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周瑞金 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主持过《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评论、理论工作。1991年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名动天下，文章一扫当时国内沉闷氛围和游移态度，也招致1991年整整一年火力猛烈的“大批判”。直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南方谈话发表，以及随后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这场争论才尘埃落定。
周瑞金说，“可以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还有深层涵义，‘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甫’，不念‘浦’，而读‘辅’。合起来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2000年，周瑞金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岗位退下，退而不休，担任着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大型国企独立董事，还到海南一个农村蹲点调查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奔忙于南北东西。
2006年1月23日，《财经》杂志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署名皇甫平，一时海内外风传“皇甫平重出江湖”。
周瑞金说: 目前出现的新情况，我概括为五大问题: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给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突出；政府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腐败现象使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毒化了社会风气。
本来不争论是邓小平的发明，但改革发展到今天，不争论是不行了。这次争论，我认为提出了一个基本理论创新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失败的，邓小平也已经抛弃了，它是从结构上公有制的多少来确定，我认为还应该转变为功能观，社会主义应该是人民普遍幸福的主义。
[记者:那怎么解决您说的五大问题呢？]
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来解决。这是我这些年来思考的问题，我也谈了很多，也就是你给我的采访提纲里提到的三个问题，公共品提供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要搞清楚主要矛盾，才能够明确前进的方向。《改革不可动摇》里，我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因为公共品的公平、有效供给问题，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记者: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杨鹏老师在他的文章《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主要矛盾已经变为公共品供需之间的矛盾。]
杨鹏是我很熟悉的朋友，我经常看他的博客。我认为这个观点不错，但也有不足的一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分析还是对的，主要矛盾还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是解决私人品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温饱问题，我们的贫困人口从三亿减少到了3000万左右。进入新世纪以后，就提出一个公共品的供应问题，这几年越来越尖锐的问题就是出在公共品提供方面。
[记者:包括哪些方面呢？]
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信息公开、司法公正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公共品有效公平供应的问题。说到收入的差别，国外比中国还要大，比如美国微软的职工，还是比较富的了，但和比尔•盖茨比，差别大得不得了。他们给人家比较公平的感觉，主要就是集中在公共品。这个问题解决好，社会心理状态就会往良性发展。
[记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因为过去我们政府一直站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把GDP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老百姓出现的公共品的问题，医疗卫生教育，不在他的视野之内。经济的增长有两种，一种带来老百姓实际利益上的增长，另一种是数字上的增长，对老百姓个人的生活改善却没有带来直接益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政府是不是把纳税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而没有惠及百姓？所以第三次改革争论，也有个好处，推动政府注意这些问题。我认为从去年开始，公共品问题还是比较受重视了。比如四覆盖啊，义务教育公共财政开支啊。政府从直接主导经济回到自己的主要职能上来，你不要天天和企业主打得火热，去搞招商引资，你呢就四个职能，一个是调节经济，一个是监管市场，一个是社会管理，一个是公共服务，这样才能逐步解决。
[记者:杨鹏提出的解决思路是进行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出来，最终的结果就是确立一个有限有效政府。]
他提出来的是对的。我们在云南曾经交流过，这就是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国家，把银行、财政放在民意机构，也就是议会，议会管预算，政府执行，我们现在市政府自己搞预算自己搞结算，他想花多少钱便花多少，花到哪里是哪里，如果是议会管理的话，我只给你这些钱，你超过了要向我报告，给我批准，那就不会乱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政府可以调节。但政府把纳税人的钱自己拿过来盖大楼，这个问题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不可能把自己的肉切掉，需要找民意机构，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深入一步考虑的问题。
小平对党政分开做过深刻分析，他分析了我们国家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分开他也讲得很多。这个非常不容易，比如上海社保案，社保基金应该是市长管的，怎么会市委书记管呢，没有人监督
[记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政治体制改革他是1986年、1987年讲得比较多。他说，经济体制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成果能不能巩固，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要解决一个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一篇经典讲话里，他分析了我们国家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
党政分开他也讲得很多。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就要党政分开嘛，以党代政是不行的。
这个非常不容易，比如上海社保案，社保基金应该是市长管的，怎么会市委书记管呢，没有人监督。政府毕竟还有人大在监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监督职能，但是毕竟还有一个监督的机构，到了省委到了市委谁监督？只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地方没有人监督了。党的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这就是我们制度的弊端。
[记者:我看到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引用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杨敏之在《我的思想回顾》中提出的意见，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要从政务、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其交由政府、事业、企业和社会管理。党是领导一切的，但不是管理一切的。党应该成为政治组织，而不是行政组织。]
对，他说的党领导一切，是指党用具体的方针政策去指导，而不是到具体的业务上去管理一切，包办一切。这也是党政分开的思想。
[ Last edited by 成根 on 2007-3-11 at 17:1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