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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才善用尽其能——谈古人的用才观
为政之要，惟在举贤。举贤不易，用人更难。汉代的荀悦在《申鉴》一文中概括了任用贤人有“十难”，其中包括不知贤、不进贤，以小怨弃大德、以小过黜大功，等等。正因其“难”，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切莫马虎了事！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只有仔细加以审察和鉴别，真正分清良莠善恶，才谈得上知人善用。孔子用传统政治文化标准和价值取向，将人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以其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才能智慧评判，又可分为清节之士、英俊之士、豪杰之士、法术之士、权谋之士等。先哲们认为，如能正确识别、辨清这五类人，就等于掌握了治国之真谛。（赵蕤《反经》卷一）
所谓人才，用韩愈的话说就是“适于用之为才”（《释言》）。那么，如何用好人才？总结古人的看法和实践，必须把握住三个主要环节。
坚持标准，审取慎用，防止发生偏差和失误。古代用人主张德能兼备，这是因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王符《潜夫论·忠贵》）唐太宗认为，理想的人才应该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贞观政要·择官篇》）在此基础上，特别强调要量能授官。苏轼主张：“凡用人力试（经常考核）其能，苟（如果）败事必诛（处罚）无赦。”（《谢馆职启》）先秦的吕望认为：“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谨不与谋。”（《六韬·上贤》）意思是说，有名无实，当面与背后言谈不一，掩善扬恶，看风使舵，这样的人千万不能使用。管仲提出，功力未见于国者，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以授以重任。（《管子·立政》）鲁哀公向孔子询问取人用人之术，孔子告诫，毋取奸佞的“钳”者、骄横的“健”者和轻诺寡信的“口锐”者。认为这三种人即使有才也不可用……故必须以言观行，把握一个人的真实品格。（刘向《说苑》卷八）
不拘一格，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人才的效用。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用人必须因才制宜，“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精巧或擅长），不强其拙（短处，缺点）”（《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这样才能适人适位，人尽其才，也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宋人田锡认为：“任人之职，能从其长，录长掩短，邦实阜昌（国家殷实昌盛）。”（《用材箴》）用才不拘一格，就要“才成足委（任用），不拘于屠钓（泛指下层人民）”（葛洪《名实》）只要是人才，“则不宜以阶级限，不应以年齿齐。”（周朗《上书献谠言》）荀子在《王子》篇中则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将这些话概括起来，意谓只要德才兼备者，就不必拘泥于地位尊卑，不必论资排辈，不必遵循官阶次序而可以破格任用。有道是：马不可以负重，牛不可以追速。“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则才著（显露），用非其宜，则才晦（隐藏）。”（申居郧《西岩赘语》）所以，欧阳修强调说：“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格。”（《欧阳文忠全集》）
善待贤能，用人勿贰，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尊贤尚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作为用人者，一定要“尊贤育才，以彰其德”（《孟子·告子下》）否则，“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晏子在《内篇谏下十》中把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称之为“三不祥”。《尚书·大禹谟》则明确提出：“任贤勿贰（三心二意），去邪勿疑（迟疑）”。看准了的人才就要大胆起用，既可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韩非子》），又可以“忘其前愆（qiān过失，）取其后效”（《三国志·吴书》），也可以“立大功者不求小疵，有大忠者不求小过”（《陈子昂集》）。在古代，用人不计前嫌，不求小疵的例子很多。如，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人才就实行“不以前过为过”的政策，善于从敌营中发掘人才。又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写檄文讨伐曹操，但曹操击败袁绍后，仍委之以重任。
用人体现了一种社会和人文导向，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原因在于，“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勉励、鼓励）；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为私利而跟人争胜）。”（吴兢《贞观政要·择官》）这就要求为官者坚持原则，出以公心，务求做到“在官惟明，莅（临）事惟平，立身惟清”（《忠经·守宰章》），只有这样，也才能达到如《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说的：“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担负）志业则咸尽其才”的要求。【来源：红网】 |
黄花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