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窦 ]
提起抗日战争，我们大都会想起“七七”事变、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等战事，以及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战的正面战场河南，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至少300万人死于饥饿。
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爲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这场特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以来被深深地掩盖了。300万人死亡的大悲剧，在现代史上竟难找到记载。然而，300万条生命，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十倍！
李蕤（1911－1998）在74岁高龄时写的《豫灾剪影》重印后记中，回忆了他年轻时何以能够去进行一次备尝艰险的采访。当时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从华北回来经过河南，目睹灾情严重，写了报道，《大公报》发了社论，批评说中原灾民饿死，重庆却纸醉金迷。这下触怒了当局，被令停刊三天，受到这样沈重的压力，难以再继续报道灾情。这时，南阳的地方民营小报《前锋报》聘他爲“特派记者”去灾区采访报道。他当时与妻儿老母住在河南，每天一开大门就看到难民倒毙的惨状，一睁眼就听到啼饥号寒的哭声，作爲拿笔的人，他觉得实在不能拒绝这样的委托。于是李蕤便借了一辆自行车前往灾区，从洛阳到郑州，又南下到汝南，沿途记录撰稿，写出《喑哑的呼声》《风砂七十里》《雨天绝粮记》《“死角”的弦上》《粮仓里的骨山》等通讯。1943年《前锋报》将他写的十篇通讯汇集出版，题爲《豫灾剪影》，署名“流萤”，报社社长李静之爲之作序，印刷了两千册。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四十年代在担任《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期间，真实报道了1942年河南大灾，写下他记者生涯的辉煌一页。
《1943年春天，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到河南采访国民政府军队和日军作战的新闻，但他发现，令人恐怖的不仅是亿万人丧命的战争，还有饥荒。贝克的书中引述白修德的文字虽然不算多，但是让读者印象深刻。而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书中第一部分，正是“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河南大灾”。她摘选了白修德当年的三篇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河南大灾：最爲刻骨铭心的记忆》《等待收成》，读来催人泪下。他描述了离洛阳市不远的郊外雪地上看来还很年轻的女尸；饿到极点的母亲煮食两岁的孩子、父亲被控勒死两个儿子，然后吃了他们……还揭露河南的国军强徵的粮税有时比实际产量还高。军队到村子里抢光农民的粮食，老百姓颗粒不剩。
白修德不仅披露了灾民的苦难，而且不遗余力地解救他们。他回到重庆，设法见到蒋介石，直接向他展示在灾区拍摄的包括野狗在尸骨堆旁情景的照片。蒋不得不相信了他，从临近的陕西省调入粮食，军队打开河南省的一些军用粮库，政府在各地设立粥棚赈济灾民。
其实，关注河南大饥荒的大有人在，着名作家刘震云就写过一部很有震撼力的中篇小说《温故：1942》，后来导演冯小刚砸下重金，将它拍成了一部大片，说要“反映中国人的悲剧史和心灵史”。但是这部作品中写到了日本人帮助解救部分灾民，沾上了敏感话题的边：这下影片的主题就成问题了，送中宣部审查没能通过。
1942年河南大灾是怎麽造成的
人们对惨剧嗟叹之余，不禁要问：谁之罪？怎麽造成的？当我们站在时代高度，探究1942年河南大灾的原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过十多次大规模进攻。其中较大的战役有三次：1938年2月，日军发动豫北作战（即平定作战），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全境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同年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即兰封会战），6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爲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黄水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泛区以东陷于敌手。
1940年6月，日军占领了豫南的信阳，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1941年1月，日军发动了豫南会战，沿铁路北进，中国军队经过激战收复失地，日军退回信阳一带。
这样，到1942年河南总面积三分之一沦陷，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三面临敌。
黄河的决堤泛滥，蒋介石“以水代兵”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给人民生命财産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89万百姓丧生，黄水退后形成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沙滩河汊，不愿做亡国奴的民衆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的粮食负担。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军粮马料，以及兵源补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五年半里，河南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沈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交粮纳赋之后，也谈不上任何储藏。当1942年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又绝收，特大饥荒的爆发就势在难免。
河南本来铁路交通最爲发达，平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跨东西。但在抗战中两条大动脉绝大部分瘫痪，只有洛阳以西一段陇海线还开通。而河南公路交通极落后，自古救济饥荒，无非“移民”和“移粟”两法（即将灾民运走或将粮食运来），河南交通运输如此困难，两法都缺乏效率，灾民就像被关在铁屋，只能坐以待毙。
蒋介石专制腐败，不恤民命，是造成国统区70多县河南灾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在占全省面积三分之一的沦陷区，同样遭受了严重天灾，灾情被封锁得更严，灾民死亡总数，迄今无从得知。在国统区，要彻底救灾也确有困难。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抗日前线无大的战事，国统区还有许多省份丰收。国民政府如果诚心抓紧救灾，是能够把灾情降低到最低程度的。但蒋介石政权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置人民的生命财産于不顾，致使灾情日趋严重、不断蔓延，
蒋介石对河南大灾始终装聋作哑，目的是既不救灾，又可以推卸责任。
1943年3月底，当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爲250万石，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陕西储粮迅速运往河南。但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是爲了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爲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的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遽上升。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等代表赴重庆，吁请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实配额，蒋介石不但拒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经过实地考察，承认河南灾情确实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爲河南灾民涕泣陈情。然而，多方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于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县政府到乡间逼粮，农民交不出粮食，自卫队的团勇便到农民家“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只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
自古以来，灾区人民通常是不纳粮的。蒋介石政府爲什麽偏偏违背救灾的道理，把“纳粮”和“赈灾”搅在一起呢？宋致新解释：他“救灾”是假，征粮是真。由于河南的交通运输极爲困难，几十万河南驻军的口粮，从外省调运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军队不可一日无粮，军民交困时，蒋介石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
国民政府拨了2亿元赈灾款，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2亿元只能购得2千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是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200斤，共计3.4亿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得110多斤。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彼此猜疑，互推责任，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爲向上邀功，瞒灾不报；军方只管要粮，以势相逼。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台儿庄大战中建立过战功，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威高权重，腐败随之。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爲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当时的河南，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负责，组织民衆，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産自救，都可以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就能看到生路。在1943年春救灾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拿出来贷给灾民，但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1942年河南大灾以300万民衆活活饿死而悲惨地结束。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除了极少数正直敢言的中外记者爲这场大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竟然是如此默默无闻。但是，大灾的潜在影响巨大，恶果就一桩桩显露出来。最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惨败。4月17日，日军渡过黄河，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以5万左右兵力打垮了40万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中国军队意想不到的是，撤退时豫西山地民衆到处截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甚至枪杀官兵，造成军队重大损失。\r
汤恩伯对此不仅不深刻反省，反而恼羞成怒，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于河南老百姓，诬蔑河南民衆都是汉奸，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中原会战期间身在河南、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侵民扰民行爲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从沦陷了的河南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参政会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如，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温泉沐浴；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郭仲隗的发言引起衆多参政员极大愤懑，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交了严惩汤恩伯的提案。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撤职留用。不久，河南省政府也全部改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