清查时被发现，于是就被判刑，关在上海的提兰桥监狱里服刑（七十年代初刑满释放回家）。她的大姐夫吴某是一个在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的国民党军官，在胡宗南部下任上尉连长，在一次进攻延安的战役时阵亡。她大姐在解放后在上海落户，后来嫁给一个上海华光啤酒厂的车间主任。她的大哥在解放初就离家出逃，普遍的说法是他已逃往台湾。她二姐夫也是由于社会关系被流放到大西北的新疆石河子的一个农场里去改造。她三姐夫也是一个地主出身的农民。家中还有一个母亲和二个兄弟以及大哥出走后留下的一个侄子（大嫂因大哥出走后不久也远走高飞）。
在后来的近二十年的凄风苦雨的生活中，她始终遵守她当时的诺言，我们无怨无悔、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地面对艰难的岁月，她坚韧地、义无反顾地与我共同背着“黑锅”艰辛地在风雨如磨的人生道路上跋涉。
我们结婚不久就遇到“大饥荒时期”，使她忍受难以想象的苦楚。她如果没有嫁给我，肯定不会受此苦难，因为她的家乡陆家村是处于南庄平原，粮食相对比较宽余，至少不会像我们爵溪那样在一段时期里几乎陷入断粮的绝境。她面对饥饿默默地忍受着，竟无一句怨言。即使在“大饥荒”以后的平常年月，我们爵溪镇一般家庭也都是吃番丝饭的，对于一个在家里从无吃过番丝饭的她，来到我家后却面临常年都是“半肚番丝半肚饭”的状况，要适应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众所周知，我们爵溪地处三面环山，东面临海的地域环境，水田很少，但有大量山地。爵溪的大米主要是靠外地供应。所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半肚番丝半肚饭”的状况就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她也为此而受了整整二十年的苦楚。
她不但善于忍耐，而且还相当会刻苦。由于我在生产队的收入相当微薄，年终分配时只有四角钱一天，除去口粮钱后就所剩无几了。日常的柴米油盐开支总是东借西赊的。为了填补这个“空洞”，及时偿还借赊的钱款是靠我在做“农夫”的同时还得在农闲时去充当“三夫”解决的，这“三夫”就是樵夫、挑夫、船夫，藉以还债和应付日常的必需费用。
当樵夫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因为要翻过海拔四百多米高度的几座山，然后要把一根根柴砍下来、捆起来，最后还要把这一百五、六十斤的柴担挑回家来。每当我到家歇下柴担时，就感到精疲力竭了。这还不算，在每年的冬季里，我和弟弟还要到海山（海岛）去砍柴。充当挑夫，当然同样是极其艰苦的体力劳动。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爵溪供销社找了一个搬运货物的“角色”，就是要把丹城的货物挑到爵溪来（那时公路未通）。我为了多挣些钱，经常在挑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从丹城到爵溪二十多里路程，中间还要翻过一道海拔一百多公尺赵岙岭，其劳动强度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挑着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要翻过有一百多公尺的赵岙岭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我当时是汗流如雨、上气不接下气、一步一个脚印地、极其艰难地登上赵岙岭的……她十分体贴我的辛苦，常常到赵岙岭脚来等我，分担我的一部分货物，减轻了我的负担，使我肩膀上的担子轻松了许多。去充当船夫主要是搞海上运输，这工作除了艰苦以外还要加上一个艰险。在寒冬腊月，特别是在夜间，剌骨的西北风掠过海面直扑而来，冻得我浑身发抖。可以想象，站在船上值勤、干活是一件多么难熬而艰辛的工作。令人更可怕的还是“艰险”。有一次，我在机帆船上当船夫，这只排水量有40吨的机帆船装着从爵溪下沙的黄沙后要运到上海去。船在嵊泗列岛的陈山港停泊过夜。第二天清晨开船，当我们船刚驶出港口时，就发觉洋面上巨浪滚滚而来，这就是谈“楫”色变的大楫洋！也许由于我是一个“旱鸭子”，从无见识过如此凶猛的巨浪，一个浪头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我们这只40吨的机帆船被巨浪掀得像一片豌豆壳似的，一会儿被巨浪掀至浪尖，一会儿又被它甩下浪底，简直是在做“猫玩老鼠的游戏”。浪头直扑船头，掀起有十多米高的浪花，并不时地从船头涌进到船的甲板上，把甲板上的黄沙冲得变成一块“秧田”似的。我被吓得魂不附体，我当时想一切都完了，这次恐怕是难逃劫运，要葬身海底了。我在内心里却还在祈求着老天爷，希望它能保佑我们平安地到达上海，我现在是绝对不能离开她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啊……幸亏这个老大镇定自若，面上毫无惊慌之情。他直视迎面扑来的巨浪，稳健地操着舵，巧妙与凶恶的海浪周旋。经过大约五、六个小时的博斗，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驶进了海面平静的长江口……
1962年10月5日（农历九月初七），我们的笫一个孩子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为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实现我未竟的理想，特地给他取名承志。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正是我们面临“山穷水尽”的时刻。幸亏有亲戚和左邻右舍的帮助，使我们渡过了这个难关。这个孩子刚降临到这个世上就相当娇气，他非抱着不睡，而且还要摇摆不停地哄着。这孩子也真机灵，即使是睡熟了，一放到床上就立刻醒来，而且啼哭不止。于是也就只好用手抱着睡觉。这时幸亏有大姐帮忙，整天地抱着他、哄着他，如果没有大姐协助真是不堪设想。这样的“胡闹”就整整地过了一个多月后才渐渐地停息下来。她做月子的时候，不但补品极少（只有一些亲戚送来的），而且没有“当值保姆”侍候，幸亏有大姐相帮才总算渡过了这个难关。
1964年11月17日（农历十月十四），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接踵而至。这年我们家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而她的身体又处于相当虚弱状态，面容消瘦、憔悴。她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真是使我吃惊：在怀孕九个月的情况下，她竟会凸着肚皮到下沙岭边的番薯地里去捋番藤叶，并把一满担番叶自己挑回家来。承渊生下来以后，她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面庞上的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幸亏承渊没有像承志那样一定要抱着睡觉，他倒像很体贴母亲似的，只要把他奶吃饱，放头就在床上睡觉。由于我这时常常在大岙等地劳动，中午餐要由人送去到当地吃的，所以在尚未满月的情况下，她还需下床到灶间去为我做饭，害得她为此而留下许多疾病。
我们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经济已经有了一点好转。1970年2月5日傍晚，也就是当年的农历除夕之夜。在吃好年饭以后，她肚子突然痛起来，她就知道她要分娩了。于是她就赶紧做好准备工作，把老大、老二穿过的衣服都拿出来。我马上就把大姐叫来。我见她痛得满头大汗，直到十二点钟时，大姐认为分娩时辰将近，叫我赶快把包生婆去叫来。我马上一口气奔到八村把包生婆叫来后，果然没等多久，我们的笫三个孩子就来到人间。这时，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了。小儿子取名为承雷。
每当我回想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的内心除了感激之情外，总觉得我作为丈夫对她的愧疚实在是太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