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花：山庚湖

                                    山  庚  湖



      很小的时候，在二伯父家里，昏灯一盏，一帮老头在一起看一本发黄的薄子。十分热闹，十分神秘，让人好奇。本想探进头去瞧瞧。突然一个带老花镜的老头回过头来对一个酒糟鼻的老头说，晚上吃了什么，嘴这么气味？那酒糟鼻的老头笑了笑说是咬了个腌蒜头。说罢，那带眼镜的老头摘下眼境，对一个老太太说，可以收起来了。又笑着说，不要把存折夹里面的之类的话，大家一阵笑，那老太太也笑着，抱着那书，走进漆黑的夜里。老头子又开始聊“红线蓝线”、“辈份”之类的话，那时，我多半不懂，或许我的心思早随着那本神秘的书走进神秘的夜色中。
      后来才知道那本发黄的本子就是我的家谱。我的家是象山西边的一个小山村，依山傍水。据村里的老者回忆，原来村边有一个湖，名叫山庚湖(或者应该写成山根湖，找不到出处)，村民请过风水先生后挖的湖，因为村里常有回禄之灾。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湖，深冬的黄昏，独步到村边，看看山根湖的地方，早已成为稻田，那如烟一般的雾气围拢来，烟水迷离，远树三三两两，显得萧瑟，像倪云林的画。因为这个湖，我们村就叫湖边，我们这个家族就叫做“湖滨周氏”， 一条弯弯的溪水绕村而过，这条溪叫做淡港溪，这个桃花源一样的地方，象山谚云：“天下走遍，不知淡港湖边”。我想，既然有这样的谚语，怎么可以说没名气呢？
      我从事文博工作，常常碰上修家谱的老先生，于是又让人想起我那一面之缘的家谱来？于是回家时便去询问那个保藏家谱的老太太，老太太身板硬朗，我问了半天，她终于领会，说是给村委会了，她说年纪大了，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万一人一死，子孙不知道的就和旧衣服一起烧掉了。那谱也藏了四五十年了，文革的时候，有人拿去，又送了回来，就这样闷声不晌的藏着，六月六，会拿出来晒谱。老太太，平静，安详。我便去找村委会，费了些小周折，管档案的老先生，从一口猪肝色的档案柜里，拿出一团东西，扔在桌上，问：“你们家是哪房知道吗？我摇了摇头，他说，“你自己翻翻吧！”显然封面的蓝布和宣纸已经脱开，皱巴巴的，小心翼翼的翻开，捋平，谱破了许多，还有被虫蠹的。有“民国二十年重修”（1931年）的字样，想来也将近八十年了，虽有破损，但是还完整，十分幸庆。
      那些名字一个一个排下来，父生子，子生孙，子又有子，孙又有孙，《诗经》所谓：“绵绵瓜瓞”。那是生命的符号。我世系里找到了鄞江分派，在宋代的时候从鄞江迁到象山，同宗的有奉化的庙后周和象山的西周，还有一个梵峰的地名，或是古地名，不可考了。让人惊奇的是看到了“周师厚”这样的名字，还有“周锷”，周师厚是宋代的鄞县人，范仲淹的侄女婿，著有《洛阳花木记》、《洛阳牡丹记》，在园艺花木博物学上有很深修养。周锷的故事多半跟四明三佛之一的哑女维卫连一起。再细细翻下来，翻到了葵圃先生周丹忱，小村鲜有族望，葵圃先生大概是最有名的人了，民国《象山县志》里有不上百字的传记，写道：“周丹忱，字怀赤，又字葵圃，父铭，县学生。丹忱少好学，老而不厌，孝于亲，友于兄弟，睦于乡党，以庄莅妻子，而以敬处交友之间。外若简旷而是非利害之际甚严，饩于庠，以岁贡生终。鄞董沛铭其墓”。岁贡生就是蒲松龄先生晚年所得的。科举时代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 明清两代，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升入国子监肄业，故称。而董沛却在宁波十分有影响，他在葵圃先生的墓志铭中赞道：“姜大令之后，一人而已”，姜大令即姜炳璋，象山的文化名人。《象山县志》里还有一篇葵圃先生为一个诗友写的序收集在艺文里，另外还可以从一本医书上找到一篇序，关于胎气之类言论，估计他精通岐黄之术。他还修过《舫前王氏宗谱》和《墙头欧氏宗谱》，并与欧王两家有交情。这些葵圃先生的事，零零碎碎等待着整理。
      后来，我把家谱借了出来，请天一阁一个修补古籍的老师补了半年，看上去干净整齐，也是作为子孙后人的一份心，一种传承罢了。其实，我还想续修，毕竟老谱近八十年了，假如村里一些老人作古，许多史料也随着他们带入到另一个世界去。很难收集，而且家谱历来有“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说法，近年来续修之风也渐渐热起来。国史，方志，家谱，家谱是中国历史书的三大柱之一。钱穆先生曾说过研究社会学的人不可不懂谱牒学与氏族之学。
      一生二，二生三，炎黄子孙即由此而来，《五百年世谱》序云：“夫天下者家积也，谱可以联家也，联天下为一家”，所以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人重血缘，与之相应的姻缘、地缘、业缘、情缘，多半影响着中国人的做事原则，虽然不免有些自私，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爱自己爱别人，幼吾幼及人之幼，说到底，我们都是一家人。今天不是，至少几千年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