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渭康:慈悲侠士(代序)
葛渭康先生是笔墨之交,他给我所编版面写些杂文,一来二往,也就有了些稿子之外的联系,譬如说点闲话。那年春节前,他给我一封信,文章以外,讲到些琐事:
“年关临近,红包、购物券又其时矣,公务员又加工资,灯红酒绿,高高兴兴。看着江西、安徽等地民工在寒风中穿着单薄衣裳讨工资要钱,挤长途回家,对比之下于心不平。
“我的综合楼2000多平方米11月竣工,装修也将结束,宾馆将于春节前开业,而包工头自验收之日起,结账时找不到人了,50多名民工急得团团转,我本可不管,但于心不忍,只得先拿出5万元代发了工资,待包工头来结账,尽管他已无账可结,只有按合同3%的保修金(两年后可结),也不足5万元。一个人总应有同情心,屋子总是我的,我住新楼,人家冻饿回家,总觉心酸。”
我读后颇为感动,征得老葛同意,把此信刊于报尾的《编读往还》,并加了一个编后,其中写道:尽管自己生意做得不错,葛先生并无代包工头发拖欠工资的义务,但因于心不忍,他视之为己任,虽知这钱可能永远要不回来。判断一个人好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特别对弱势群体有没有同情心。这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很遗憾现在还有讲的必要。
报纸面世后,接到一些读者反应,有人指出:遗憾的是,当今社会,有些人缺的是不忍之心,多的是冷漠之心。比如那位一走了之的包工头,其心如铁石。
读者的中肯之论我也发了,老葛看到后又给我来一封信,解释此事原委,出乎我意料,是为这位包工头说项的,据他讲:“这个包工头我看他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在某县农经委有一项目垫进50余万元,该委下属公司已倒闭,经理抓起来,而项目是东阳建筑公司承包,他只从东阳建筑公司转包了一部分。东阳人从破产中拿回一部分,他却一分未拿到,债主云集,出逃。事实上他再也不会来我处,找他结账也毫无意义,总不能剥他皮。乘人之危,不是我等人干的,虽然我有理由向他要回我的辛苦钱,不应由我付而由我付,是有些冤枉,但转想到外地民工和当地一些开拖拉机农民风里雨里的苦情,当他们拿到了应得的钱,可以一家欢喜过年了,我这样做比什么都值。我的妻子儿女也都和我想法一样。”
由此可以体会到老葛的慈悲心怀。我猜想他自己可能也遇到过类似困扰,因而深有体会。
葛渭康先生长着两条剑眉,眼光锐利,身材可以称得上魁梧。解放之初,他17岁就参加工作,一直担任基层领导。“文革”期间,先后两次因说了大实话而入狱,改革开放后获平反,先做国企,后来提前退休自己开厂,做啤酒花,继而依托中科院的先进技术生产一种净水装置。城市扩建,把他的工厂拆了,无奈改行开宾馆。路遇不平,他往往和古代侠客一样,拔刀相助。当地曾有个复员军人出身的三轮车夫被街头恶少无端打死,起初有关部门以群殴处理,引发群体性事件,老葛出面与各方沟通,并替车夫出钱请律师,使案子得以公正了结,亦维系了当地社会的平安。他的行为与其自幼习武恐怕有关,因为那不只是功夫,其中还渗透着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类似义举,我知道的还有:设法帮助城郊失地农民维护合法权益、保护当地若干自然资源不被破坏等等,所有这些,对生意全无好处,因为要得罪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不小风险,但老葛自恃武功和正义,并无畏惧。
虽然经营不错,加上这一波地产行情,葛先生的资产陡然增值,但他生活节俭,出门在外,总找便宜的旅馆住,从来不摆派头,但需要用钱的地方,却毫不吝啬。
坊间高高低低地,这些年总有“仇富”的声音传出。其实完全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人的品行,就像早些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那样。然而中国的企业家中,如果有更多葛先生这样的侠义之士,不同阶层间的关系无疑会和谐得多。
作家 赵健雄
(本文发表于2008年7月9日《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冰点人物”栏,和央视《朝闻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