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10日至18日，湖南省衡南县三代贫雇农、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年青女工刘桂阳，眼见父老乡亲饿死的惨状，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难海门前举起标语牌：反对人民公社！拥护彭德怀！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英雄！)
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一再宣传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2002年夏天，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告诉本书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2002年底，我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一个资料，这是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又文的一个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6月15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
牛佩琮 1960年6月15日上午电话通知
据说，李先念和中、央财贸各部不吃肉是受毛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相信谁都会非常感动。
然而，近年不断批露的资料，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的确有一段时间不吃肉，他的的私人厨师的回忆是：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WEI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
这些名为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达到较好的烹调效果，必须使用较多的植物油。这样一来，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都是十分丰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
由汪东兴和张玉凤任顾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的94—96页所揭示的“毛泽东困难时期不吃红烧肉”的真相则是：改吃西餐了，非常精细、高级。在1961年4月厨师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中，各工风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的记述则是：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何方在书中曾注明，这段资料来自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01页。
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不吃红烧肉”外，“睡衣带补丁”也曾被毛泽东的铁杆粉丝们津津乐道。然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第二十四篇所显示的真实情况却是：补衣服花的钱，一点也不比买件新衣节省钱。
由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虽然已过去近四十年，但其所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仍是个难解之谜，官方所公布的数字是一千多万，民间的说法则从三千万到六千万的各种数字都有。对此，毛泽东的铁杆粉丝一方面说大跃进曾导致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纯属造谣，另一方面又说大跃进本身并没有错，总路线是正确的，存在的问题都是执行中造成的，并以众多“神话”来证明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与民同苦”。
1958年8月初，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听取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曾问：“夏收9000多万斤，秋季就要收11亿斤呀！”张砸咂嘴，非常尴尬！但毛泽东却马上转过话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还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要想得远些！”在视察完河北徐水后，毛泽东又马不停蹄地去视察河南、山东，期间所讲的“人民公社好”马上传遍全国各地。不知道，究竟是毛泽东主张的“人民公社”属于“共产风”，还是刘邓主张的“包产到户”属于“共产风”？
对于毛泽东是否真的在困难时期“与民同苦”，还听过这样的说法：因为他老人家喜欢吃红烧肉，就专门为他建一个碗厂；因为他老人家喜欢抽烟，就专门为他建一个烟厂......请问：建一个碗厂，要花相当于多少碗红烧肉的钱？建一个烟厂，要花相当于多少件睡衣的钱？
更重要的是，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各省市为毛泽东所建的高级别墅就跟雨后春笋。上行自然会有下效，还有一些高级别墅则是为其它的国家领导人所建。除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竞相效仿。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后建造的。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天津迎宾馆位于天津河西区，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
毛泽东家乡那个投资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不知道是周小舟不会拍马屁，还是几个月后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没有机会，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下文（嘿嘿，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1960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０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嘿嘿，那个时候也不是没有强行拆迁，只不过当时的确马雪明、唐福珍之类的“刁民”，就算有也没人能知道），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向苏联花高价进口了大量的豪华设施（嘿嘿，苏联人的确不像话，这么点东西也要钱，毛泽东可向众多“友邦”提供了上千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哟，怪不得苏联未能“我们的朋友偏天下），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历时两年，1962年竣工。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毛主席真有骨气,绝不吃磋来之食!
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 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
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后向毛泽东汇报，被毛泽东一口回绝。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SUI，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
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噩梦般的大饥饿，说不清有多少人倒毙在家中、田间和逃荒的路上。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并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宜。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