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的一篇文章，读了，感觉不错，就搬来了
在2007年5月期的《读书》杂志上，周晓虹先生结合一本他正在翻译的书（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详尽地解释了Middle Class来到中国之后所遭遇的误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
先生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时代发生了变化，曾经以拥有一定生产资料为标志的Middle Class，如今已经有了另一层意思。不管是从收入来衡量（美国的这部分人年薪在2万～7.5万美元之间），还是从社会地位来评判（以管理者、领班、销售、文员、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力），如今作为高级打工者的脑力劳动者充其量只是一个“中间阶层”，而不是翻译中约定俗成的“中产阶级”。
应该说，关于舶来的Middle Class，这并不仅仅是个翻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对于白领的定义，以及这个阶层对于自身的认知和反省。
由于将自己界定为从前的中产阶级，如今的白领过分依赖学历来提升个人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对成功理解得过于肤浅，在竞争压力面前，他们“终身都充满了恐慌和挫折感”。
“现在人们强调的是灵活而不是能力，是和同事、上司和规则‘打交道’的能力，而不是在开放市场中‘开拓’的劲头，是你认识谁，而不是懂什么；是自我展示的技巧和利用他人的基本窍门，而不是道德的完整性、真实的成就和个人的可靠程度，是对自己公司的忠诚甚至物我合一的精神，而不是创业的能力。”
周先生引用的这一段话，不仅是美国社会的写真，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社会。这是对白领阶层浮躁心态的素描。时代和潜规则的变化，让我们进入一个过渡时期，再遵循旧模式去奋斗，势必会得不偿失，这是现代白领无助感的根源。但是这种不合时宜的教育对国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为这群人种下了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因为他们是“有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保障”的那么一群人。他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渴望的话语权远远超出了实际拥有的能力，这是因为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已经不再是平步青云的捷径，它也有可能通往万劫不复的失业深渊。
在这种震荡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顺应潮流、善于钻营的人士才会获得机会，而这些人又恰恰是社会责任心较为薄弱的那部分人，这样往往会导致道德和信仰的流失。这种情况下，在新平衡达成之前的过渡时期，Middle Class们必须看清和接受新的定位，不要再用“中产阶级”的准则来要求自己，不必刻意追求社会地位和财富，或是为了虚荣而购房购车，那些误读之后的执着，只会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把生存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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