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渭康：从大跃进到大饥饿

                              从大跃进到大饥饿　

                                      
                                                   葛  渭  康



                                                            一九五八年


        1958年我任南庄区粮管所副所长，后来公社化是丹城公社粮油部副主任，对内仍称粮管所，属县粮食局派出机构，政治上受当地党委领导。
        《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传达中央“反右倾、大跃进，工业15年超过英国，10年内实现《农业纲要40条》”。象山县闻风而动，掀起兴修水利高潮，拉开了大跃进序幕。粮管所安排妥业务，由所长带队，自备农具参加林海乡赤坎大水库劳动。我那时25岁，年轻力壮，积极响应，早出晚归。
        全区分别有百万方以上水库五座和十几处小水库上马，万余人上工地。人们不顾朔风凛冽、雨雪纷飞，热火朝天开展竞赛。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姑娘们“穆桂英队”旗帜与小伙子“赵子龙”队大旗在工地上迎风飘扬。人们掘土挑泥打夯，健步如飞。挥汗如雨。宣传员拿着铁皮土喇叭来回高喊:“要当大跃进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到立夏，南庄区所有规划水库全部竣工；田畈相连的丹城也挖通东大河。南庄平原实现旱涝保收，干部社员莫不欣喜，原来只种间作稻（一块田先插早稻秧，过几天再在早稻行距中插晚稻秧，让稻子先后成熟）可以改种连作稻（水利肥料劳动力条件允许，一块田先全种早稻，待早稻收获再种晚稻），一亩田变成两亩田出产。
        春耕插秧刚结束，中央统一部署发动全民剿雀运动，总指挥县长于华杰，县公安局长倪歧任副总指挥。
        5月12日凌晨，全县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产，家家户户屋上插彩旗，人人手持竹竿、火药枪、洗脸盆、火油箱、铜锣等物，响器、鞭炮齐鸣，男女老小发出“嗬嗬”呐喊，赶打麻雀；吓得屋檐下、地畈上、河塘边的麻雀四散飞窜。广播宣传战果辉煌,捉住几千几万只，其实兴师动众没有捉住几只，大多数麻雀被赶进了深山。
        《象山报》5月13日有一篇现在看来很滑稽的报道：“丹城小学师生1000多人在丹城西边摆开阵地，总攻开始,一只飞得精疲力竭的麻雀躲到河边草丛，被小学生虞才官生擒……师生一共捣雀巢6个、捉麻雀14只，另有神枪手吴生仁共发九枪，枪枪命中。”
        接下来，县委组织全县人民学习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要求各区乡在早稻收获前组织脱产干部和各农业社书记以“行田头”方式对早稻进行估产。因涉及粮食征购，乡粮管员和区粮管所一名所长必定参加。我是管业务所长，当然要参加。
        乡干部为了政绩要把产量估得高些，而合作社支书总是说没那么高，一来一去像锯板。社支书怕估高了征购加码，口粮不够吃。按照政策，总产量留下种子、饲料，按每人360斤(稻谷)留口粮，其余一律由国家统购，不得私自买卖和隐瞒。事实是农民副食少，劳动强度大，360斤稻谷加工成大米只有260来斤，要吃360天确是不够；加上各户精打细算不同，每到次年青黄不接时总要闹春荒。国家不得不拨出一部分粮票去救济，这种救济叫“返销”。但往往是杯水车薪，且要层层上报审批，手续繁复。为吸取教训，农业社就采取“瞒产量”的办法来增加留粮。“行田头”结果各自肚里一本账。
        早稻收割结束，粮管所驻各乡专管员对各社进仓稻谷统计，平均亩产在400斤左右；这已比上年度增产将近二成，然而不合上面胃口。不久，县委召集各乡镇书记会议核实产量，把产量问题上纲到拥护总路线、还是反对总路线，批评有的党员“离右派只有50米”。东陈乡乡长贺正澜同志先报亩产670斤，声明根据乡干部试验田推算。此公原是县供销社副主任，曾与我同事，性格内向、温文尔雅，说话慢吞吞，不会吹牛。林海乡不甘落后、报700斤，丹城镇报750斤，半路跳出农业无名小卒、以渔业为主的爵溪镇报800斤，超过丹城镇。丹城镇委书记坐不住了，起身到县农业科办公室一转，就向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王化祥说，上午镇里全面清仓核产，亩产量增加到860斤。
        这样的你追我赶、还不能使县里满意，要求回去再进行一次认真核产；但核来核去不如人意。县委决定以搞运动方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瞒产”斗争，区为单位集中合作社支部书记办学习班。
        南庄区学习班放在区委叫“小东洋”的一座大房子里，集中农业社书记和党员共60余人。大查合作社与生产小队的瞒产行为，采取人人过关办法，对思想不通者小会帮、大会促。东陈乡马岗支部书记康祖行是有名的“犟癞头”，思想不通，被宣布“隔离反省”关押起来；该乡一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强迫命令之下，各社不敢再坚持，乖乖地在党委确定的产量表上签字。南庄区早稻一季亩产上了800斤，为以后高征购埋下伏笔。接下来浮夸之风借“拔白旗”、“插红旗”越刮越猛。何谓“拔白旗”？谁要是对大跃进高指标怀疑，就组织上采取措施、撤职；而谁能跟着浮夸的、提拔到领导岗位，叫“插红旗”。广播、报纸天天宣传“一天等于20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科学家钱学森在6月16日《中国青年报》撰文称:“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田上的太阳光能30%，稻麦亩产量就可达到4万斤。”接着，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安国南娄底乡卓头村1.7亩小麦亩产5100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8月13日《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第一农业社早稻亩产36960斤。一时丹城街头“学麻城、赶麻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标语铺天盖地；全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号召“实现亩产吨粮县”。8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一块试验田稻谷亩产130434斤10两4钱；更离奇的是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说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县亩产蕃薯100万斤、水稻亩产5万斤。
        粮管所每年要收购蕃薯运往城市供应居民，一个麻袋只能装90至100斤、100万斤就得装1万余袋；若堆到一亩田(666平方米)上，有二层楼那么高。学习时我说过不可信的话，当时大家和我一样认为是吹牛。不料以后因此惹祸，此为后话。  
        《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大批“条件论”、鼓吹“人定胜天”，继续为浮夸风推波助澜。县委要求各区、乡书记挂帅“移苗并丘”放卫星，即把别处同一品种已孕穗的晚稻、移植到一块施有大量基肥的田里，密密麻麻挨在一起。说是“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多株多穗出高产”。不许社员反对，强迫命令搞了很多“移苗并丘”。大片本来长势最好的稻子被集中到一块田，钉上木牌、写上“××卫星田”。
        象山县委的卫星田，在南庄白鹤庙农场。移苗完成后，在沉甸甸的稻穗上坐着一位小姑娘，以示这块稻子产量之高。照片向各新闻单位发出，记者是朱华庭。后来老朱说“下面放了凳”。其余各乡的卫星田都照县委的样子。由于植株密不透风、茎叶发黄，发动众多女社员手执芭蕉扇“扇苗通风”；终因违反事物客观规律而受惩罚，全部腐烂、颗粒无收。明明已经劳民伤财、鸡飞蛋打，还要猛吹牛皮。大徐区农业书记樊敬道的“卫星田”在没有腐烂时，报了亩产2000斤。县里王副书记就说：你的名字就是“万斤稻”(樊敬道谐音)，就报1万斤吧。象山最大的一颗卫星，是墙头区委书记叶树春的亩产16万斤。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10-23 07:38 编辑 ]

        大跃进大浮夸的凯歌声里，10月1日象山全县农民敲锣打鼓迎来了全面公社化：38个乡镇全部撤销，从南到北划分为9个公社。丹城镇、爵溪镇、南庄区，加上大徐、墙头等4个乡，组成全县最大的象山人民公社，后改称丹城公社，共12个管理区。108个农业合作社改称为生产大队，2.8万户、8.6万余人，9万余亩土地，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结合。
        10月4日，宁海、象山两县合并，撤消宁海县、称象山县，县治从丹城迁往宁城。公社办公先在孔圣殿，半年后迁至城隍庙孤儿院(今县党校)，粮管所并入丹城公社称公社粮油部(对上仍称粮管所)、办公在青草巷。我被宣布任粮油部副主任，公社书记董方祥(县委常委)，另有三名副书记分管农业、商业、副业。主任牟洪绪不久调任县工业局，我的老同事贺正澜为公社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
        取消自留地，不准个人养家禽、家畜。为防止社员私自宰杀吃掉或到市上出售，大队派出专门捕鸡队、拿着网具挨户捕捉(公社成立牧场)；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办起公共食堂，所有用具除一部分新添、到各社员家里拿。各户的灶头大部被扒掉，拆下砖石给食堂垒灶；米甏、水缸都集中到食堂。社员家里的口粮、种子归大队仓库。
        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军事化，小队是排、大队称连、管理区叫营、公社为团。取消按劳分配，实行“八个不要钱”，即吃饭不要钱、吃菜不要钱、理发不要钱、穿草鞋（一种用稻草绳制成的鞋，农民劳动、挑担时穿）不要钱、孩子读书不要钱、妇女分娩进产院不要钱、到缝纫组补破衣不要钱、老人死亡棺材不要钱。
        各生产大队男女社员由公社统一发工资：正劳力每月8元，半劳力每月4元(只发2个月，公社财政不支、停发)。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与物资，公社有权“平调”(通称一平二调)。如爵溪管理区渔队到象山港养殖海带，需用大量木材、毛竹，凭公社一纸通知，可从沿港的墙头、亭溪两管理区随意砍伐、取用；甚至几百个养海带社员睡的铺板，也向社员家里取用；有的还把人家寿材板也拿来了，真是到了共产主义，一切都归公了。
        每个食堂选派成分好的人担任炊事工作，大队书记挂帅。食堂与食堂之间开始竞赛，集中农村做点心好手，保证食堂餐餐有红豆团、年糕、汤果吃。公社常召开现场会、互相观摹，比谁家食堂饭香菜美花样多。社员们在这股共产风裹挟下，也确实兴奋异常。生产有领导、吃饭在食堂、工资发现钞，真以为到了共产主义。但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私心一时难改，“一大二公”与我关系不大；出现干农活偷懒粗放，出门一条龙，每人只背一把锄，集体的犁、耙没有人拿，推来推去得由小队长一人背。“人头不到齐，锄头拄肚皮。”听到食堂钟声，马上放下农活，成了一群蜂。
        那么，“放开肚皮吃饱饭”又是如何呢？据说长街公社有一社员，因吃了太多的糯米饭撑死了，我没亲眼看到。但一次在南庄管理区洋心大队食堂，严重浪费却是亲眼所见：已是下午两点钟，还有几十个社员在天井里乱哄哄等饭吃。支部书记王德明是个癞子、头上无毛，却淌着黄豆大汗珠，正在从大锅里把糯米饭扒到一只大木桶里去；头上的汗珠雨滴似的滴进了饭桶，对我抱怨说:“这些人真不识相，今天吃糯米饭，第一批人吃饱了，后来的人还未饱、再煮。等后来的人吃饱了，先吃的人又喊没饱了；于是又煮，一直煮到现在。”我说已经两点多钟，一直煮到吃晚饭吧！下午不出工了？令他恍然大悟,，大吼一声“不煮了！”才撵走一些胡闹的人。
        公社还印制了可在全社108个大队食堂通用的“流动饭票”，由各生产大队统一领取、供社员公出等使用。每逢丹城市集，四面八方的社员大家先去东、南、西、北门各大队食堂巡视一遍，哪一家食堂饭菜好、就一齐拥向这个食堂就餐，把饭菜一扫而光，为此经常有人打架。
        作为基层粮食工作者，肩负着统购统销、保证“军需民食”和安排社员生活双重责任。粮食是宝中之宝，面对浪费忧心如焚。据我们掌握的生产队完成征购指标后、留下的口粮实际库存不足半年，经不起如此浪费。在一次县粮食局召开各公社粮管所长会议上，我说了食堂浪费粮食和某些社员吃饭比赛等不良现象，被财贸部某领导斥为“怀疑人民公社优越性”。
        粮食浪费不仅表现在消费，还表现在收获方面:1958年下半年，忽然传达中共中央要“三年超英、七年赶美”，全民炼铁，大搞“小土群”。象山城乡大街小巷、学校操场、菜市场、生产队晒场都是用砖头垒起来的小高炉，到处是乱哄哄的、满脸尘灰烟火色的人群。我也被指定担任一座小高炉炉长，五天五夜不合眼，炼不出一点铁。
        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白天黑夜地干，但就是不出铁。命令社员把家里废铁都上交，人人上山找矿石、砍伐树木，谁不服从就是反革命。报纸上说全国6亿人口，投入大炼钢铁劳动力超过1亿。丹城公社当时号称3万人上阵。时值秋收，劳动力不够用，命令开夜工。被“小高炉”搞得精疲力竭的社员，把玻璃小方灯挂在稻桶上，都去田埂上睡觉。管理区干部登楼瞭望，田畈上灯光闪烁、以为都在劳动，结果有很多稻子和蕃薯烂在地里，有的甚至堆在路边没挑回来任其腐烂。有一首民谣:“日夜小高炉，山上树斫完；田里稻烂完，家里锅砸完。”丹城公社8万余人，在身不由己的大浮夸共产风里度过了1958年。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10-23 07:40 编辑 ]

真的这样吗?不可想象.

                                  一九五九年


        1959年春节刚过，春荒很快来临，到处在喊缺粮。丹城管理区生产大队的各食堂收进的大量流动饭票要求兑现；公社拿不出粮食，只好宣布流动饭票停用。南庄管理区一些大队向公社求救，由公社介绍到山区一些生产杂粮的大队借粮。只有爵溪管理区甸平山大队一共30来户、住在高山上，尚有些蕃薯丝，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许多大队社员纷纷到山边，甚至几十里外涂茨公社刨取遗留在地里的小蕃薯、烂蕃薯充饥，有的则挖葛藤根等野生块根植物为食。食堂食粥，实施瓜菜代。
        我把公社食堂缺粮情况写成报告，亲自送到县粮食局。局长童遵锵表示同情，但说省局下拨的返销粮票数量有限，缺粮面广、僧多粥少，你去找张玉田县长吧。见到张县长，我说丹城公社缺粮，由于原余粮统购任务从1600万斤增加到2400万，一下子增加三分之一，说是余粮、实是社员口粮。张县长听了十分吃惊：丹城的征购指标是公社党委自己报的，不信可以去问你们的董书记。我说要饿肚的大队确实在增加。县长说，你先拿5万斤去，把全面情况再调查上报。
        不久，公社办公室主任贺正澜接到县委通知：要求把全公社108个大队完成征购后，留下多少种子饲料、每人口粮水平，详细上报。连夜召集粮油部统计、专管员，连同他们秘书、文书10多人，搞了通宵。没两天，县委书记冯世法(地委常委)带了一大班人来了，又去南庄缺粮严重的食堂视察。看到社员喝薄粥，问公社党委几位书记是否需要县里帮助。谁知这些头头打肿脸充胖子，异口同声“这点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不找领导麻烦！”然而，大话当不了饭吃，各地不断把缺粮情况反映到粮油部，再由粮油部上报县粮食局。幸亏业务系统还有一条反映渠道，县粮食局有专人负责，规定3天电话报和10天书面报。童遵锵局长经常下基层，比较求实；返销粮虽然数量有限，但总可解燃眉之急、挨到豆麦登场。
        农业生产瞎指挥依然严重，早稻插秧严令密植，秧苗的株距与行距必须严格做到“直三横四”(直三寸、横四寸)。公社干部在农业书记带领下、每人拿一把竹尺，社员在田里插秧，他们在田边巡逻；不时用尺去量，凡不符要求拔了再插。
       社员一边收割春粮、一边插秧，都靠弯腰用力完成。稻区土地多，劳力不够。如此拔了插、插了拔，进度十分缓慢。立夏已过，明显误了季节。公社下令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支援插秧，男男女女到“春插”第一线支农。这一行动声势浩大，似乎领导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然而大多数人不会插秧，一丛苗一般应当是六、七根秧，只插一根二根；更糟的秧苗没有插到泥里、而插在踏足孔里，人走秧浮。农活如此质量，焉有丰产之理。
        早稻如此，晚稻同样是瞎指挥加命令风。公社头头常常心血来潮，自己晚饭后先睡一觉、在深夜11点召开各管理区干部和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脱离实际、违背农时“赶进度”，并要求连夜贯彻到生产队。那时交通连自行车也无，与会者白天东奔西跑、晚饭后赶会，远的要跑二、三十里。开会时打盹、呼噜此起彼伏，主持者采取厉声点名问话办法，出口伤人、专横跋扈，动辄以消极右倾之名无情打击。爵溪管理区一位书记，回去路上掉到河里差点淹死。于是上面批、下面骗，以致弄虚作假盛行。晚稻收割到小雪还没割完，成熟过度，许多谷子就掉到田里发了芽，造成了严重减产。
        以前几十户为单位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人都是当地生产好把式，工作得心应手。人民公社的领导人都是政府官员，他们不熟悉农业生产、不懂行，以外行人来指挥他所不能胜任之事，完全脱离了管理能力的实际。1959年的征购任务，没有接受上一年教训，不顾农业队的反对，强迫命令、限期完成，再次挖了农民口粮。更荒唐的还在于社员自留田被收归集体后，还不能利用自己住的屋前屋后、种几株南瓜芋艿来防万一，已经种上快要成熟的作物、被干部强行拔掉。
        农业生产开始萎缩，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又在全国发动了历时半年多的打击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浙江省委雷厉风行，派工作组到象山县、首先把长街公社党委副书记葛令官定为钻入党内“假雇农”、右倾反党分子，在宁城中学操场万人大会斗争逮捕。全县大队支书、脱产干部、国营企事业职工、学校教职员到会接受教育。一时寒流滚滚，凡是倾向实事求是、对浮夸稍有不满者均人人自危。老实人贺正澜被公社第一书记叫去谈话，宣布审查，其主任职务也就被撤消。
        我已作好被整准备，因不是党委系统干部、又是非党员，只在粮食系统会议上被县财贸部部长点名批评，躲过第一波打击。紧接着，以陆国忠为组长的一个省委工作组、进驻丹城公社东陈管理区，一批大队书记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打击。其中东陈大队支书陈德清、山头大队支书武良朋、西庄大队支书李子清被逮捕入狱。一年后陈德清放回死在家中，武良朋、李子清死在狱中。“文革”中这三个大队农民到县里造反，把已任县委宣传部长的陆国忠揪到当地游街斗争、饱受棍棒。粉碎“四人帮”，这些斗陆国忠的人又作为四人帮爪牙抓捕。这是后话。
        反右倾运动把农村搞得死气沉沉，冬季生产搞得不好，冬种面积没播足、质量也差。起先对浮夸风和粮食征购高指标、尚能提些意见者，如东陈管理区书记李先凯讲了几句“产量万斤稻、肚皮吃不饱”，被弄到党校改造思想，人人噤若寒蝉。这年冬特别冷，下了好几场暴雪，本来是瑞雪兆丰年、却预示着大饥荒不久将不可避免降临。（未完）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10-23 06:55 编辑 ]

五八年时，群里的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出生，有的甚至连父母都没有出生，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况。

穷人当家做主对于经济建设是个灾难，因为没有文化，不会理性思考。穷人如果当了大官，大多腐败，因为，终于熬到头了，终于我说了算了，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多钱，能不捞吗。如果一个百万、千万富翁当大官，就很少有腐败。因为有良好的教育，有较好法律和经济基础。如果让比尔盖茨当官，大家惦记的是他能捐多少钱，谁会想他贪多少钱。

人对钱的需求总是没有尽头，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腐败可能只是一个人的腐败，但是一个聪明人的腐败可能导致整体的腐败，从肌体里对体制的腐败，危害只会更重。世上又有几个盖茨呢？

                                一九六○年



           
        春荒在逼近。县里贯彻中央“继续大跃进”、“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食堂问题上进攻”，重提节约用粮、计划用粮和瓜菜代，但又刮起“甑头饭”浮夸风。
        亭溪管理区苍岙大队食堂，发明1斤米可煮7斤饭。一斤米煮粥也只有3、4斤，怎能煮出7斤饭呢？原来他们从邻近的乌拉港瓦厂购来一种高15厘米、直径15厘米的粗陶钵头，先把大米浸泡24小时，再以1斤米放6斤水比例放入钵头、用大淘镬蒸煮，上层结了皮有米的形状、像饭，再往下是糊、稀薄得很。公社领导吃了一口：“唔！好吃！”马上有人跟着说“好吃、好吃！”田间劳作的社员吃，一泡尿就没有了，这实际上是以水饱肚。经现场会介绍迅速向全社推广，还推广到全象山。
        到各食堂去，会发现吃饭用竹筷子的头都尖尖的；原来是人们刮“甑头饭”磨尖的，怨声载道。大米越来越少，把牛吃的蕃薯藤加工成粉掺和着吃，许多人大便秘结、拉血。在林海管理区后山大队现场会上，书记带头吃、连声叫好，谁不跟着应“好吃、好吃！”就是对食堂不满，对食堂不满者就是斗争对象。
        农村粮食极度匮乏同时，城镇市场严重萧条，商店里肉禽蛋消失，少量糕饼之类一律凭粮票高价供应。居民口粮从每月27斤降为24斤，还搭25%~30%蕃薯藤粉、金刚刺根等所谓“杂粮”。食油从半斤减为2两，农村停止供应食油。
        骤然间大饥饿降临，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就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县商业、供销、粮食等部门发出“内供”通知(有时由县财贸部发出)。17级以上(相当正科级)除享受一般居民供应之外，特供每人每月鸡蛋2斤、肉2斤、糖1斤、黄豆2斤、富强粉(上白面粉)5斤、菜子油半斤(按季节略有调整)，至于县团级(在公社任职县委委员、常委)特供之外另有其他照顾。有的领导还公然在粮油部食堂包饺子、喝酒招摇，职工们看在眼里，避而远之。
        至于一般干部，如我的同乡、《象山报》记者朱华庭身高1.8米以上，人高马大；患了浮肿病入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只供两餐稀饭、加一点米糠粉。副县长罗扬到该院慰问住院干部，每人给2只松花蛋、半斤黄豆粉、2包白猫牌劣质香烟，算是特殊照顾。群众中流传：“领导干部送上门，一般干部开后门，社员群众望穿门。”
       食堂人员有掌勺之权，不先填饱肚子是傻子。把米装入布袋、用绳扎紧放入锅内同煮，等无人时取出食之，其名曰“吃宕饭”。还有运输队人员运稻谷到轧米厂加工大米，不用扁担、用竹杠挑，把竹杠一头打通，大家一齐把米罐满自己的竹杠，一家人亦可饱餐几顿。最吃苦的就是每日在田间劳作的多数社员，必须天天出工、不出工不给粥吃。
        地里的豆麦还未孕穗，饥荒越来越严重，南庄、何家、山头董等地社员出现大面积浮肿病。饿得走投无路的农民天一黑就成群结队到丹城，偷居民们屋瓦上晾晒的蕃薯渣子；居民也吃不饱，定量搭有腐烂蕃薯，经过磨制淀粉、渣子晒干再充饥。
        一天晚上，秧田头粮库保管员穆光霓同志押了一个农民到粮管所来。已是11点多，他手里抱着一支“七九”步枪，说“有很多人翻墙进了院子、爬上屋顶抢蕃薯渣子，把我吓坏了：以为来抢仓库，大叫要开枪才把他们赶跑，最后一名抓来了。”我一面安慰他、一面说：“万一有什么情况，绝不能朝人开枪、只能朝天开枪；他们既然没有破门抢粮，只拿瓦上蕃薯渣，虽也违法、但不是重罪。”我和穆光霓一起问这位患了浮肿病的农民是哪里人？他说“是南庄村人，家里老小几天没米下肚子了，实在没法子。”
        因为冷，他一边说、一边在浑身发抖，看了令人心酸。我就叫他坐在食堂里，把门虚掩了；对穆光霓说，咱们睡觉去、等天亮再说。暗想我们一走，必然逃去，说不定食堂里还有些冷饭可供他带去。穆光霓也是个善人，口虽不言、心却相通(该同志现退休住在丹城)。果然，第二天一早炊事员欧昌四大嚷：“昨晚剩下的冷饭哪里去了？”我说：“值夜班吃了，付了两斤饭票。”
        作为一个专门管理百姓吃粮的基层干部，眼看着自己仓库里粮食满满，本来就是农民生产的、并且是他们应留口粮，现在却在挨饿，心头有说不出难受和耻辱感。上级既然知道农村已出现“饿、病、逃”，为何不及时多发些返销粮票？
        一日，宁波专署专员王博平来丹城视察，一个人专门到粮管所来找我了解情况。他是镇海大碶人，地下工作者出身、知识分子。我豁出心肝，向他反映了对高指标征购挖了社员口粮做法非常不满。他听了非常感慨地说：“民以食为天啊！”中饭单独与我一起在食堂吃蕃薯丝饭，小菜是一盆蛏子、一碗咸菜汤，两人谈得尚投缘。他去后一星期，县里拨下10万斤返销粮票，解了燃眉之急。

[ 本帖最后由 成根 于 2009-10-24 17:35 编辑 ]

        一天，在街上碰到公社卫生院院长邱永华。他是我妻子同村人、很熟，我说很多人生了浮肿病，有何办法治？他说：“给饭吃就好了呀。”我说：“没返销粮票，怎么开仓？我们是否一同到各大队去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患病，也好向上报告要粮。”他一口答应。
         卫生院下面有保健站，粮管所下面有专管员，布置全面摸底。蔡家岙大队支书沈守常来我处、泪流满面说：“社员吃野菜，有些人已困眠床起不来了。”他是一位非常诚实和胆小的农民，也生了浮肿病。我和邱永华就先去蔡家岙，走进村庄不闻犬吠和鸡鸣、一片死寂；村口有几个头肿得很大的农民，坐在一块石头上。沈守常一眼看见我们，连忙站起来先带我们看食堂。灶是冷的，地上有一摊野草、乌糯根，仓库里没有一粒粮。又到几户困眠床的社员家，孩子的神态木纳，头颈瘦得像根棒；大人的手脚水肿得有些透明，说话力气也无。这些惨景至今想来尚觉心酸。
         邱院长带来一位女医生走访妇女，不论老年、青年女社员几乎100%子宫严重脱垂。医生说：“只有严重营养不良，才会这样。”这个村100多户人家竟有120多人患浮肿病，有20余户已到重度。邱永华说：“浮肿到这种程度，机体衰竭，治愈可能不大。”
        又去了黄溪大队，该大队支书夏阿乔贩牛出身、能说会道，但为人直率。他说：“我不像沈守常那样听话，不信公社党委‘先完成征购、不会让社员饿死’的废话。开除我党籍，也不卖过头粮，故而尚能一干二稀。”但整个公社像夏阿乔那样有胆魄的支书、能有几个？
我和邱永华把摸底调查向公社第一书记董方祥作了详细汇报：全社8万余口大部分人营养不良，近1万人患浮肿病，数千人十分严重。
        董书记似乎有所感悟，但要我们只向他汇报、不要扩散，可以向各自业务部门领导反映请求支援。经粮食局同意调拨一部分米糠、大豆加工成营养粉，卫生院则用松树叶加红糖制成青松毛糖浆，分发到有浮肿病人的大队。
        不久，蔡家岙沈守常对我说：“那几户全身浮肿的严重病人，有的已经死去。”事实证明：越是强劳动力、越容易饿死，饿死人的事件真的发生了。作为有良知的干部，怎不心疼与内疚？至于全社全县有多少人饿死(浮肿病死应算饿死)，如果公安局那时的户籍档案还在，完全可以查清。
        在县粮食局一次会议上，我例举蔡家岙黄溪两个大队例子、说了一句“听党委话卖了过头粮饿肚子，不听的反而有饭吃。”闯下大祸！有人把我的话歪曲成“听共产党话饿肚子”，向财贸部汇报。
        5月上旬，以副部长杨清真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丹城粮管所，先宣布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彭德怀式人物，发动群众以大放大鸣大字报形式进行所谓揭发与批判，不准申辩；隔离反省、关在食堂楼上一个小房里。关到第28天，财贸部一位姓赵的女同志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所谓罪行材料和处理结论叫我签字，主要罪状是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彭德怀式右倾反革命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押回原籍监督劳动。
        我当然不肯签字，她一定要我签名。我就写了“坚决不同意”，等待处理。
         同命相怜的妻子在国营亭溪铜矿当化验员，其时已怀孕。在某领导的关照下、被分派去基建队挑砖，致使流产；回家休养没几天，又通知她不用再上班，无辜除名。
        那么对已经定为“双开除”的我，为何最终没有处理呢？原来副部长带班的财贸部工作组犯了一个组织原则性错误：丹城粮管所也是丹城公社粮油部，整公社的一个部门负责人虽然地位低微，也要征得公社党委同意；现在把人整倒，连招呼也不打。加之一个多月来、工作组住在食品厂胡吃海喝、白拿粮管所仓库里的茶籽饼去毒鱼，把公社鱼塘里的鱼弄死了，影响很坏。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董方祥发了话：“叫他们回去，我们党委不予承认。”要知道董书记可是县委常委，论官阶比副部长要高两级。
        工作组悄然撤回，还被追查在丹城食品厂拿了多少松花蛋和高级饼干，责令退赔。这样，我也就不明不白“悬”在那里。一直到1961年9月，省委通知恢复宁海县、象山县依旧搬回丹城，我被调到县粮食局工作。
        1960年下半年，虽然继续大跃进，大办工业、大办文教、大办城市公社，刮共产风，但对农民的控制有所松动，允许社员在屋边、地边垦植种些蔬菜杂粮。这可是农民口粮和蔬菜的重要来源啊!可以养1至2只下蛋鸡或鸭(不准养3只以上、因为成语有三五成群之说，“量变到质变”，群鸡群鸭当然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粮食征购指标退到1957年水平，公共食堂自动散伙。
        到1961年春节，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取消公社“一平二调”共产风，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恢复按劳分配，强调从根本上肃清“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但是农村元气大伤，经济凋敝一时难以恢复，这年粮食亩产只有355斤、不如1949年的387斤。（根据1972年象山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计划办公室《国民经济统计提要》，象山县若干年分粮食亩产如下：1949年：387斤；1958年：566斤；1959年：563斤；1960年：531斤；1961年：35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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