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蔡启发 于 2010-1-24 23:06 编辑
书 包
蔡启发
1965年的春天，我入学了。那时没有书包，后来母亲给我缝了一个粗布书包，其实是一个布袋。我清楚地记得那布的颜色是暗红色的，加上酱豆腐大小的白颜色细线方格子，我挎肩背着，走在上学的路上，还招来了无数羡慕的目光，我是显得是多么的自豪和满足。
我的书包一直跟我到小学毕业，装满了学校发给我的书簿和作业本外，不过，可就从来也没有装过女同学的纸条、朦胧的情书等私人秘密了。尽管我的坐位是靠后的，我的同桌是一位女孩，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李木兰，比我小一岁，她清秀的面孔上还长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与我的母亲李春兰名字只差一个字，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同坐，但是，我们都互相不说话，甚至不互相看一眼，小小的年纪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仿佛有隔阂的，坐凳是各人一把，书桌的中间划上一个记号，互不“侵犯”，或者是那种井水不犯河水的互不相干，所以，那位女同学一直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好感。
到了小学高年级，大概是我的书包太旧了，常常被一些同学讥笑，特别是隔壁村的几个女同学投来异样的目光，意思是好像我家特别的穷，连一只好书包都买不起。但这都没有影响我的情绪，反而让我暗地坚信要穷出个样子，你书包好不等于读书好，到时候我背出个好成绩给你们看看。实际上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很好的，常常被老师表扬，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年年进步不算，而且学习成绩成为数一数二。尽管在那个文革年代，在我们乡村小学读书似乎有一些影响，但不是特别的大，记得几个老师都是老牌的中专师范毕业的，学校的学习氛围也很好。当然，也可能是我学习成绩好，一直是班干部甚至是班长，一些同学又好像淡忘了我的旧书包，似乎也不怎么厌弃我家的贫穷，尤其是这些邻村的女同学，一反常态的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记得当时，我还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头衔，就是“红小兵司令”，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学校里驻进军队代表，是当地驻五狮山部队的一位副连长和一位班长，班长的名字早就忘记了，而那位副连长至今我还记得，他叫蔡光发，同我名字只差一个字，所以记起来容易，故而从这位蔡连长驻校后就改“红小兵司令”为连长了，打那时起，学校里也就有了两位蔡姓的连长了。
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还真的其中有一位曾经议论我书包的外村女同学，表现出了对我的特别好感，那是一次军体课，内容是到五狮山脚抓坏蛋，她主动约我同行，我以别的同学笑话为由推辞掉了，后来又有好次她不是问我作业就是叫我课余打乒乓什么的，我“蒙在鼓里”的同时，自然是记恨她曾对我旧书包投出的异样目光了。或许这是在自作多情吧！但是，那时家里穷买不起书包这必竞是事实，想想现在的孩子，我真的羡慕他们的小学时代和书包，真想回到孩时尝尝新书包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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