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求是》杂志的子刊《小康》调查，最近10年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调查显示，房地产老板诚信最差，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网民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重庆晚报》8月16日）
这是一个尴尬的调查结果，最近的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关系最差的时代。但是，将近九成的人将原因归咎于“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悖论的时代环境中：人人都说社会信任度在降低，但是，没有一个人或集体愿意承担责任，在把原因归为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时，就意味着人人都是受害者。如此以来，众多卸责者的出现，恐怕只能导致更多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
更无奈的是，与原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科学家、教师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学生，更不及农民。刺目的对比，说明了什么？从中不难发现的一个事实是，所谓精英群体、富豪人士在内的社会上层的信誉沦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所谓的社会下层如农民、性工作者等的信誉明显好过上层人士，这样的对比，嘲讽了谁？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博士认为“信用”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一个人无论再穷，他都有权利被人信任。他的实践也表明，与那些贪污巨额银行贷款的上流社会腐败分子不同的是，穷人诚实地还贷。也就是说，穷人的信誉度绝不低于社会其他群体，而且，穷人甚至比富人更有信用。如此以来，笔者以为，房地产老板和农民信誉的尴尬对比告诉我们，穷人的信誉不仅是富豪的镜子，也是整个社会的镜子。在农民、性工作者的信誉面前，所有的精英阶层都应进行反思，而不是把自己置身事外！
笔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厘清对穷人信誉的理性认知。杰斐逊对人民的道德品性充分信任，而对于权贵富人，他从来没有好评，认为他们自私自利，愚蠢顽固，于社会没有价值。他说：“我一贯认为无赖都是在最上层，这个比例对于较高等级的人以及那些高处在粗野的群众之上，总是费尽心机想舒舒服服地置身在权力和地位之中的人来说，绝对不太大。”
可以说，我国诚信危机的涉及面是广泛的，政府、司法、企业、股市、教育、文艺、传媒、医药、学术及中介机构都在其列，以至于在多年的“两会”期间，诚信成为代表们的热议问题。有数字显示：中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约率只有50％左右；合计起来，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目前，我国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失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减少两个百分点。而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遏止社会不信任情绪的扩展势头，一旦出现 某种特殊事件，就很可能爆发为全社会性的信任危机，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一句话，当前我国的社会信任度很低，应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么，面对把失信归为“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的调查结果，每个人尤其是自命为精英的群体应当扪心自问：为什么农民甚至是性工作者的信誉都好过所谓的“精英”？如果不进行反思，房地产老板和性工作者信誉的尴尬对比只能带来社会信任度的解体，而不是找到了社会信誉的提升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