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发言被迅速转载到网络上,出乎他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一家网站把他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和他并列的还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胡舒立等学者和媒体人。
另外一家网站开始出现一组以秦晓为关键词的批判性文章,质疑他的种种作为,从他少年时的经历一直到他在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的两起资产交易行为——出售平安保险与购买香港永隆银行。
几个月后的“两会”期间,该网站还公布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彻查秦晓在这两桩交易中的作为。
一个月后,在深圳蛇口的招商局会议室里,当我问秦晓是否看过这些内容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马克 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相比起个人受到的打压,他更担心的是激进主义的思潮:“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为什么哲学家、思想者德国多呢?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相对落后,落后就需要药方,就需要倚重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容易出现的。激进主义形成之后不仅会‘异化’,导致专制,更为可怕是会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它的恶习并未铲除,有时会死灰复燃。”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是那些网站所认同的学者,也是秦晓的朋友。对于这名酒友,甘阳的评价是:“秦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他的任何标签都是简单化与脸谱化。”
一些媒体称秦晓是“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秦并不认同这个称谓。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词。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这些称谓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问题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义、法治不健全、道德沦丧。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发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大的灾难,只有激进主义才会认为这是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激进主义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我很担忧,希望能够说出来,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的。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
他把自己看成是体制内的改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