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语丝》、《新月》、《生活》周刊、《独立评论》、《观察》周刊、《良友》画报、《东方杂志》，这些杂志或致力于宣扬团体的理想，或只为唤醒昏睡的大众，或文人论政笔墨报国，或以笔为枪抵抗强权……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当下，而且昭示后世。在摆脱了帝王 将相为主角的历史后，这些关注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不再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的帮凶、帮忙或帮闲，他们目光超越了为一家一姓立言，触及到社会民生的各个层次。他们在杂志上留下的记录成了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就是一幅最接近事实的历史图景。
《观察》是20世纪40年代末一本著名政论杂志，创办人乃近代著名报人储安平。储安平是蕴怀浩然之气、关怀国运民瘼的知识分子，《观察》从一诞生就标举着民主、自由、进步和理性四大宗旨，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立场自由驰骋。《观察》越办越好，逐渐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销量从创办之初的几千份迅速飙升，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政论刊物，左右一时的舆论风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借助《观察》这个言论平台，在国共两党无休止的内战之中，为中间派打开了一条第三条路线，为大众撑开了一方别样的视角和空间。在《观察》这个并不算温暖的摇篮里，中国自由主义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观察》甫一创刊就采取撰稿人制度，所谓“《观察》撰稿人”乃特定概念，并非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指从创刊号起名列封面的那批人。创刊时《观察》在第一页即把68位撰稿人姓名和单位列出，第二期又增至78位。这些人大多为自由知识分子，为当时及后来中国思想和文化作出颇多贡献。
对于担任《观察》撰稿人，储安平认为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在收到《观察》撰稿人邀请函时，大多人“遵约担任”，除寄回印好的复函外，有的另附私人函件以示鼓励。其中只有徐铸成复函说“不克担任”，其他有8位没有回音。
储安平热忱地邀请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多次设法寻求胡适、傅斯年、陈衡哲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辈支持，又积极吸收与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学人，把很多中间偏左和偏右的都团结进来，让这个刊物确实做到真正的居中。
《观察》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观察》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刊物发生更关切的感情。就以第一卷来论，封面所列撰稿人中，有三分之二给刊物写过文章。
这批人是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这批人能聚在一个普通刊物周围，说明中国自由主义如一脉细微而柔韧的香火，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浩劫而中断。
在这些《观察》撰稿人中，与储安平同岁的有费孝通、钱锺书，他们同为江苏人，又都曾留学英国。三人在《观察》时期人生轨迹发生了交汇，以后个人命运似乎从那时就隐隐注定。本文想从各人对政治态度导致的命运歧途比较下。
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他于1938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国际学界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国内学界亦莫不叹为奇才，以为费孝通前途未可限量，期望他能成为中国社会学继往开来的巨擘。
费孝通学成归国之时正值抗战爆发，这场民族战争让许多学院派知识分子从此走上政治之路。费孝通作为一名学者，对政治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政治运动。“李闻血案”时他和潘光旦都在黑名单上，被特务盯上，两人跑到美国领事馆才逃过一劫。关于这段惊险的经历，《观察》上曾以《沉默中的潘光旦费孝通》为题报道。
储安平与费孝通相识是在《观察》筹备期间，那时储安平去找老师潘光旦帮忙，潘光旦告诉他去找费孝通吧。这样两人打起交道，费孝通爽快地答应给《观察》做撰稿人。费、储两人很多观点都一致，同乡、同年、同学的三同之谊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费孝通十分信任储安平，储安平也把费孝通当成最得力的助手。
在《观察》前后几年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仅署真名的就达34篇之多。这些文章基本都跳出他自己的专业，大多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美文化的。费孝通对《观察》倾注了十分情感，连《乡土中国》、《乡土建设》两本成名作均作为《观察》丛书出版。
1949年费孝通像大多数《观察》撰稿人一样留下了，在复刊后的《观察》上，费孝通仍旧发表许多文章，不同的是大多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如《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甚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作为原《观察》最早和最经常的撰稿人，他依旧在力撑老友的刊物，但如此立言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费孝通直到晚年，内心深处仍对曾经的理想保持着无限眷恋，这种心迹在他许多散文中俯首皆拾。比如他在《我和〈新观察〉》中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
在1987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费孝通明确地说这本书出版算是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就是创办《观察》的储安平先生。怀念《观察》，怀念储安平，或可说是追寻逝去的道德理想。
遥想当年“李闻血案”后，费孝通面对着白色恐怖，仍敢公开声明说，李、闻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可见其血性十足。所以，也不难理解费孝通在1957年能写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称为向我党进攻的第一炮！
不过费孝通自己也没料到的，当时红得发紫的他会由此而成为“右派”，所以，宣布时他大哭了一场，大笑了一场，一切解决了，他懂了，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情。
费孝通学术成就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无不出自青年时代，中年以后虽或不乏佳作，但那些曾经的皇皇巨著却是没了。造成如此状况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作为一位学者他和政治发生了太多的瓜葛。
“文革”结束后，费孝通复出江湖，一度担任高官，决定国家政策。不过我们仍能从他那些文字里感受到那颗滚烫的心，这颗心从《观察》开始就从没死寂。费孝通几乎成为《观察》撰稿人的一个典型，文人从政的另一个典型。
在《观察》诸多撰稿人中，与费孝通、储安平两位老乡完全不同的是钱锺书。钱锺书出生在无锡书香世家，父亲钱基博是国学功底深厚的大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钱锺书对政治却一直避而远之，他似乎早早的完全看透，对政治冷眼旁观。他跟陈寅恪对待政治的态度较为相似。
而储安平则对政治始终兴趣浓厚，企图通过言论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用舆论思想影响政府行为，但个人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这让人想起了胡适、傅斯年等上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之不同的费孝通是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他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的。像梁漱溟等也大致如此。
钱锺书与储安平属于旧相识，与费孝通关系更是不浅，钱、费两人像方鸿渐与赵辛楣一样是“同情人”——费孝通在大学时代曾经追求过杨绛，然而，落花有情，流水无意，杨绛却对钱锺书一见钟情。
在《观察》时期，钱锺书总共给杂志写过5篇文章，依次是《说〈回家〉》、《补评英文新字辞典》、《游历者的眼睛》、《杂言——关于著作的》，以及给储安平的一封信。这些文章完全是远离政治的简短学术随笔，在《观察》这份政论刊物上很不起眼。不过储安平却认为钱锺书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
钱锺书向来对政治采取避而远之态度，他缺乏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的道德理想，在每次政治暴风雨前，他都能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他给自己散文题为《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位置。他的作品中没有多少浮躁的尘埃，没有那些外在意识形态的强加，是一个纯粹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和作家，所以他从容地把自己的人生智慧全部融进去。
钱锺书对政治的态度让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行列，虽然在时代的腥风血雨下也多少受到冲击，但是貌似文弱的他生存能力却大大优于其他《观察》同人，依然能躲在锅炉边看他的书。
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思想界疲软，启蒙精神逐渐弱化，让钱锺书成了一个热门人物，电视剧《围城》热播更让他作为文学家家喻户晓。但钱锺书似乎从来就是拒绝露脸的世外高人，正如他的字——默存，要不然也说不出“吃一个鸡蛋感觉好，没必要把这只鸡也认识”的通透之语。
钱锺书一生无党无派，他“难得糊涂”地活着并长寿，超然物外却又名满天下，这是储安平与同时代的《观察》撰稿人所难以达到的。
（本文摘自《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