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年份。今年是共和国创建60周年，是“五四运动”的90周年，是洋务运动的140年。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尽管面临种种挑战，然而，没有人怀疑一个经济大国正一点一点显示出它的面目，不动声色却蓄满力量。
中国本轮工业革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在此之前，帝国以老大自居，把每一个来旅游的客人都当成是“朝香客”，而之后则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东亚病夫”，于是谋求国家强盛成全民共识，大买办郑观应早就说了，“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国家如何强大，在1978年之前用的是激进革命的办法，之后的三十年则用的是商业变革的办法，到今天，中国已俨然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债权国，已不可谓不强大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家强大之后，如何实现民众的同步富足？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三个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是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调整，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调整，三是富裕公众与贫穷公众的利益调整。
政府应不应该有商业利益，这个问题，中国讨论了二千多年。早在汉昭帝的时候（公元前81年），大臣们就争论政府该不该把当时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资料――盐和铁垄断专营起来，大家有空可以去读一下桓宽的《盐铁论》。
这场关于盐铁的争论，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到唐朝的时候，朝野争论的重点是要不要把漕运归为国营垄断，到宋明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酒米归为国营垄断，到晚清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铁路矿产归为国营垄断，到民国的时候，争论要不要把银行归为国营垄断，到今天，我们在争论要不要把电信、金融、石油归为国营垄断。
在晚清的洋务运动时，官府与民间的争论曾经非常激烈，结果当然还是管制至上，而在同时，日本的明治政府则支持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运动，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说：“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则阐述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马克斯•韦伯尝言，“对财富的贪欲确实是企业家的最大敌人”，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于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有时候竟觉得，这句话用在政府身上也同样的适当。
寻租理论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图洛克在《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中论述说：“在现代国家中，行业创造的特权导致的总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拥有庞大的特权行业，这也是那时进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
“江中舟船，熙熙攘攘，熙熙为利来，攘攘为利往。”当年，唐太宗与魏征在江畔做如此对话时，不知道有没有讨论到下面的这个话题：政府应当是那条或宽或窄的河流，还是江中的舟船？如果既是河流又是舟船，利来利往又当如何均衡？
“国强民富”是一个常常被顺口联在一起的成语，而事实上，国强未必民富，譬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日本和苏联，而民富也未必要国强，譬如当今的北欧诸国。此理，很多国民未必了然。未来三十年，中国变革的主题应当是，如何从国强进而到民富，如何让全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福祉。
从国强到民富的演进，仍然寄希望于变革。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他进而说，“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夫子所言极是，这就是变革的必要性。而下一场变革的难度一点不逊于过往三十年，要知道，我们将穿越的是一个弥漫了2000多年的迷雾，公元前81年的那场争论迄今仍余音未决。这将是一场空前、陌生而让人憧憬的思想解放运动。
对一个市井百姓来说，生活是那么的具体。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可以读到书，我们的身体不舒服，要看到病，我们的街道不要有盗贼，我们的衙门不要有贪官，我们的食物不要有农药，我们要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和能力。而这一切，我们要政府来帮助实现，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顺从统治并且依法纳税。
如果仅仅国强，而人民竟不富裕，那么，要这个强国却有何用？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的。”这段话现在被铭刻在德国政府大楼门上。这个政府曾经在70年前把爱因斯坦赶出国境，现在，它以他为至高荣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