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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坊桥路口的西南角有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门前的雕塑是高大的戏剧脸谱，墙上“湖广会馆”四个大字特别引人注目。
会馆对今天的北京人、尤其是青年人来说已是很陌生了。但翻开北京的历史，会馆曾是重要的人文之所，在北京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中起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49年统计北京拥有会馆达400多家，仅江西一省在京建的会馆就有数十家，堪称京城会馆之冠。不过会馆的规模大小不一，小的会馆只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大的会馆则由十几个跨院儿组成，内有亭台楼阁，可容纳数千人团拜、聚会。像顺德会馆，曾是明代著名文人朱彝尊的故居，后扩建为会馆，人们进院后，几乎是进了一个大迷宫，深邃而又清幽。不过，现在的顺德会馆只有大门和一座古亭还能让人们依稀领略出一些昔日的风采。
会馆的雏形最早始于汉唐时期，当时出现在都城内的“郡国公邸”，是供进京朝觐的各地官员用的。宋元时民间已有专门接待举子的客店。明清时会馆的出现，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一些民户出租单间客房，以供赴试的举子食宿，称作“状元吉寓”，这些店寓房金昂贵，一般贫寒的举子是租不起的。同时伴随着上京赶考的举子，还有一批各地的商人也来京做文房四宝的生意，他们虽然有些本钱，但长期住在房金昂贵的店寓内也难以承受。这些经济上的原因，再加上乡土观念，促使举子和商人们希望在北京能有一个具有乡土气息的立足之地，凭借乡谊能够相互关照，于是各省各府甚至各县纷纷在京建立会馆。据乾嘉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中记载：“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昂贵。”从嘉靖至万历仅仅五十年，京师五方已建有各省会馆。清入关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进京应试之人每次上万，可谓群贤俱至。加之康熙、乾隆两朝，倡导修书，鼓励文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编篡工程均在此时举行，因此来京修书的文人亦随之增多，会馆是处处人声鼎沸，家家车水马龙。乾隆、嘉庆两朝是各地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直到光绪年间已发展到四百余所。据近人徐珂《清稗类抄》记载；“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大小凡四百余所。”这些会馆到民国时期统计，尚有直隶12所，山东8所，山西35所，河南13所，江苏26所，安徽34所，江西65所，浙江34所，福建23所，湖北24所，湖南18所，陕甘26所，四川14所，广东32所，广西7所，云南9所，贵州7所，商人会馆8所，共395所。
历史上的会馆不同于现在的各省市、地区的驻京办事处和联络处。会馆是私人设立的，设立的目的一是外地在京同乡为了“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浮山会馆金妆神像碑记》)。这些客居北京的外地人，定时在会馆中会见乡亲、畅叙乡情，乡音乡情，以解思乡的情怀。二是起着招待所的作用，为各地学子来京参加科举考试及进京办事之人解决住处问题。在《孟县氆氆行六字号公局碑记》上记有：“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类皆建会馆以资憩息。”这类文人应试会馆占了北京会馆的绝大部分，特别是明朝永乐年间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一年一次的全国性科举考试也迁到北京，并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每次京城科考都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应试。有钱的举子住旅店，没钱的读书人只有投奔文人试馆，以求安身应考。这里特别要提一笔的是清朝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本是福建人，26岁时考中进士。后长期在京城翰林院任职。在这期司，福建省曾要在京城内扩建会馆，林则徐得知此事，一反往日清高做法，主动为其他官吏代写书折和应酬文章，并将这些微薄的额外收入捐出，修建会馆。文人试馆考试的举子入住免费，经商的同乡人住要交一定租金，而且在科举考试期间，还要搬出去为考生腾地儿。会馆真的成为客居异乡举人们的“家”。三是外地在京的商人，为了维护同乡同业的利益，与他乡同业进行竞争的“根据地”。《河东会馆碑记》上记有：“去年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卒赖三圣之灵，其人自来，恳请定为章程，永归平允。行中同人欣喜过望无已也”。这种会馆称之为工商会馆，也叫行业会馆，它是工商业中各个行业建的会馆，类似于今天的行业协会或是行会俱乐部，有的是在京的同行业商人捐款建造的，有的是某一地区在京经商的同行建造的。其中有明中叶山西人创建的颜料会馆，明代浙东药材商创建的四明会馆，明代徽州茶、漆商人创建的歙县会馆，明代山西铜、铁、锡、炭、烟袋诸帮商人创建的潞安会馆，清康熙绍兴银号商人建立的银号会馆即正乙祠，清初浙江慈豁县成衣行商人建立的成衣行会馆，清雍正山西烟商建立的烟行会馆又名河东会馆，清雍正山西布商建立的晋翼会馆，清乾隆福建纸商建立的延邵会馆，清乾隆玉器行商人建立的长春会馆等等。晋翼会馆内的石碑，就记载了山西布商建立会馆和百余年的演变历程。昔日北京城内有许多行业会馆享誉京城，如玉石加工行业的长春会馆、戏曲行的“梨园会馆”等。同行的人们在会馆内商议行规，解决纠纷、举办庆典、联络感情。
会馆有这么大的作用，其建设也就有所郑重。会馆筹建一般都由本乡有名望的官吏发起，联络在朝的文武官员和在京的地方士绅，以及商号等共同捐款集资建造，如歙县会馆是嘉靖间杨忠、许标各出己资若干，置馆于菜市中街；湖广会馆是嘉庆十二年长沙刘云房相国，黄冈李秉和少宰创议公建于虎坊桥。也有的是买了原有建筑加以整修而成，如湖南会馆是光绪十三年购烂缦胡同中间路西朱氏所管房屋一所而建立；安徽会馆是同治八年合肥李鸿章兄弟倡议，淮军诸将和议，购得孙公园李氏故宅一所，其中一部分为明末清初史学家孙承泽的别墅，廓而新之，筑堂建阁并有戏台一座，共用去白金二万八千余两。这些会馆的建制大小不一，大的不但有三、四层院落，而且有纪念祖先的乡贤祠、吟诗作赋的文聚堂、迎客宴宾的思敬堂以及花园、山石、水池、亭榭等，小的会馆只有一个四合院。这些会馆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如逢年过节组织团拜、祭祀乡贤，为乡人高中“三鼎甲”祝贺，给有名望的人做寿以及宴请宾客，议论时政等。
会馆由同乡人中在京居官地位高，有声望的人管理。清代时为值年制，民国以后有同乡会则为会长制，后又改为馆长制、董事制。董事一般任期三年，下设文牍、会计、庶务三部，遇重大事项开同乡职员联合会议决定，日常经费由同乡会负担，或由捐助和馆业出租而来。
北京南城的胡同中很少有高台阶、大门楼和琉璃瓦顶的建筑，青砖灰瓦的普通民房和枝叶繁茂的百龄老树，构成了这里朴实、平宜的城市景色。
考察北京的会馆，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会馆大都建于外城，特别是南城。究其原因，大概有四：一是北京外城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空旷土地多，为建会馆提供了方便条件。内城街巷胡同早在元代就基本形成，空闲之地少，地价房价高于外城若干倍。二是明、清的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机关，设于前门内东、西两侧。外省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住在前门外一带比较方便。三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场所设于今天的建国门内大街北侧，距前门一带也较近。四是元代北京的商业中心在积水潭、鼓楼一带。至明代由于大运河终点码头从积水潭南移至大通桥下．所以，商业中心也从积水潭、鼓楼一带南移至前门一带。
旧时北京南城的宣武、崇文两区，仅前门外一带就有143处会馆。其实在明朝时，东西城内是有会馆的。但是到了清代，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再加上“内城禁喧嚣”等规定，所以会馆一般都建在南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广安大街沿线仅从菜市口往东，就可以说是会馆一条街，大大小小约有20多处。目前，北京有迹可寻的部分会馆有：
湖北孝感会馆 崇文区草厂七条l9号
广东惠州会馆 崇文区草厂七条12号
江西安南会馆 崇文区草厂七条6号
江西袁州会馆 崇文区草厂七条6号
粤东新馆 宣武区南横街11号南横街小学
山西太原会馆 储库营胡同133号
湖南会馆 崇文区奋章胡同11号
正乙祠 宣武区前门西河沿，戏楼好、门厅有石碑记载历史
阳平会馆 崇文区小江胡同，建筑保存完整
颐德会馆 宣武区海柏胡同16号
广东新会邑馆 宣武区粉房琉璃街南口115号
颜料会馆 崇文区青云胡同22号
中山会馆 宣武区珠朝街5号
湖广会馆 骡马市大街
安徽会馆 宣武区后公孙园25号
四川叙洲会馆 宣武区后铁门胡同8号，只存一大殿
绍兴会馆 宣武区南半截胡同，鲁迅故居
安徽徐州(泾县)会馆 骡马市大街62号、64号；崇文区长巷头条60号
广东潮洲会馆 菜市口大街84号
广东东莞会馆 上斜街56号
潼川会馆 宣武区北半截胡同20号
浏阳会馆 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
这些会馆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珠市口附近小江胡同内的阳平会馆。阳平会馆的戏楼虽然目前没有被开发利用，但却是北京现存规模最大、建筑最为精致考究、保存较完整的清代风格的民间戏楼。戏楼正前方是会馆院落，后几经修葺，现存建筑均为清式。戏楼后建和改建于清乾隆年间，系一座12檩卷棚前后双步廊悬山顶木结构建筑。戏楼内部雕梁画栋，富丽考究，在戏楼两侧的墙壁上绘有戏剧壁画，并设有神龛，供祭祀神祖之用。面对戏台的后壁正中嵌有4联石刻．记载会馆建置沿革和修葺情况。由于风化和人为的严重损坏，绝大多数字迹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戏楼内高悬巨匾数块，现仅存墨地金字木匾两方，其中一方为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题写的“醒世铎”。戏楼1984年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广安大街拓宽之后，阳平会馆的戏楼距大街只有600米左右。阳平会馆的戏楼对研究会馆的建筑风格和中国戏剧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目前一直作为同仁堂药厂的仓库。近些年，各界人士多次呼吁对阳平会馆加以保护和利用，但都因为胡同狭窄交通不便未能实施。随着广安大街工程的启动，对作为北京四大戏楼之首的阳平会馆的开发终于被提上日程。专家建议，阳平会馆修复后，既可作为文物景点供人参观，又可作为演出场所，上演京、昆剧目。
至今保留完好并继续发挥实际作用的首推本文开始提到的湖广会馆。湖广会馆坐落在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虎坊桥西南)，馆前有一大戏曲脸谱的巨型雕塑，极为显眼。湖广会馆的戏楼是现在全国极少数仍在使用的古代剧场之一，北京戏曲博物馆就设在这里。每天晚上，这里笙萧合奏，鼓乐齐鸣，各位京剧名角粉墨登场，演出传统剧目，偶有票友兴起，也有机会登台演唱。京城戏迷聚会于此，品茗听戏，乐哉悠哉。不过，可别以为湖广会馆就是唱戏的场所，提起它的历史，可谓历尽沧桑，令人感叹。下面仅将其演变要事摘录于下，让我们从会馆的兴衰荣辱中体会古都变迁……
嘉庆年间 —— 建湖广会馆。该地原来是私宅，据说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南园就在此处；乾隆年间张之洞的爷爷监察御吏张惟寅也曾居住这里。
道光十年(1830年)—— 集资重修，扩充殿宇，建筑戏楼，添设穿廊。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 置亭榭等，总面积约四千七百多平方米。
同治九年(1870年) —— 曾国藩在此办六十大寿。
光绪二年(1876年) —— 长沙人搜集李文正公手书“丛桂堂诗”“致仕诗”“慈恩寺诗”三种及“旧时风景”四字摹临上石嵌置于本馆宝善堂中。
光绪十八年(1892年) —— 茶陵谭文卿制军、江夏张次珊通参主持重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 八国联军入京，美国提督以湖广会馆为司令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 第四次留学毕业生考试及弟诸君在本馆举行团拜宴会。
民国元年春 —— 财政部印刷局(现541厂)工人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一部分人参加了“印刷同业进化会”。李鹤岩、王梦兰、贝允卿、张贻等人在湖广会馆开会，主要内容是“工人要团结要组织起来，有话敢说，研究技术，改善生活。”
民国元年五月七日 —— 北京统一党人开会欢迎章太炎，报载；“北京统一党日前假湖广会馆开会，在京党员五六百人到会，首由章炳麟演说该党宗旨之正大，次由唐蔚芝演说进行方法，后由徐、龚诸君相继布告各处党员日见增多，合计达三四千以上，并述该党归入人民社之理由等。”
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 孙中山抵京，二十五日上午八时，由同盟会在此召开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会员及旁观者约数百人。孙中山说：“天下事破坏易建设难……建设之事断非一党人所能做好，必须联合他党彼此相见以诚，推心置腹……因此种种故不能不急谋改组事宜，以期于民国前途有济。”一时鼓掌如雷，闻者无不肃然起敬。二十五日下午，六党合并为国民党，假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会场内外人数约有两干余，孙中山先生登台演说，大略谓：“本日为六个政团合并之期，当以党德为第一要义，与他党尤宜以朋友兄弟相对待，因同在一国之内。自无不以国家为前题。”投票结果孙文获1130票，黄兴1079票，宋教仁989票，王宠惠985票，贡桑诺尔布389票。
民国五年 —— 梁启超先生在湖广会馆讲宪法纲领。
民国九年五月 —— 两湖旅京人士筹设两湖善后协会，以救济两湖灾民。
民国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 湖北旅京同乡全体，在本馆开紧急大会讨论对付汉口英兵惨杀同胞案，决定组织湖北旅京同乡后援会。
民国十六年 —— 会馆成立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正月公祭乡贤并举行团拜。五月初五公祭屈子，同年刊行《湖广会馆纪略》。
民国十九年八月 —— 董事会改组，推甘药樵先生为董事长，吴子昂诸君为董事。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 —— 修竣馆内子午井并建井栏。
……
风云变幻之中，湖广会馆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了。1984年湖广会馆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集戏曲演出、戏曲文物陈列研究以及戏曲音像传播等诸功能为一体，使之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戏曲艺术，展示北京古都习俗风貌，吸引海内外旅游者的文化活动场所。现在馆内有乡贤祠、文昌阁、宝善堂、楚畹堂等。园中竹木荫浓，花草繁盛，并堆有假山、太湖石等，成为京城人文一大胜地。会馆前院有戏台一座，后台十间，前台北、东、西三面均有看楼，上下共四十间，中有广场，可容千人。据说两湖旅京人士每年正月在此举行团拜并约集名伶演剧三日，同聚一堂杯酒联欢，京剧前辈谭鑫培、余叔岩等名演员都在此演过戏，民国以后此典逐渐废除。后院有乡贤祠，后来又在乡贤祠上加盖文昌阁，成为一处二层的楼房。乡贤祠前有井一口，每日逢子午时清泉上涌，清甜异于平时，故叫“子午井”。井台周以护栏，刻有铭文，傅岳蔡撰序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淘井竣工之时：“湖广馆文昌阁之下有井日子午，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云；‘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其理莫明，或曰阴起午中，阳生子半，与地气应也。’然二时何以水味独甘，其理究不可知，或说亦未足据。”
许多会馆与名人有关，他们或曾在这些会馆中居住过，或曾在这些会馆中从事过石破天惊的事情，为北京的历史增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
清代禁烟英雄林则徐1813年来北京曾住在莆阳会馆，后来他又筹建了福州新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人龚自珍的故居曾是位于上斜街的广东番禺会馆。芥子园画谱名满天下，芥子园即位于韩家潭的广东会馆曾是李笠翁的旧居。明清时代北京城内规模最大的会馆是位于绳匠胡同的安徽休凝会馆，这里原来是明代丞相许维桢的宅邸，屋宇宽敞气派，庭院幽深，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的活动场所。清末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和他的弟弟康广仁住在南海会馆。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他18岁时来京应试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邑馆，后来还是在会馆里结的婚。他住过的中院的三间北房保留至今。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曾居住在浏阳会馆，后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在菜市口英勇就义，留下千古佳话。那时，康有为的居所南海会馆“七树堂”和谭嗣同的住所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都在菜市口附近。而位于珠市口西半壁街的源顺镖局，虽不是会馆，却与“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有着绝大的关系。镖局创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是清末闻名京师的镖局之一。创建人是京师武林名侠王正谊，号称“大刀王五”，和谭嗣同有着过命的交情，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中成为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镖局坐南朝北，分前、后院和西跨院，共有房屋50余间。保镖护资是镖局正业，但王正谊除保镖外还结交天下志士豪杰，进行救国济民的活动，特别是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中，镖局在大刀王五的率领和影响下积极投入，成为当时革命群众团体秘密的联络点和聚会场所。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王正谊被八国联军杀害于前门东河沿，时年56岁。迫于清政府的压力，加之无人掌管，镖局随之关闭。如今镖局的房舍建筑尚存，格局依旧，离广安大街的街面只有几步之遥，现存的“德容感化”和“义重解骖”两块匾额以及当年王正谊使用过的家具什物，已作为文物保护。大刀王五和源顺镖局是中国江湖文化的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随着广安大街的拓宽，有关人士就如何开发利用源顺镖局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建议包括恢复或部分恢复镖局的原貌、开办武馆、部分房屋辟为展示王五生平的展室等。
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2年第二次来到北京，接受同乡会的邀请，到南横街的粤东会馆（变法维新时是保国会的所在地）、珠巢街的香山会馆(后改名中山会馆)、菜市口铁门胡同的安庆会馆出席过欢迎会。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于民国初年来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他在位于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住了七年半，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著作。1917年他的弟弟周作人来京后也住在这里。兄弟俩居住的补树书屋，在会馆南边的里院，前边的仰蕺堂供奉着先贤的牌位，后边的希贤阁供奉着文昌魁星，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
会馆也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据点。位于米市胡同的安徽泾县会馆，曾经是1918年创刊的《每周评论》编辑部所在地，《每周评论》的编辑便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就是泾县人。1920年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到北京后，曾住在菜市口烂缦胡同的湖南湘乡会馆，他在那里召开过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的大会。四川叙府会馆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一些领导人居住、工作的地方，赵世炎和孙炳文都在这里居住过。朱德早年来北京寻找共产党组织，也曾住在孙炳文家里。
会馆文化如同名人故居、四合院一样，同属京城文化的宝贵遗产，应该得到慎重的保护和开发。
文物保护与市政建设是北京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既保留古都的文化标志，又要与时俱进，特别是显现2008年北京人文奥运的时代风采，的确任重而道远。人文奥运的提出，城市文化建设的发展，为展现会馆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