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在三峡大坝拟议建设之初，多次上书中共当局，从地质、环境、生态、军事诸方面痛陈三峡工程不可上马之缘由。然而，当局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对此铮铮忠言置若罔闻，不惜置人民于水火。在黄万里先生的种种预言渐次应验之时，重读这些上书，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这里选刊三峡大坝开工前黄万里先生致江泽民等人的三封信，由《黄万里研究基金》主任黄肖路提供。
第一封：1992年11月14日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庆祝十四大会胜利成功，预祝诸位胜利，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此，作为一个无党派科技工作者，愿竭诚地、负责地、郑重地提出下列水利方面的意见，请予审核批复：
一、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川汉保路事件引起辛亥革命实为前车之鉴。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重新审查、建议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请用书面或集会方式，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筹建赣江及湘资水等电站，以应东南能源之迫需。
附送《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内容四点如次：
1．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将一颗也排不出去，十年内就可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继续延伸，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现报告假定卵石不动，以泥沙作模型试验，是错误的。
2．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时空分布也合适，在全球为第一，不是张光斗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在供水足够地区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附文《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三峡坝工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每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支付、无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问题。
4．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下游防洪虽有些帮助，但效果不大。蓄清排浑的代价是使排洪工程加大、守堤防汛期加长，而所利用的电能大减，得不偿失。长江防洪迫在眉睫，应速浚治。回忆1957 年黄河三门峡会上唯我一人反对建坝，因其造床质为泥沙，故退一步许可改为留洞排沙。今长江上游造床质为卵石，三峡高坝势必毁败大量坝田，又是我一人摇臂高呼决不可建。请三思吾言！
二、长江中下游汛期迫需防洪，建议治理策略如下。
1．中游除堤防外要加强疏浚，将床沙输向两岸洼地，通过建闸或堤穴，渐使地高槽深。不禁止围湖造地，鼓励用挖泥船或拖斗掏湖泥淤田，并有计划地整乱流。
2．各大支流筑坝拦洪蓄水，所以防旱。淮河主要应导洪入海。
3．扬州开一分流道直接出海，可加陡坡降一倍，对刷深中游江槽，减轻苏皖两岸涝害。同时在下游束水攻沙，增补田亩。浚深各分流道，增多江北清水，减少盐碱，南通七县成为江南。
4．浚深右岸，增多分流。太湖区域要全面疏浚，挖泥肥田。洪水宜导出吴淞江及浏河，勿入太浦河，以免淹没上海市区。
三、黄河乃是全世界最优的利河，今人把它看作害河，实为我水利学者的耻辱。它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廿五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全球最大的三角洲。两堤经逐步加高成为悬河，却提供了一条自流淤灌的总干渠，足以解除华北平原当今的缺水缺肥，并恢复南北大运河。应分送水沙入南北现存各流派：运河、马颊河、徒骇河、贾鲁河、涡河等，再从而淤灌田地，并改良三千万亩沙荒地。各分流闸槛要低设，以刷深河槽，增加过洪能力，于是河治。大堤不再须加高，改成高速公路。黄淮海平原得以整体开发，可增加支持半亿人口。
详见《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淮北平原的整体开发》
其主要措施如下：
1．打开南北大堤约廿道闸口，低槛分流刷深河槽，北岸分流年200 亿方水，南岸100 亿方。首先打开人民胜利渠闸，引水天津；随后再开运河南北闸。各派取复式断面，固定住低水岸边。
2．停止小浪底坝工，改修三门峡坝，恢复其设计功能，并刷深黄渭河槽，确保上游农田。
3．停止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水只可抽到里下河地区。该工程抽水70 米水头，经济上不可行；将来恢复大运河，黄水南北分流，该工程将大部拆除。该工程是错误的。
4．整治南北大运河，今线下移到黑龙港。
5．整修南北大堤及原运河高地成为三条高速公路。
附三文。顺致敬意。
黄万里
清华大学1992 年11 月14 日
第二封：1993年2月14日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 年11 月14 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 年安康汉水骤涨21 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迫炸坝，而两岸直壁百米，石碴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圹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1995 年至2010 年、连续15 年，按1986 年物价，每年20 亿元中浪费达13 亿元，等于每年抛仍大海400 万吨粮食。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1931 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781 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碴、断航、及淹没损失。详情请阅前送的《简释》。据说三峡问题规定不准公开争辩。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单谈卵石塞港问题只需一小时。若再淡经济问题，则外加半小时，质询时间在外。担保讲得诸公都明白。
原来流域水利规划必须具备治河（包括防洪）、航道、灌溉、发电、供水等各种工程知识；并曾亲历其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的经验；此外还需要气象、地貌、地质、水文以及工程经济的知识；还须能对数学、力学方法和概率统计方法运算自如。这些要比一般土木工程的知识广阔和深邃多了。概括地说，水利规划要求工程和自然地理学术兼备于一身，前贤有言在先。技术人员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美国专家萨凡奇只是专长于造坝和略晓坝址地质的土木工程师。但是 1932 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创立田纳西流域专区TVA时就未聘用他，而专任具有流域规划经验的Author E. Morgan 领导和Sherman M.Woodward 教授为顾问。这些外国专家我所熟知，曾在其下层工作过。一个甲子60 年过去了，我国涌现出成千上万位水利专家，但仍未闻有兼通工程和水文地理者在水利机关领导规划。于是出现了这个截断长江的高坝计划，实际上不作可行性研究就该被否定。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策切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例如黄委主任王化云曾对总工程师交代："这个坝（小浪底坝）你先按6 亿元设计请款"；又如万里副总理带了张光斗视察引黄济青导水工程后，就由计委批准施工，结果耗资十亿元，每年还须大量费用抽水，其费大于在青岛煮海取水年一亿立方米。对于与众不同意见的建议从不答复，甚至控制学术刊物不准刊登合理的异议，附送两案件请审阅后转交中央纪委。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 年2 月14 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 号，电话2561144
第三封：1993年6月14日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2 年11 月14 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 年2 月14 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委。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 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流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记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 年物价300 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 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 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 年工期，则仅159.54 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 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作为共和国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 年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凡对技术复杂的问题例应公开讨论，蚩可即下结论，申称 "一定要上"，犯有欺国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坝，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拯救这一灾难于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 1993 年6 月14 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 号
附记：
三封信如石沉大海，1994年1月25日，黄万里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 “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虽此坝业经人大通过由国务院定期动工修建，但国务院不能卸却核定该坝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责任。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仍旧置之不理。2000年4月，黄河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依旧没有理他。这年他已年届8 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
五十年前三门峡不幸被他言中，三峡呢？
三门峡工程在反对声中强行上马
中国人历史命运的宿命：三门峡工程既然是毛泽东钦定的，委托"苏联老大哥"来设计大坝，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中国科技人员，谁敢说个"不"字呢？水利专家张光斗担任了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三门峡大坝的上马势不可挡。在政治需要面前，在统治者的危压面前，所谓的科技工作者，都成了刑场上的鼓乐队。 但，有良知的人还是有的。 1956年5月，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 。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他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在世界上在千年以前，就归纳出了四种防洪的方法：沟恤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及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了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来和筑坝工程比较，这其中要包括部分坝工、部分堤工、治河工等综合的费用。” 该文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筑坝决定，黄万里特别提出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当时，除黄万里外，还有几位水利工作者著文，对三门峡水库设计和初期运行在技术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他们都是“低坝派”。此外，陕西省也从维护地方利益出发，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要求降低水库高程。只有黄万里一人，是坚决的“反上派”。
1957年7月，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形势描述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修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即修建360米大坝）。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会少一些）。沙淤在上游，将慢慢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
据黄万里说，出席此次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设计”，只有他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城市的惨状”。争辩7天无效后，他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建议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洞堵死了。
违背上层意志，他的命运遭受残酷迫害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决定：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听后，不动声色地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当局的重视，被采纳。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建议改建三门峡坝。信送出之后，果有反应，水利部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黄万里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了三门峡改建方案，其法为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黄万里呈交修改方案后，中央指示水电部一位副部长约见黄万里谈话。但这位副部长系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不过一村长之材，黄教授赶去水利部见了这位副部长回来连连摇头说“该部长连村长水平都不具备，简直是对牛弹琴。”黄万里改修黄河三门峡坝方法最终未能被采用。
1966年，“文革”开始了。但大多数人会选择三缄其口，明哲保身。黄万里不同，他有自己的反抗方式。运动开始时，学校里的红卫兵到处打人，黄万里也被打过，用带扣子的皮带抽后背，事后只能俯卧，无法躺下。许多人相信，这与黄万里的信有关系。不打人，红卫兵改给牛鬼蛇神们剃“阴阳头”，就是把头发一半剃光，一半留着。黄万里被剃阴阳头后，回家立即叫家人给他剃成光头。事后，他还拿推子帮其他黑帮分子都也剃成了光头。老右派们每天在监督下打扫卫生、政治学习，有时也谈论一下时局。当时，流行说“万寿无疆”，黄万里就对同伴们说：“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 “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1969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黄万里的论证是正确的。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长７１３米开始拦洪。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这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渭河泥沙淤积直到距西安仅30多公里的耿镇，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那些无知不明是非的当局反而把这些问题归咎于黄万里的正确论断，对其残加迫害。1962年，三门峡第一台机组投入运行。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到丹江口电站去了。此后多年，三门峡工程不停地改造修建，成为典型的烂尾工程但问题很快暴露出来。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在陕西省的强烈反对下，1962年和1964年，中央几次召开会议，商讨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1964年12月，周总理在北京作了总结讲话，说：“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三门峡的改建方案不可再等，必须作决定。”他提出了两个确保：确保西安，确保下游。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这些底洞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40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陈，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填充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但改建并没有挽救上黄河。50年后，黄河上游水土流失日益恶化，而出库的清水对下游河道造成严重侵蚀，造成大量滩地崩塌；从1972年起，黄河下游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建库前渭河下游是地下河，而现在，这里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那些无知是非不分的当局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这座劳民伤财的三门峡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报告：“如果把这４０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８００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即是说，不建三门峡大坝，中共又有心抢救它制造的大饥荒饥民，四千多万农奴就不会成为饿死鬼。
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三门峡大坝不仅没把假圣人变真，流不出黄河清，而且很快就成为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恶霸，造出天大的国祸，造出太平年代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五百多万的水灾灾民，四千多万的饿死鬼：
◆因三门峡上游带来的“９０％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１５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３００米时的库容为６０亿立方米，可是到６２年就只剩下４３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１９６４年，库容量仅剩下２２亿立方米了，四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郑义《黄河三门峡水库大移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水”双全黄万里》则认定：“１９６６年库内淤积泥沙已占库容４４．４％，水库已成死库”。
◆它不仅浪费掉当时４０亿、现值４００亿以上人民币的建坝水泥钢筋费，不计其值的民工费，还造成３０万三门峡居民的流离失所，结果导致“三门峡水库移民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三次返乡大潮。那是农民起义式的夺回生存权的悲壮反抗。移民们推举了四大领袖，组建了结构严密、功能齐全的指挥、参谋、情报、宣传系统和总部卫队以及指挥部联席会议。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８６年，在长达３０年之久的岁月里，在当局的严厉弹压下，３０万三门峡移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最后获得悲惨的胜利”（郑义《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
◆它不仅没减其下游多少灾害，没使其下游黄河清，而且是东吴嫁祸工程——嫁其下游灾害于其上游的嫁祸工程，把渭河变成黄河——灾河的工程。三门峡大坝自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蓄水到１９６２年３月的１８个月中，就妨碍渭河外排１５亿吨泥沙，抬高上游渭河潼关河床４．５米，使渭河成为悬河，频频引发关中平原的水灾，造出渭河下游４０．３８万居民的流离失所（戴晴《忍对黄河哭禹功》），“ ４０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１５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１５辑）”（党治国《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以致假圣人毛*泽*东从渭河流域“父母”官听到黄河倒行逆施灾害于渭河流域的报告后，也对周恩来暴发一时“天”怒，冒出一丝天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
◆戴晴《忍对黄河哭禹功·八·教训》报告：三门峡大坝还破坏了难以修复的生态环境：土地盐碱化达５０多万亩，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了大量耕地；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文“水”双全黄万里》报告的流离失所灾民是百万：“由于泥沙淤积，上游河 水连年泛滥成灾，成百万灾民流离失所”。——三门峡库区原居民和渭河谷地原居民的两次黄河大移民的血泪代价，换来的只是冷梦的眼泪结出的名利晶体——《黄河大移民》和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反对建三峡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晚年，黄万里最关心的事情，除了治黄，还有三峡。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 1985年3月他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出：“建议勿修三峡坝，代之以云贵川湘鄂赣豫省大中型电站。” 1985年35周年国庆刚过，他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 1992年三峡议案已在人大通过后，中共十四大刚结束，他又向新的中央领导上书谈三峡之事，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早修晚修、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
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川汉保路事件引起辛亥革命实为前车之鉴。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此信中，黄万里附加三篇文章，阐述了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缘由，和长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议，以及对黄河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议。 但由于黄万里的意见与决策者意见相左，有关的研究课题也就与他无关，他得不到任何有关数据，只能是公布什么，才了解什么。在与对手的论战中，他的论据都是靠当年在川江工作时的观测数据进行推测。
谈到黄万里反复上书一事，任裕民先生说：“黄先生对国家大事很关心，而且能够心底坦荡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孜孜不倦地解释。他认为，看到哪里错了，提出他的看法是他的责任，是一个公民的义务。黄河、长江、南水北调、海河的治理他都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算了。但黄先生却向监察部诉诸法律，坚忍不拔，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这真是超乎常人。建三门峡时没听他的，出了问题，他不是兴灾乐祸，而是很痛心，积极想办法补救。三峡虽然已经上马了，他还是要提出来，不要修高坝，要修低坝，下面要排沙洞等，完全是建设性的态度。”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黄万里认为三峡高坝若修建，也无法保证安全。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当时参加投票的人大部分无丝毫水利知识，但仍然许多怀着责任感的人投下反对票。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事实再次证实他的三峡论断？
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 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2009年夏，受长江上游和本地强降雨影响，重庆主要江河水位也普遍上涨，长江寸滩段和嘉陵江等五条中小河流均出现超警戒或保证水位洪水。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8月6日凌晨2时，长江寸滩站洪峰水位达到183.11米，相应流量56700立方米每秒，超警戒水位2.61米。这是2004年以来长江中上游出现的最大一次洪水过程。
强降雨天气导致重庆部分地区引发滑坡泥石流灾害。截至5日17时，持续强降雨已致重庆15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2.3万余人，因灾死亡10人，失踪1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63.6千公顷，绝收面积达4.4千公顷，万余间房屋倒塌，16000余间房屋损坏，当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6亿8千万元人民币。其中，重庆铜梁、潼南、大足、北碚等区县受灾情况相对较重。
2009年8月6日，重庆水位达23.51米，超警戒水位1.3米，重庆港朝天门广场180平台120级台阶已经全被淹没。事实胜于雄辩，2008年南方雪灾、2009年四川、重庆地区罕见洪灾已经说明一切！2010年官方的态度更是明确，长江流域抗洪别指望三峡。当初曾夸下海口，三峡大坝可以抵抗万年一遇的洪水，彻底解决长江流域水患。 2011年入春以来，南方江西、四川重庆、湖南、湖北等数十省出现历史罕见的旱灾。5月18日，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承认三峡带来了民生、环境、地质灾害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影响
世界著名水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杰出的科学工作者 黄万里郁郁而终
半个多世纪以来，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生前卧病，90岁高龄的他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