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卷老师张伯华归纳30年高考作文变化,题目随时代律动而“多彩”
张伯华, 1977年高考,后入昌平一中教语文,曾任《作文导报》副总编,《语文报》副编审。1983年参加高考语文阅卷。
张伯华相信,考生通过高考作文,孩子们一定程度上在记录时代,记录他们所熟悉的生活。
在张伯华看来,高考恢复三十年来,有几个年份的作文题目颇具代表性:一篇是高考恢复第一年,1977年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第二篇是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第三篇是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人民日报》口号用在作文里
1977年,此前正在昌平区十三陵水库下乡的张伯华等来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北京25万考生,我有幸成为被录取的那一万名之一。”“恢复高考第一年,作文题还沿袭着以往的命题作文风格。”张伯华的意思是说,1977年的北京高考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跟当年的八股文一样,“凸现时论性,讲治国安邦,文韬武略”。
其实当年天津的作文题《他像雷锋同志那样》、《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和上海的高考作文题《“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都有类似的内容取向。
张伯华说,虽然它们不像八股文那样直接取自四书五经,但很多内容都可以从当时的《人民日报》,尤其是《人民日报》社论里找点内容。
张伯华笑着说,《人民日报》口号自己用得特别巧,“都是报纸上的话”。他回忆说,在作文里用“战天斗地结硕果,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描述自己在十三陵种地。
尽管这样,张伯华的作文还是入选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高考作文选,那时有25篇作文入选。“其实都是《人民日报》社论的缩写,所以大家作文都特别相像,内容千人一面。”他分析说,尽管当时说解放思想,但不是当天就能解放,当时政治气息较浓。
政治口号挂帅内容趋同
随后的几年高考作文题仍有这样的痕迹。1978年要求缩写一篇《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1979年要求改写“陈依玲的故事”,1980年和1981年是让考生写读后感。
这些只在形式上略作变化。他说,跟当时参加高考的考生的文化程度有关。特别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刚从田里出来就上考场了,可能只认识几个字”。
张伯华说,在当时刚刚拨乱反正,内容上没有根本性突破,具有唯一性,政治口号在文化、宣传、教育领域挂帅,这也能够理解。
1982年作文题让考生思考国运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逐步深入,高考作文开始关注国家命运。代表者是1982年高考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张伯华认为,之所以说它带有一定标志性意义,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前后,国家和社会提出了复兴中华的愿望。虽然考生只能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好,但也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正是在这个时代里,张伯华当年参加了高考作文的阅卷工作。张伯华回忆,当年高考作文里,有的考生引用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样的论据,“这已经很不容易,现在学生可以自己思考国家命运,原来都是《人民日报》式的思考”。他认为,那是一个全民冲破枷锁,激情澎湃的年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镜
者鉴也,文如镜,映照时代身影,高考文章亦做了别人窗前风景。谁是谁的镜子?文章反映时代,时代因文而显。
按照高考作文体现出的特点,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7年—1979年):1978年的高考作文是一篇缩写文章,1979年要求改写一个故事。这些题目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作文,而只能算是一种语言训练。第二阶段(1980年—1998年):这近20年的特点是材料作文、命题作文和应用类作文交叉出现。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1999年开始,高考作文中首次引进了话题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高考作文命题,它给予学生更大的发挥空间。
□点评人王大堃(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论据“总是雷锋助人为乐”
张伯华回忆说,国家变了,在学生的作文里都有体现。比如爸爸工资涨了,家里摘帽了。“你能从作文里看出,孩子的心,家庭的苦乐和国家的形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张伯华甚至认为,“有些考生当时的说法可能让现在的孩子们感到恶心,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是真心的。”张伯华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那个时候政治热情很高,思想集中度比较高,“大家还都不太乐于谈钱呢,以至于当时演员陈冲回国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说了一句‘恭喜发财’,还引起人们的不高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文题目产生了。
当然,那个时代的作文,论据比较单一陈旧。“总是雷锋助人为乐,陈景润如何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张海迪如何在高位截瘫的情况下学习四门外语。”张伯华认为,论据更新速度根本没法跟现在相比。随后多年高考作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鉴定政治信念、进行德育教育的职能。
从1982年到1999年间的高考作文题目变化中,张伯华看到的是一个与中国社会转型一样的作文题转型期,高考作文题渐渐不再直接涉及政治,但其中也有所徘徊。
他说,这一时期高考作文题材开始出现宽泛性、兼容性特征,比较中性,比如1988年全国试题中的《习惯》和1994年的《尝试》。
出题者与考生惶惑间捉迷藏
这一时期的摇摆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在文体上也有所放开,由原来的以写议论文为主,到这一时期的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都有,出题形式上也有了漫画。“出题者与考生之间捉迷藏,不知道该不该跟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出现惶惑。”
文体多变“丰富多彩”
1999年这种局面改变了。当年全国高考作文题为《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出现了话题性作文。”张伯华说,这一时期为主要特征的就是考生可以在某个话题下自己命题,最关键的是文体不限,或者是命题不命体(文体)。
“这时候的高考作文答案就不再具有唯一性,可以夸也可以骂,可以有其他情绪,不像以前倾向性那么明显,答案也不再唯一。”张伯华说。
2000年的作文题更加“丰富多彩”。张伯华认为,此后的高考作文命题主流已转变为有哲理性的思考,多元化的角度和情感的倾诉上。而且文体多样化,“文言文、诗歌、剧本,什么都有。”另外也出现了另类满分作文,“这是教育改革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在作文上的体现”。
张伯华相信,比较成功的高考作文题应当具有时尚性,但都脱离不了国家形势发展这个大背景。“治国思想活跃,教育理念就比较先进。”
历年作文题(部分)
1977:“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8: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1980:读后感:“画蛋”(达·芬奇的故事)
1981:读后感:“毁树容易种树难”
198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85:“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
1988:“习惯”
1993:广播稿:“关于补课报酬问题”
1994:“尝试”
1999:“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