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教材在谈及丫片战争中广州附近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时，认为这场斗争 “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精神”、“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第一场战斗”。现行观点似乎已成定论：三元里斗争是保卫祖国，反抗侵略的行为。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类看法有悖于史实。
一、从斗争的起因来看，三元里等地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并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有不少资料认为，是“1841年5月27日《广州和约》的订立，激起了人民的武装反抗”。事实上，据各种文献记载，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是英军开棺暴尸；二是劫掠财物；三是戏辱妇女。广州沦陷的第二天，英军在广州城外大肆掠夺，并打开郊外双山寺存放着的一些外籍人权厝的棺榇，观看尸首。依据中国的传统和宗教，此类大不敬的行为，只有禽兽才做得出来，中国人民淳朴的孝心，决不能容忍死去多年的祖宗受人骚扰，不得安宁。更有甚者，英军闯入村庄，抢劫耕行，以补充军需。英军的抢劫耕行，触动了农民的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自给自足的农户来说，失去基本的生产耕具是无疑把他们推向了破产的深渊。
从以上事实，可看出三元里等地人们斗争目的是为了敬祖敬宗，维护自己的生存基础，维护自身利益，这与教材上所说的“反侵略”之说是大相径庭的。
二、当时的中国民众还不存在近代意义上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
如果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爱国行动，那是绝无疑义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众在主观上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则缺乏推理演绎的前提。
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就行动上而言，前者只可能发生在英军肆虐的地区，在其他地区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而后者则是一场全国民众奋然投身的热浪冲天的壮剧。以当时的客观条件，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中，虽不乏一些忧国之士，但绝大多数却是正心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活动在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马乌涌（炮台）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的观看自己的朝廷与我军（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还有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所不有。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中国的老百姓早以习惯了诸如改朝换代的重大变动。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了一种传统，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在三元里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半年，绝大多数民众还是做了顺民甚至“良民”。但是，一旦民众的此前利益受到侵犯，如棺榇被开，财物被掠，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愤怒的民众必然会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
三、从军事角度观察，三元里抗英并无决定大局的意义。
在中方文献中三元里战中歼敌数目有“十余人”，“百余人”，“二百余人”，“七百四十八人”等诸多说法。其中以“二百余人”一说最为流行。但综合英军的资料来看，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人员应该在28-49人之间，更何况是由于大雨打湿了了英军的枪械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这样的胜利显然是无法产什么影响的。
然而，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已不是战斗的结果，而是战斗的可能发展趋势。有人宣称，若不是广州知府余保纯的劝解，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甚至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这些说法显然是过于夸大其词。三元里一战，英军在一定程度上惧怕民众，但应当将其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正如胡绳所言：“有些……人认为，如果广州的官员不去解围，三元里的斗争就能够取得很大的胜利，甚至对整个战争起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三元里民众的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三元里抗英斗争虽然在客观上有一定反侵略意义，但如果将其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给予人为的放大，那么它的意义便逐渐失去其真实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