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2日,10多位国际友人自发地组织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西门子洋行商人拉贝被推为主席,接着这些国际友人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她和金女大其他留守的教职员工在金女大设立了“妇孺收容所”。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开展了义薄云天的救助妇孺大行动,被南京市民尊为“万家生佛”。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舍监,在金陵女子大学开始千里流亡办学的西行之路时,魏特琳、程瑞芳和另一个金女大男性职员陈斐然共同组成金女大紧急委员会,组成了由校工组成的治安小组和邻里学校教师薛小姐和学生的难民服务队,金女大从12月8日起就开始接受难民了。在救助难民的日日夜夜中,程瑞芳不仅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而且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和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以及金女大难民收容所的主要活动。一向没有记日记习惯的程瑞芳忍不住将满腔悲愤用日记逐日记下,永志铭记。这样做,是有相当风险的,如她在12月24日日记中所述:“我写的日记每次要收起来,因怕有日兵来抄,华(小姐)也是。”魏特琳则一般每隔20多天,就将写好的日记邮寄给金陵女子大学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程瑞芳日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部由中国人、且为女性,以日记体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暴行的文字材料,(其余多为追记、回忆)因此足弥珍贵。1946年4月8日,71岁的程瑞芳亲赴日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区的亲历亲见,控诉日军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种种暴行。
女性们并非没有反抗,只是她们个人纤细的力量难以和集团式兽行相抗衡。当年只有14岁的屈慎行老人曾和妈妈、婶婶等一起在金女大避祸,她回忆道:“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晚上,有几个日本兵到金女大拖女人,女人的哭喊声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当时许多在门口和走廊里的年轻妇女被拖走。过了几天,有20几位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以前做过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拉着走的。她们是被卡车拉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逃跑,也是一种反抗,魏特琳日记中也记录一些姑娘如何机智地逃离日本兵的魔爪,逃到金女大校园来。还有更激烈的抗暴,魏特琳日记中,曾纪录一位何先生因为不愿太太和女儿受辱,杀死了日本兵,一家人逃亡。
日本士兵在金女大的性暴力大量是分散发生的。有时一个,有时二三人,不分白天夜晚,有时就在金女大校园直接施暴。魏特琳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中立国国民的身份不停地驱赶和一次次到日本领事馆抗议。程瑞芳陪伴着华小姐,在12月15日的日记里,她记道:“昨晚华(小姐)、我坐到十二点钟才睡,怕有兵来,”。12月19日:“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华小姐正在鸡子处,因有兵要鸡子,若是不为鸡子,华小姐早到,此女不会受害了,等华小姐到此迟了。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流泪,你们想想苦不苦,华(小姐)要忙死了,累死了。因为一日来数次,又不是一两个兵,大半五六个,两个在这里,两个在那里。”
魏特琳的日记里,也多次记述了这样的抗争生活,如:“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上午其余时间,我都用来把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士兵赶走,从校园的这边跑到校园的那边。我去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已有两名日本兵上了楼。我赶到教工楼,看到一个家伙站在538号房间门口,另一个家伙正在强奸一个姑娘。我的出现和手里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几乎每天魏特琳都在奔跑救急中度过,许多天她们都是和衣而眠,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但仍然防不胜防。白天因为有魏特琳把守学校大门,尽管日本兵对她心存仇恨(包括打她耳光以泄愤),但毕竟还是有所顾忌。于是日本兵改变做法,晚间爬墙进金女大“摸彩”,他们把到金女大强奸妇女称为“摸彩”。
目睹日军对自己同胞的暴行,程瑞芳无比悲愤,她在日记写道: “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 “今日又来了许多难民……他们想这里有宪兵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今日有一姑娘抬来,不能走回,受了几个兵的糟踏〔蹋〕,肚子胀,现在用法子,或者明天送她到医院去。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可恨!”
个人力量虽然微薄,但不能视姐妹苦难而无动于衷,程瑞芳12月18日日记写道:“今日中午Riggs来了,他的意思叫有丈夫的妇人回去,日兵就不如此找,因为妇人都跑到难民所,外面没有女的。那意思有丈夫回家不要紧,不比处女,若是丈夫一人在家,日兵说他是兵,因没有家。话虽不错,这些年青的妇人也苦。我听(他)一说,我就哭了,因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尽管难民所里尚且危险重重,但是只要有中国的妇孺求救,魏特琳从来不能无动于衷,12月26日的程瑞芳日记记道:“华(小姐)真好心,昨午出去吃饭,走到大门外遇见老妇人说她女儿被兵拖去了,求华去救她(女儿),华就去追。在上海路上遇着米先生来了,乘汽车一路去,一会就追上了,那兵不放,他们把那妇人坐在车子里……我劝她下次在外面遇见这样的事不要去追,怕华自己受害。今日还有米先生,若是一个人更难。”对于魏特琳的见义勇为,程瑞芳既感动,又为她安危担忧,“华小姐写了信去会日领事,未会着,要告诉他们日兵在外面做的无人道的事。”“有时华(小姐)到日领馆去报告他的军人不好的事,我对华说,报得多他们更要害。所幸还有两个德国人在此,光是美国人不行。现在几个美国人也无法可想,也累死了……我最怕华(小姐)一人遇着不好的,刺死她更不得了。…因有时华在大门口,到南山有点路,简直过的不是日子。有时吃饭他来了,大家都走开,华要去对付他们。一日来几次,又不知他们做些什么,真是提心吊胆。昨晚又进来两个兵,拖了两个姑娘在草地上,真是伤心。从前听人讲他们无人道,现在真的实现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无畏的华小姐,一个永不言退的华小姐,但程瑞芳说:“华(小姐)胆大,她不怕,不过可怜那〔哪〕有不怕的(人),”她观察到,魏特琳在进入有日本兵闯入的屋子前,先要“嗨六(哈罗)”一声,然后慢慢地进去。确实,人人面对危险都会心存恐惧,魏特琳也不例外,是正义和博爱使她战胜恐惧,一次次挺身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