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读《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

戴旭先生的新书《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很适合处于“崛起”梦境的中国人好好读一读。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那就是世界正在进入“中国世纪”，与之相应的一种思路，就是“中国崛起”论。最近几年出版的不少国策性书籍，诸如《中国不高兴》之类，全都是以中国已经或者正在“崛起”为前提。主要的理由当然在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的GDP这些年来坐飞机般地由地上向天上爬，在接连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后，据说今年将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近30年来坚定不移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开展对外贸易，的确使中国一天天胖起来了。这也带来了另外一种理论，就是“相互依赖论”，它说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超级大国间已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为中国与世界的永久和平穿上了防弹衣。

很意外，戴旭不是这样来看。他的《C形包围》不仅指出目前中国谈不上“崛起”，而且认为贸易不可能给中国真正带来和平，因为“近代以来的列强大国，没有一个是靠与别国互通贸易变成世界政治中的一流玩家的。”该书戳穿了一个神话，那就是以为中国只需要通过发展经济、与别国开通贸易往来，就可以获得全面复兴。也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代中国在获得又一次显著的经济增长后，国民生产总值（GDP）在全球经济总量比重的扩大，实际上也使中国再度面临凶险无比的挑战，中国的国家命运并不乐观。

此谈绝非空穴来风，有历史往鉴可作依据。同治中兴时代的清王朝，其GDP一度占全球总量的17%，远远超出了当下中国的6%，结果却被弹丸小国日本斩于马下；19世纪下半叶的沙皇俄国，也曾长期保持5-8%的经济增长，GDP增速名列世界前茅，但随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沙俄从外国引进的那些生产设备和技术一下就暴露出了花拳锈脚的底色。这两个王朝都曾有过“现代化”经历，但它们的现代化都是靠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所推动，本身并不掌握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一言以蔽之，它们的发展主动权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中国今天有不少大公司从资本拥有量看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有没有可以称道的品牌和核心技术？中国现在仍然虽然号称“世界工场”，但却是品牌小国、创新小国，核心技术依赖于人的局面，并无根本改变。这在中国也形成了一种理论，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以为凭中国地大物博，不愁其他国家不乖乖把技术卖到中国来。它就是不看美国始终实行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欧盟至今不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靠房地产支撑，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先进的战略产业，现有的矿产资源、制造业、粮食、银行等很多领域，都已经被外资控制。”这种情况与同治中兴时代的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沙俄并无不同。与此形成对照的国家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长期都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坚决依靠自我积累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不把希望寄托于与他国的贸易往来，乃至指导日本经济增长的那些经济原则，如生产至上、寡占竞争、反市场主义等，与今日中国大学里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完全背离。

历史往鉴很多。当今在中国各地转来转去的专家学者们，在机械地重复西方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贸易和平论”时，却不知道“贸易和平论”的鼻祖是在中国。千余年前的宋辽金时代，宋辽、宋金、宋夏之间均曾有大规模的互市往来，当时叫做榷场贸易。鼎盛时期，宋辽之间设有七个榷场，宋金之间设有十个榷场。但宋、辽、金之间，一边建榷场，另外一边，战争却也从未止息。北宋被金人所亡，南渡而为南宋后，秦桧与金政权订立绍兴和议，其中之一就是与金国互市和向金国输送财物，这虽然换来了一时的安宁，但当更为强悍的蒙古骑兵来袭时，偏安的南宋就再也无法靠贸易来换和平了。

转到现实中来。在本书后记中，认为今天的中国尚未奠定崛起的国体基础，就像一台用不同产地的元件组装的电脑（有苏联、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历史的各种体制影响或意识形态），同时安装着共产主义的思想操作系统，资本主义的经济操作系统，封建官僚主义的行政操作系统，以及儒家的道德教化系统。各系统之间的兼容程度，决定着中国最后统一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形成，并间接地决定着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和谐发展，并进而影响着中国最后的统一。在这里，对中国本质透视之深，当今中国，此等眼界，已不输晚清之赵烈文。

中国如今在内功尚未练好、只是长出了一堆肥肉的同时，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却在逐渐成形。关于这一点，书里有详细描述。美国对中国海陆并进，海上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印度为终点，陆地包围圈以印度为起点、中亚为终点，由海到陆形成了一个“C”形包围圈。这种包围是以美国与有关国家的同盟关系和在有关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为标志，为配合这种“C”形包围圈，美国还对中国设置美元陷阱、对中国实施金融掏空；利用台湾问题或者挑拨中国周围国家，对中国进行外交钳制；还不遗余力插手中国新疆和西藏事务，不懈地在中国内部培育第五纵队。明里暗里对中国围追堵截。

美国为什么要包围中国？从世界战争史看，海洋大国和陆地大国天然就有对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那样，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大国联成一片，美国就会成为欧亚大陆之外的一块小岛。美国对可能支配欧亚大陆的任何大国因此都有戒心，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欧盟。而就当下时刻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尤其为大。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世界战略焦点业已转到中国。正如书中分析，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一直集中在欧洲，当时大国间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国际工业霸权。20世纪60至80年代的20年间，世界战略斗争的重心由欧洲向中东转移，其中心问题是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先后获得强大经济增长，世界战略重点随之转到亚太地区。而“每当一个地区成为世界战略的焦点，伴随它的都有惨烈的战争”

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美国已相对衰落。无论从工业产值在世界中所占比重、贸易盈余还是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力等因素来看，美国现在都已远远不如以前。这是历史大势所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政治权力由西方向非西方的部分转移，在21世纪初已经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对中美关系其实挑战性更大。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就指出，在霸权处在上升期的时候，容易与其他国家起冲撞；在霸权处在衰落期的时候，更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撞，因为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害怕失去支配地位。最近几年来美国不断有人一会说中美乃“利益攸关方”，一会抛出“中美国”概念，一会又提出中美共治世界的“G2”舆论，这不是真要乐见中国复兴，而是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对付前苏联时所做的那样，要通过让中国负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与中国“和平竞赛”，把中国国力消耗掉或者诱使中国内部出现变异。全部的招数都应了小布什时期曾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所说：“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

中国的上空已经飘来了杀机，一个“C”字形的包围圈已如绞链般伸向东方雄鸡的脖颈，但奇怪的是，偏偏有成群结队的专家学者，还有媒体舆论，却在天天欢呼中国已经进入“盛世”，处在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候”。这似乎也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即将遭遇劫难的时代，比如南宋和晚清，都曾大量涌现这样整天歌唱“好日子”的“精英才子”及其宏言大论。中国文化中这种文恬武嬉、苟且偷安成份，经常不仅给自己、也给其他深受影响的族群带来灭顶之灾。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是宋的敌人，但一旦辽宋订立澶渊之盟实现互市，辽宋之间竟然可以维持120年的和平。完全汉化的辽政权彻底被汉地的奢糜之气浸染后，就再也没有继续进取的尚武之志，及至后来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只花了12年的时间就灭掉辽国。但金国在将赵氏政权赶出中原地带后，也如当年的辽国一样被汉地的贪腐之气所磨尽锐气。当年南宋思想家陈亮写出《中兴五论》，指出南宋政权不必再如过去那样畏金人如虎，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金人已汉化得与南宋无异。

今天不少人在总结中国战略文化的时候，总要提到和平主义，认为和平主义是中国人思维中的一大亮点。其实和平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自己主动追求、且有实力做保障的和平才是真和平，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和平，而自己没有操控能力的和平，乃是伪和平，是随时可能陷国家于危亡的和平。很不幸，宋明以来，中国人的和平追求大都属于后一类，南宋的偏安东南，晚清“同治中兴”的复兴幻觉，就是如此，最后迎来的都是王朝的覆灭。

戴旭没有错把凶兆当祥云，他是少有的清醒者。他的清醒更多是一种职业敏感和敬业精神。军人天生就是要想着打仗的，不居安思危、发现不了可能的灾祸，那不能算是真军人。太平之世难容慷慨悲歌之士,在这点上，戴旭很像南宋的陈亮。为捍卫中华之正气，殚思竭虑呐喊呼声，然其终世却不得见用，生活也历经苦阻。面对体制和传统守旧势力的围追堵截，左冲右突,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千年前的陈亮为苟安的南宋王朝设计出了一套经国安邦的战略大计，今天的戴旭同样为中国未来做出了出色的战略谋划，《C形包围》一书的最后一章《国策·军策：中国国家战略定位》就是证明。

中国目前表面安宁，其实危机四伏。这样的时代尤其需要战略家。法国战略思想家安德烈·博富尔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思想的强盛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希望“戴旭”在中国有很多个，一大群，这样的中国才真有希望！

路过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