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8月15日电 （记者李亚彪华昶张道生）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之一的东部沿海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
几个月前，杭州市滨江区户籍官员遇到头疼事：马湖村20余名大学生强烈要求把户口迁回农村。在中国，农村孩子上大学必须把户口从农村迁出，完成“农转非”的过程。
“原因很简单，我儿子把户口迁到城市上学后，不能享受政府征地的拆迁补偿费。”一位学生家长这么解释。
在中国东部一个经济发达的县，甚至出现了几十名政府公务员把户口迁往农村的现象。“户口在农村，可以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收益。”当地一位官员说。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部经济的发展及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有的农村户口甚至牵扯到上百万元人民币的收益。
为千方百计把户口迁回农村，不少人费尽心思，有的地方还出现“曲线非转农”的现象，浙江省桐乡市曾在一年间出现52例跨省“非转农”。
据浙江省农业厅官员童日晖介绍，这52名非农人口以回乡经商、投靠亲属为由，通过中介组织先购得“非农转非农”户口准迁证，将自己的非农户口迁往安徽、江苏等外省，在外省转为当地的农业户口，最后再以“农迁农”回迁到桐乡农村。
然而，并非所有“逆城市化”现象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诱惑。在东部，相当一批人选择离开大城市，与无法支付高额的生活成本有关。
在杭州居住了40多年的肇温启，半年前把自己市中心4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卖掉，搬到了城北的一个乡镇，重新购房安家。
“我卖掉市中心的小房子，却可以在郊区乡镇买一套大房子，而且生活成本也不像城市中那样高。”肇温启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量农村务工者涌入城市，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可随着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加大，从农民工到普通白领，许多人现在对大城市失去了兴趣。
40多岁的江西农民潘长生在温州工作十年后，萌生了回乡的念头。“在村里搞些养殖，挣的钱都比在城里打工多。原来整村人进城务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回家做生意了。”潘长生说。
在农民工输出主要地区浙江省丽水市，政府曾调查过6000名返乡者，有近4000人回乡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生产，600人明确表示不再进城务工。
“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农民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同进城打工相差不大，因此不少人回流的意愿很强烈。”丽水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官员南林玲说。
有关户籍管理官员指出，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社会底层徘徊，被日益边缘化。
“再加上高额的房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即使政策完全放开，多数进城人员也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这位官员说。 研究人员认为，“逆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与农民牵动的利益链条越来越长，可进入城市后的获益却不多。
但让不少人担心的是，如果“逆城市化”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停滞。而大量人口回流农村，也不利于扩大内需。
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顾益康认为，政府应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比如为大学生、农民工等进城者申请经济适用房创造条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帮助就业。
也有观点认为，“逆城市化”背后也透出一些积极信号，一部分人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有助于解决城市空间压力等“大城市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