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废墟
汤式（约公元1400年前后在世），字舜民，号菊庄，象山人，元末明初时期的元曲名家。曾为本县县吏，但非其志向。后落魄江湖，流寓北方。明成祖朱棣在燕邸时，汤式曾为文学侍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还常得到朝廷的赏赐。汤式性格诙谐豁达，善作散曲，著有《笔花集》，今有传钞本。所著杂剧二种：《瑞仙亭》和《娇红记》，现都不存。今存小令170首，套数68套，残套1篇，其存世的曲作数量在所有元曲名家中仅次于元朝后期的张可久。今人凡编选元曲集，无不选辑他的作品，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全元散曲》（隋树森编著）和齐鲁书社1993年出版的《全明散曲》（谢伯阳编著）都几乎收录了汤式的所有存世作品。明朝贾仲明在《录鬼薄续编》中评其曲词“语皆工巧，江湖盛传之”，明太祖十七子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中，誉其曲词“如锦屏春风”，可见汤式的作品在当时名重一时，极为流行。当今元曲研究家则普遍认为汤式是“元明曲坛承前启后的大家”。
汤式生于元末，生活在元末明初这个朝代交替、动乱不止、社会黑暗的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普遍遭遇被排斥、被轻视的命运。汤式生逢乱世，个人才华得不到施展，以至“落魄江湖”，长期流寓他乡，郁郁不得志，从而发出了“才高反被时人厌，运拙频遭俗子嫌”的悲叹。
然而，在这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历史时代，汤式不但保持着自己正直清高的品格和操节，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在不可能“达则兼济天下”的环境中，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而且在内心深处还涌动着一股力匡社稷、报效邦国的浩然之气。他在《南吕·一枝花·旅中自遣》中写道：“有一日际会风云得凭验，那时节威仪可瞻，经纶得兼，正笏垂绅远佞谄”；在套数《南吕·一枝花·言志》中，他更是借王粲、陈登等历史人物典故，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大志：“等待新雁儿来时问个音耗，若说道董仲舒入朝，公孙弘见招，看平地风雷奋头角！”
由元入明后，世道渐趋太平，社会也逐渐繁荣。汤式也因其杰出的曲作才华而被燕王朱棣赏识，成为文学侍从；永乐年间朱棣称帝后，汤式还时常得到赏赐。然而明初的朝廷极其专制，知识分子只是朝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而且文网极严，屡兴大狱，文人学士若不为朝廷所用就有可能人头落地。在这种严酷的专制环境中，汤式的政治抱负及人生理想也同样得不到施展和实现。因而他只能纵情风月山水，置身应酬唱和，同时也深感人生的虚幻苦愁，萌生返朴归真、隐退山林田间的强烈愿望。
汤式的曲作数量宏富，技巧圆熟细腻，风格清丽生动，文采雅正朴茂，自然流美无斧凿之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作品内容多数为题情赠友、纪游怀古，但也不乏反映和揭示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现实之作。如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双调·折桂令·西湖感旧》，“问西湖昔日如何？朝也笙歌，暮也笙歌。问西湖今日如何？朝也干戈，暮也干戈……”反映了当时战乱不断、兵连祸结，大好河山尽遭践踏的社会现实；而他的《越调·天净沙·闲居杂兴》这首清新淡远，韵味悠然的小令，则反应了他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耕自种、自食其力的农家生活的自信和赞美——“近山近水人家，带烟带雨桑麻，当役当差县衙。一犁两耙，自耕自种生涯。”同时，背井离乡的汤式对故乡怀有深切的情感，思乡之情浓郁热烈，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他在《双调·庆东原·京口夜泊》中写道：“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倚篷窗自叹漂泊命。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汤式的一生，是飘泊的一生，他萍踪浪迹，历尽坎坷，但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正直诚实的良知和独善其身的操守。他以杰出的才华和艺术创造丰富了中国一代文学式样元曲的创作历史，并在千百年来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学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