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纪念“八一台灾”五十周年

大力弘扬抗台救灾精神
象山纪念“八一台灾”五十周年
习近平为此撰文 周国富为纪念碑揭碑

　　本报象山8月1日电（记者 周松华 通讯员 李月红 象山县报道组 孙建军） 今天上午，象山县大目洋龙洞山上格外庄严肃穆，“八一台灾”纪念碑揭碑仪式在这里举行。数百位当地干部、群众参加了纪念活动，并以此缅怀先烈、祭悼罹难，弘扬抗台救灾精神，总结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科学防台的理念。
　　省委书记习近平为纪念活动撰文，他高度评价了象山人民英勇抗击“八一台风”和全省人民长期以来百折不回抗台救灾的伟大精神。他强调：“浙江伴海而生，抗台而立，需永不懈怠，科学防台。要以人为本，力保百姓安居乐业；以海为伴，力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防为先，力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永续发展。”

　　省委副书记周国富为纪念碑揭碑。他希望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弘扬“以人为本、科学决策，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抗台精神，进一步树立“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防、避、抢”的科学防台规律，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1956年8月1日凌晨，百年不遇的“5612号”强台风在象山登陆，近中心最大风力达65米∕秒，狂涛巨浪连扫门前涂海塘，南庄平原纵深十余公里顿成一片汪洋，造成3402人死亡，12个村被毁，这是百余年来我国威力最强、造成损失最大的一次强台风。在灾难面前，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身先士卒，在抗台第一线与狂风展开殊死搏斗，50多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天灾过后，象山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迅速开展灾后自救工作，仅半年时间就恢复了家园，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在今天的大目洋上，一座纪念碑巍然挺立在龙洞山顶，与门前涂海塘隔洋对望，让我们记住灾难，懂得自救。经过50年的努力，象山人民大兴水利建设，基本形成防洪、挡潮、排涝、灌溉为一体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八一台风纪念碑”揭碑仪式及纪念大会今日举行



随着红幕布缓缓飘下，我们感受到了50年来象山人民的抗台精神。


2006年8月1日上午，委副书记周国富、市委副书记唐一军及国家防办主任张志彤等领导在县委书记周江勇、县长李关定等陪同下来到大目涂龙洞门山，为刚刚落成的八一台风纪念碑揭碑，随后在象山剧院举行了抗击“八一台风”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省、市、县领导仔细阅读纪念碑上的题文

省委副书记周国富在揭碑仪式上讲话
在“八一台风纪念碑”揭碑仪式上，省委副书记周国富对在“八一台灾”中牺牲的各位先烈及罹难人员表示深切缅怀，向各位烈属和罹难者家属表示了亲切慰问。他说，“在八一台灾”发生五十年后的今天，象山县委、县政府树碑铭志，缅怀先烈，告慰亡灵，弘扬抗台精神，对象山乃至全省的防台抗台工作都很有意义。

   周国富充分肯定了我县目前在防台抗台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他要求通过纪念活动要进一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增强灾害忧患意识，大力宣传和普及防灾知识，科学规划基础设施以及民房安全为重点的居住设施建设，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抗灾能力；进一步弘扬“以人为本、科学决策，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抗台精神。

    县委书记周江勇在会上的讲话表达了全县人民的信心，他说，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祭悼罹难，县委县府要总结全县50年来的水利建设成就，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科学防台的理念，在新时期抗台精神激励下不断创造防台救灾工作的新成绩。

    据了解，“八一”抗台纪念碑座落在丹东街道后洋村龙洞山顶，东濒大目洋，南、北毗邻大目涂、松兰山。“八一台风纪念碑”碑高19．56米，碑身按“8”字环“1”造型设计，象征1956年8月1日，纪念碑基座为25米转方，底部设计八角形，8幅浮雕、题文再现当年抗台情景。（记者 卓颖芝 ）

鬼门关里走一回

1956年8月1日，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我从鬼门关走了一回。我现在的命是周龙蛟、王克仪他们救回来的。

　　那年我26岁，任县妇联农村工作部部长。大概是5月份，我就响应县委号召，带着铺盖来到林海乡桥头林村，参加全面实现高级社试点工作。7月31日，县委通知“12级以上强台风要在浙江沿海登陆，全体干部要投入抗台抢收”。那天下午，县委派抗台抢收工作组来到林海，因我对这一带情况熟悉，就要我配合县委工作组到蒋家村抗台。工作组组长周龙蛟带来县级机关干部8个人，加我1个，共9人，当天下午就与社员一起下田抢割早稻。

　　当天上午，我们与农民一起割稻。下午风雨逐渐增大，人在风雨中站也站不牢，无法割稻。我们就按县委指示，改抗台抢收为抗台抢险，把住在危房中的群众迁到大屋、好屋中去。吃过夜饭后，老周听说，台风于夜里10点在象山登陆。这时风雨越来越大，形势十分严峻。老周就把我们工作组分成两组，第一组在晚上9点前值班，我和周龙蛟、王克仪、黄立法4人分在第二组，值下半夜班。晚上9点过后，我们还在蒋家村动员一些不愿意迁移的群众迁移。风在墙弄里盘旋，像是哨子在吹，瓦片哗啦哗啦被风刮走。我戴着席帽、穿着蓑衣，几家跑下来，席帽就只有骨架了。不时有好心的村民喊我“仇家山囡”（我在那里有亲眷，认识我是仇家山人）笠帽戴顶去。

　　快10点时，好不容易把蒋家村村民安排好后，我们又准备到离蒋家二、三里外最低洼的自然村葛家去，动员村民赶快转移。因我当时正处于经期，可能是体力不支，刚走了一半路程，脚下突然一滑，左脚鲜血直流。老周过来扶我：式贞，坐下来。他从稻田拉来一把稻草，帮我绑扎。

  正在处理伤口时，突然水漫过了脚窝头。我下意识地捧了口水尝尝，水是咸的。我惊呼：“海水倒灌，没洪潮了”！我赶快站了起来。水比我更快，一下就漫到胸部了，庄村、田野一瞬间成了汪洋大海。我们见旁边有只草堆，于是大家一起爬上去。但在草堆顶上没呆几分钟，忽然一浪打来，草堆立刻散了。我人重，不会游泳，又有伤，一时被呛了好几口海水，喉咙热辣辣地疼。会游泳的周龙蛟、王克仪一人一只手拉住我。我知道前面有株大树，便对他们说：“你们快点爬到大树上去，不要管我了，你们去逃生吧。”周龙蛟、王克仪同时说：“多救一分钟是一分钟，我们要死一起死”。不由分说，他俩一人拉住我一只手臂，随水朝蒋家村氽来。

　　氽到蒋家村时，一个激流，把我们卷进墙弄里。旁边有一排瓦房，黄立法先上了屋，他脚一滑踩到王克仪头上，王克仪沉下去，拉着我的手松掉了，我又掉到水里。这时，周龙蛟也上了屋，他一人拉我不动。我憋着气在水中拉住杂物随水氽，蛇、老鼠、牲畜都往我身上爬。我有时头在水里，有时头在水上，只得听天由命了。氽了约50米，王克仪突然从水中冒上来，见前面有一排小屋，屋檐已与水平，他一把把我推到屋架上，自己也爬了上来。两人伏在屋上，屋子摇摇晃晃。因为屋连着屋，前面屋倒塌了，我们爬到后面的屋上。一连爬过2幢屋，又碰到了周龙蛟和黄立法。我说，蒋家祠堂屋最高，我们就一起爬到祠堂屋上去。将要爬到祠堂时，祠堂屋也倒塌了。这时有许多柱子氽来，周龙蛟、王克仪把我用皮带和柱子缚在一起，大家又用草绳连接在柱子上。我下巴搁在树上，双手抱树随水氽。我因有伤又病，人昏过去好几次，头被水一浸，醒了，又将柱子抱住。

　　这样氽了一阵后，天渐渐亮了，南庄洋白茫茫一片，到处是尸体，只有一个阁楼还露出水面。我们找到那户人家，他们用咸水煮了一锅饭，我们硬着头皮吃了几口。大家有了一些力气，就用箩绳缚牢柱子、木头，搞了个木排。这户人家是做鞋帽生意的，送我们每人一顶大帽戴在头上，我又绑扎了一些稻草暖暖身子。大家趴在木排上，往丹城方向氽。氽至半河村时，碰到周祖龙、朱华庭等撑船出来救人。我们大喊：“老朱，你们快到下面去救人，我们自己会氽上去的。”氽到丹城后，我们一上岸，大家都来接我们。因我是伤员，组织上将我送到人民医院治疗，我终于脱离了险境。（张式贞口述 张霞整理）

我1932年出生，1950年参加工作。1951年11月，人民银行象山支行组建，我成为一名农村金融员。1955年下半年，农行象山支行成立，我诃到南田营业所工作。

　 1956年那年，我25虚岁。八·一台灾之前，我在丹城参加县委组织的肃反学习班。7月31日上午，学习班接到县委的指示，说有台风来，命令我们立即停止学习，到南庄平原组织抗台双抢。那天天气很晴朗，看不出有台风登陆的迹象。我们学习班的同志分成两组，吃过中饭后就各自带了一张草席、一顶蚊帐和一只手电筒，分别前往南庄平原的胡家和胡家溪。

  我被分在胡家溪一组，除了我还有陈文钧、鲍斯章、罗昌鉴、周宁墅、张锦泽等六、七位同志。胡家溪位于南庄平原的中西部，当时叫胡家溪高级社。我们到了胡家溪后，向社里的干部传达了县委的精神，就分头下田和社员一起收割早稻。当晚，我们工作组的同志被安排在胡家溪祠堂的戏台上过夜。

  第二天，我们继续和社员一起割稻。上午太阳很猛，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天才慢慢地阴沉起来，下起了小雨并且开始起风。大约到三点半的时候，风力逐渐增强，雨也大了起来。这时候，稻已没有办法割了，于是我和其他工作组的同志通知社员停下手中的活回村子。我们对社员说，这是台风来临之前的预兆，看来夜里台风一定会登陆。

  匆匆地吃过晚饭，我们召集高级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到祠堂开会，提出要把避免群众伤亡放在抗台工作的第一位，考虑到台风来时会把房屋吹倒，因此要做好转移群众的准备。我们让干部把铜锣拿到祠堂来，并约定一有情况就以敲铜锣为号。我们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同时作了分工，由陈文钧同志负责守护粮食仓库，其余同志赶在台风来临之前通知社员作好撤离的打算，并负责随时转移群众。

　　胡家溪祠堂位于胡家溪东首，胡家溪群众大多在祠堂以西住。当夜10点半左右，狂风大作，我们拉在祠堂戏台上的蚊帐呼啦啦地一下被大风撕裂、卷走。突然，东侧的一排房屋“轰”地一声向戏台方向倒塌。“台风登陆啦！”我和几个守在祠堂的同志瞬间紧张起来，立刻操起事先准备好的铜锣，鸣锣示警。紧接着，我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冲出祠堂，奔向社员家里……

　　我们离开祠堂不久，祠堂也“哗”地倒塌了。此时，外面已是风雨交加，屋顶瓦片被卷走的哗哗声不绝于耳。按照事前确定的转移方案，我们挨家挨户去敲社员家的门，带领他们到事前选好的比较牢固的房子躲避。

　　我把四五十名群众带到了一处四合院，安排他们在房间里坐下。还没过多久，一头猪跑了进来。大家很奇怪，打开房门去看，发现灶间已进水。很快，水漫进了房间，米缸开始浮起来。情急中，不知是谁拉开了房间的后堂门，外面的水像闸门开闸般地涌进，迅速漫过了人的小肚。这时，刚安静下来的群众又开始慌乱起来。我绕到房门外一看，外面已是一片汪洋，水面还泛着绿莹莹的磷光。“海水进来了！”我惊呼：“大家都往最高方向逃！”

　　当时，水还在涨，水浪几乎是追着人的屁股一浪一浪地送上来。大家扶老携幼，好不容易逃到一座地势较高的房子。我几脚踢开这座房子的灶间门，把群众让了进去……

　　大概到了凌晨四点钟光景，东方发白，天开始亮了。我走出房子一望，眼前的南庄平原茫茫一片，除了几幢楼房还能看到屋顶，几乎所有房屋已被水淹没。

　　因为担心海水还会再涨，工作组决定带领群众逃离胡家溪。我们商量好把群众带到对面的玉几山上，由我和一名高级社干部先去探路。但当我们趟着齐腰深的水去河边时，怎么也找不到了过河的桥，我和那位叫不出名字的干部只好无功而返。后来，社员找来两条运泥的河船，大家终于一船一船地分批逃到了黄土岭大庙。

50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编者按：今年是八·一台灾50周年。

　　1956年8月1日，特大台风在象山门前涂登陆， 80多平方公里的南庄平原一片汪洋， 3402条生命沦为亡魂， 5614人受伤， 241户全家遇难（绝户）……成为浙江沿海台风灾害史上最惨烈的一页。

　　50年后的今天，有关这场灾难更多活着的历史，其实就珍藏在我们身边那些亲历者的记忆深处。在八·一台灾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从亲历者的回忆中，追思这场灾难中的亡魂，抚慰受伤痛的心灵。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将全县人民在抗台救灾中所迸发的精神能量转化为巨大的动力，推动现代化新象山建设又快又好，不断取得新的辉煌。


　　梅岙村当时属林海乡，名叫下山村，村民世代靠捕鱼为生，当时有89名村民，我14岁。8月1日晚上，狂风暴雨的声势异常凶猛，但海边渔民对台风已经习以为常，大多跟往常一样早早地就睡觉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我与另外两名小伙伴睡在村小庙里的案台上。

　　大概是八、九点钟，突然发觉房子里进水，我们还以为是山水冲下来，没太在意。没过几分钟时间，水马上漫过膝盖，尝了尝居然是咸水，我们惊恐不已，马上一起夺门而出。

　　从庙里出来，伸手不见五指，各种响声混杂如雷，门口的水已经齐腰深，被乱七八糟的杂物堵得寸步难行。在慌乱中，我们三个人一下子就分散了。我只能靠直觉判断大致方向，不一会儿水一下子漫过了我头顶，幸好我死命地抓住了一根木头。

　　当时我人都麻木了、傻了，只会抱着木头随着潮水漂着，身体到处被磕碰……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昏昏沉沉中突然双脚碰到了石头，我立即清醒了许多，拼命往高处爬。那里好像是一个山头，有不少草木。我终于脱离危险了。

  我冻得浑身发抖、发僵，再后来没什么感觉了，一个人抱着双脚蹲在岩石边，才想到家人的安危……天蒙蒙亮，风雨渐渐小了，水基本退了，我四处张望找村子的方位，发现前面居然是茫茫大海，村庄不见影踪———而之前我以为逃到了村后面的山上。
  天亮起来后，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家，一路上到处是人畜尸体和杂物，境状十分凄惨。还没到村口，发现整个村子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哭喊声震天。我的心突然揪了起来———家人怎样了？在夷为平地的我家房屋前，终于见到了父母和只有四岁的弟弟，他们都安然无恙，我们全家一下子抱在一块嚎啕大哭……
  父母原以为我不在人世了，这时为我的死里逃生而庆幸。他们分析，当时是退潮把我带到外面去了，如果说没有抱着木头，没有踩到岩石逃到山上去，那肯定是卷到大海里去了。
  在这次台灾中，我一个小侄女不幸遇难，与我一块逃生的两个伙伴一个遇难、另一个危急中抓住一条牛的尾巴才逃到山上；全村死难２１人，差不多就是四分之一；水位最高时许多房子只露出屋顶，全村仅剩靠山边的一幢房子未倒塌。台灾过后十来天里，幸存的村民怕再来海难，都跑到山上搭棚子住，后来大家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和建造家园。 （刘道苗口述 方子龙整理）

时间一晃50年了，我也从一个孤苦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子孙绕膝的幸福老头了。但是50年前“八一”台灾的一幕幕仍让我记忆犹新。

　　我叫鲍明华，是原南庄乡三村人。1956年我13岁，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还要干农活养活两个弟弟。当年7月28日，县里派遣了好几名干部驻村准备到十里海塘抗台。由于以前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大台风，再加上那年大旱，所以我们村村民照样干农活，根本没有理会什么台风。

　　8月1日清早，我也照常拉着牛到村里的塘岸口放牛。我看到塘岸边海水已经漫上一米多高。我纳闷：按道理是退潮时间，怎么也会漫潮水？接近中午时分，天气大变，时而烈日当空，时而乌云密布，“大浪雨”一拨接一拨的下。下午2点多钟时，火红的太阳随着乌云走动，时隐时现。这时风力大约达到7－8级，晚上5：00左右风力加大到9－10级，期间还下了几阵“大浪雨”。有些村民和抗台人员拼命地在抢收稻谷，村里一片忙碌。这时，我才感觉到台风来临时的异样了。

　　晚上7：30分左右，天空像捅开了一个口子，暴雨像倒下来一样。按照母亲的吩咐，八点多我就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睡觉了。刚睡下没一会儿，母亲就大声喊我起床。朦胧中，只听见外面狂风大作，风“呼”的一下，屋顶的瓦片就“哗哗……”掀掉一大片。母亲让我穿上蓑衣，她一手牵一个弟弟决定逃到小叔家去避台风。我们在狂风暴雨中几乎站立不稳，雨打在身上很疼，我以为下冰雹了。后来发现不是，只是雨点太大太急了。

　　到了小叔家没有一会儿，台风阵势越来越大。没有办法，我们跟小叔一家十几个人准备逃到严家姨婆家避台风。出了后门，才发现外面的潮水已经漫到半米高了。一阵风过，我的蓑衣已不知去向，全身也被浇得通透。雨打在脸上像鞭子抽一样。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群人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只觉得周围全是雨。当我们踉跄地走到姨婆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想不到姨婆家已经站满了人。进了水的一间小屋子里挤着30多人。

  邻居大叔见我年纪小，双手托我到“上屋顶”。刚到“上屋顶”还没有站稳脚跟，突然一浪倒过来，房子就倒塌了。不识水性的我随手抓住一根树木，死死地抱住那根木头，在潮水里淹沉了两次，喝了一肚子的海水。

　　我抓着木头一路漂，不知道是浪打我还是雨水敲击我，整整在海水里漂了1个小时左右，被冲到了洋心村。孤零零的我，这时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心里想：这回我死定了。这时，雨还是下着，在海水中我用尽力气爬到村口，看到村里已经屋无片瓦，也没有任何人。又冷又饿的我只能拉块门板盖在头上，瑟瑟发抖浸泡在水里。迷迷糊糊的，天渐渐地亮了，在黎明的曙光中，同村的两个村民见到了我，把我抱到了木桶上。我坐在木桶里到了九顷，饿得半死的我在好心人帮助下喝到了一碗粥。

　　8月2日，天晴了，雨也止了。抬头往三村方向望去，一片汪洋，到处都在讲台风、讲死人。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母亲、弟弟以及其他的亲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无奈，孤零零的我再次冒着随时被山溪水冲走的危险来到仓岙姨婆家。路上到处都是死鸡死鸭死猪，到处都是被刮倒的树木房屋。

　　8月3日，我来到难民暂住点———丹城小学，呆在屋里吃着政府的救济粮。据说，南庄平原仍然一片汪洋，海水还有一米多高，丹城城外也满是海水。这几天，我每天听着死人的消息。当时我们村有200多户人家，共有1800多个人，活下来的只有80几个，大多数家庭都是全军覆没。经历了这场凶恶的台风后，对于死人似乎也麻木了，庆幸自己能够死里逃生。

　　一直到9月初，丹城小学快要开学时，政府又安排我们存活下来的村民到仇家山建家园。由于思家心切，我们60多个人坚持回到了三村，当时政府建了100多间房子平分给我们村民。还是小娃的我也分到了一间半房子。后来，政府还给我这个孤儿每月10元的救济补助，还安排我上学读书。真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感谢毛主席啊，要不然我这个小毛孩早就活不到今天了。（鲍明华口述 欧惠惠整理）

50年过去了，一遇到台风天，丹西街道河东村的邬阿云老人总会想起八一台灾，那噩梦一般的场景又会浮现在眼前。

　　那天白天我们割了一天的稻，晚上7点多狂风暴雨全来了，不少屋顶上的瓦片都刮飞了。我当时27岁，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晚上村干部在祠堂集中，布置两件事情，一是全村的粮食放在祠堂要保护好，还有就是要安置好住在危房里的群众。

　　接下去就马上开始转移群众。雨打在身上像刀割一样，眼睛也睁不开。有几户蛮爽气，跟着我转移了，但有个村民死活不肯出来。我一把拉住她的手硬是把她从屋子里拖出来，出来后没有多少时间那老房子就倒了。

　　由于工作做得及时，基本上应转移的人家都转移了。最可惜的是钮祥财和周美英夫妇，他们俩都是村干部。两夫妻到村民家做了动员工作后回到祠堂集中，钮祥财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根绳子把周美英和自己绑在一起，说要游出去。我们拼命劝阻，但是他仗着自己水性好一定要冲出去，结果只游到村口的小桥就被潮水冲走了，绳子也散开了。后来只找到祥财一个人的遗体，美英不晓得被冲到哪里去了。

  夜里8点多钟时，我们十几个村干部在祠堂里守谷。王世兵来了，他拿着手电筒，一只手还拿着通知，说县里通知去海塘防台。有个村干部嘀咕了一句：介大个风怎走得出。王世兵讲这是上级指示一定要服从。我们十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走向祠堂门口时，一阵潮水涌来每个人都呛得流眼泪。水一浪一浪往里涌，移半步都移不出，再讲是漆黑一片东南西北也分不清，实在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结果王世兵那天晚上也是在祠堂里过夜的。现在想想，如果那天王世兵早来几十分钟，我说不定现在也不在人世了。

　　第二天的情景也不用多讲了，反正是整个村庄成了汪洋大海，要撑船才可出门。全村500多个人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瑞龙寺，在外面搭起帐篷，这一住就是四个月，吃的粮食都是县里运来的。青壮年全部参加到村道清理和遗体打捞工作中，那个臭真是把鼻头都会熏落，我们靠喝白酒来解毒壮胆。我们河东村里人死了十多个，最可怜的是钮世潮，这次台灾中他老娘、老婆、一双儿女都被冲走了，只留下他孤孤单单一个人。（邬阿云口述 应红鹃整理）

生死考验的一个夜晚

我今年70岁，退休教师，爵溪公屿人。1956年8月1日下午，村里的广播在高喊：台风来了！台风来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行馆”来开会，准备抗台！准备抗台！

　　我是共青团员，于是也冒着风雨去参加抗台。吃了晚饭后，我戴了一顶笠帽，带着手电筒，赤脚直奔太平塘塘岸。但是，我们谁也上不了大堤。巨浪撞得大堤一阵阵摇晃、颤抖，大堤显得很脆弱，堤上的草包一排排漂走。雨点打在身上如竹帚抽打，伤口流着血，雨、血、泥混在一起一片模糊。手电筒进水都不亮了，只剩几个村干部手上拿的船灯还亮着。

　　我跟几个大人躲在一起，听他们议论：今天是小水潮，平日涨不到塘脚，今天潮水一直没有离开过塘岸，现在不到半夜，潮水还未返涨就有半塘岸高了，如果到半夜潮水涨了，岂不是要涨到山上去了。这么一讲，我们都害怕了。这时，村干部果断地要我们先撤到乌龟山庙里去。后来，被风折断的大树枝压塌了乌龟山庙的大雄宝殿，形势越来越严峻，于是村干部又组织我们进村去救人。

　　我跟着村干部盛开通去石契门头看潮水怎么样了。他提着船灯，我拉着他，从微弱的灯光看去，大堤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一艘独撩船已经漂泊在稻田里了。他喊了声“快逃”，我们转头就跑。可是没跑多少路，他拿着的灯不见了，当时也听不到说话声，话出口就被风刮走了，我们就这样跑散了。

  我像一片叶子一样被风刮走，落倒了一块刚割好稻的稻田，摸去都是稻杆柱，什么都看不到，漆黑得跟铁桶一样。我当时头脑还是很清醒，摸清楚了自己的位置、方向，也意识到潮水立即就来，必须尽快爬向高处。我匍匐着摸着稻杆柱往前爬，几次都被要命的风刮倒。那时候人已经严重受伤，我咬紧牙关终于爬上了稻田的坎头，爬到了路上。路硬硬光光，没东西可抓，趴不住人就被风刮走，我就被刮进了番薯地。番薯地本来的一条条坑里也都被泥土填平，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凹处，趴在那里不敢动。

　　突然一群人落在我身上，他们也是被风刮过来的。我就抓着其中一个人的裤带跟着他们一起摸索着回村里。途中，被刮进了一个小竹园，很多人都被尖尖的竹桩刺得受重伤。好不容易进了村，大家都冒着砖瓦纷飞，摸着残墙断壁，各自去找自己的家。

　　我家的楼房高墙已经被刮成斜凸肚，大房里塞满了难民，是前后5、6户邻居，共有30几个人。我叫他们赶紧走，往山里逃。但那些大人都说，小孩子家轻事重报，小潮水就是到脚跟头也逃得及，况且那么多小孩，天那么黑，瓦片在飞，咋走？他们都不肯走，如果潮水上来了，上闷下涨，是要闷死在里面的。只一会儿，潮水已经把我们围住了，房门一放闩，洪水涌入，物品都浮在水上，水已经有一人多高，大人把小孩放在柜子里，整个屋里哭声一片。大家让我去讨救兵。

　　这时候，街巷弄堂都成了河，还是堆满了竹子、木板等杂物的河，走也不能走，游也不能游，头上砖头木板在飞，周围又一片漆黑，这路有多难走！三、四百米的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摸到山脚一位阿公家里。这位阿公家房子好，没有倒，里面也避了不少人，听了我的求救就组织人去救。我后来就一直待在那里。

　　一夜的狂风暴雨，感觉一切都被刮走了。天一亮，所见一片狼藉：屋顶没有了瓦片，山边大片松树齐斩斩拦腰硬生生折断，街巷都杂乱无章、泥涂一片……一直到2日下午，土广播喊：“到街上来吃饭！自己带碗来！”我才从厨房附近的泥涂下扒出了几只碗……

　　3日早晨，我因肝伤急性发炎被送到了设在长寿庵的医院。经过台灾，不死即伤，医院已经是人满为患。当时最难受的是，南庄平原上人畜死亡后尸体腐烂发臭，臭气熏天，随东南风向丹城、大徐方向吹，那个气味让人无处躲藏。

　　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月，然后回学校，直到1958年才重回家乡。那时我已经摸不着家乡的路，老路在台灾中冲毁，改道重建新路了。回到家乡后，看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台风屋”，也看到一排排的抗台烈士墓。常听老百姓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要么饿死了，要么是背井离乡逃难去了。（盛行方口述 吴春妍整理）

“八一台风纪念碑” 名字起得不是很好，没体现象山人民抗击台风自强不息的精神。

应该叫 “八一抗台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