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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获罪和艰难平反 作者：葛渭康
1978年4月28日，我被象山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8年，依法上诉，在看守所坐等，直到改判，释放，再改判宣告无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967年3月，“文革”初起，县粮食局党支部就把我这个有海外关系的非党员、一般工作人员，当作“走资派”抛出，交御用造反兵团揪斗。我争辩：“16条规定斗党内走资派，我不是党员又非当权派。”他们说，你以前当过基层粮管所长，又胡扯我父亲在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当海员，是国际间谍，1961年寄钱回家，是我把国内情况捅出去的，又诬我17岁参加工作时就是特务。突如其来的迫害，使我既惊恐又愤怒，连夜写信给毛主席，控诉他们违背“16条”，他们连夜抄我家，把信抄走。我宣布绝食抗议，要求县委组织部公布经本人签字的1957年审干结论。随即被象山公检法军管会当作破坏“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逮捕那天，“打倒葛渭康”、“砸烂狗头”、“永世不得翻身”大标语墨痕淋漓，满街都是。3个月后，来了军委10条命令“被抓群众一律释放”，幸亏这个“一律”，我出狱回到原单位，从此我被看成有问题的人，但我自视清白，挺胸做人，索兴也写大字报揭露一些所谓革命左派踏着别人脊梁往上爬的老底，得罪了正在台上的县主要领导。1976年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对“四人帮”的揭批中，开始用自己脑子想问题，学习会上说了“某某某是秦始皇”。再就是总以为“文化大革命”可以结束了，不料英明领袖却说“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1977年12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讲话》）。“你办事，我放心”6个字成了各报刊反复宣传的话题，现代迷信越来越浓。机关里组织每人对“6个字”表态，我不想说假话，就说了：“你办事我放心，是指一般事，还是指国家大事？毛主席没有说。”几个月后“清查”运动，雷厉风行追查反革命言论。我的上述两条言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恶毒攻击，老账新账一起算，审查、判刑。这年我45岁，距第一次坐牢恰好时隔10年。
判刑当日，天气晴好，南郊广场，广播嘹亮，红旗猎猎。机关、工厂、学校干部职工师生和公社社员一万余人席地而坐早等候在那里，四乡百姓摩肩接踵而来看热闹，把广场围得水泄不通。我和一些流氓犯、投机倒把犯等共10余人，五花大绑上台，一排站好，事先被告知，不准喊冤。接着，被点到名的，站到台前，由法院的人宣读判决书，台下伸拳如林，口号震天。奇怪的是，轮到我被宣判8年徒刑时，会场鸦雀无声。我看见了我的11岁小女儿，在靠台前小学生队伍里，正用手背擦泪。此时我内心涌上一股屈辱，辛酸、无奈和悲愤，难以自抑。宣判结束，在台后休息室，向法院孙副院长提问为何不见起诉书？为何没有开庭审问程序？表示要上诉。他对前面问题避而不答，对上诉，装出很关心的样子说：“你要仔细考虑，对政治犯可宽可严，上诉也许要加罪枪毙。”我苦笑一声：“小命捏在你们手里，欲加之罪，尽管加吧，反正我要上诉。”我知道他在威胁，倘上诉准了，他要背上办错案的恶名。其实我们这些人，怎么判，判几年，都是那位领导定的。押回监狱的路上，又见妻子和18岁大女儿双眼红肿立在路旁，欲与我说话。我双手被麻绳反绑着，还没有站下，背上已挨了重重一枪托，一个踉跄，扭头喊了句：“我上诉！”背上又挨二枪托，痛得我几乎昏过去。回到监舍，要来纸笔，写好上诉状，并把它抄到一方手帕上，塞进被褥里，夹带回家，后来知道一位解放军营长和一位女教师仗义代写反映信，寄往上级。
监狱里有一份《人民日报》供传阅，牢里无事，每张报纸一字不漏读完，可惜满眼是抓纲治国。偶也有不同声音，最突出的是5月份《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似乎是针对“凡是”的，感到非同小可，但很快又被别的声音取代。1978年底一个晚上，监狱里的高音喇叭特别响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平反冤假错案。公报恰如一声春雷，惊喜之情一时难以形容。不久接到家里来的信（明信片），说大女儿高中毕业，被招进国营象山丝织厂工作，知青也不搞下放了。信上还说，中央派了很多调查组到浙江查冤案，让我既高兴又烦躁，高兴的是政策180度转弯，反革命女儿竟可以招工，烦躁的是上诉一直没有回音。公安局新来的领导，大学生牟高望先生找我个别谈话。他坐在椅子上和颜悦色，叫我也坐在椅子上，作为一个只能坐小凳子、经常无端被看守辱骂的囚犯，此时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牟高望说：“不要烦躁，上诉未驳回，就是前景光明。”我向他提出监狱每日应当给犯人一定时间放风，也被他接受。次日是犯人理发的日子，我就不再剃光头，可蓄发了，衷心钦佩牟高望的人道精神，默祝他高升。后来他被选上县检察长，又升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这是后话。
春节后，终于等来宁波中院冯法官。再审时，象山法院院长在座，我提出：“一审法院应回避。”院长斥我“狂妄”，不欢而散。下午冯法官一人来，简单问话后说：“你的问题清楚，关键是你态度不好，这里主要领导对你意见很大哩！”我说“难道无罪认罪就算态度好吗？”他说：“你要耐心等”。去后一直没有人再来提审，估计遇到了阻力。挨到１９７９年年底，象山法院一姓张法官送来了宁波中院改判书，撤消反革命罪原判，改定扰乱社会秩序罪，有期徒刑３年，文到日刑期将满（学习班计刑期）。我不能接受如此改判，大声说：“既然不是反革命分子，就该平反，扰乱罪从何说起？”张说：“我是代中院送达终审判决书，不得上诉，但可以申诉，快签字吧。你的老婆孩子在等你回去。”我知道与他争也无用。出狱那日公安局牟高望特意写了一张条子给我，建议县粮食局适当分配工作，给生活出路。粮食局新来的局长兼党委书记牟洪绪山东潍坊人，南下干部，有名的炮筒子性格，“文革”初期被诬陷，也被那个负责人批准逮捕，关押３年８个月后放出平反。他的妻子柳淑菊原是我同学，牟坐牢时她被诬“污辱毛主席”（一张碎了的像，扫入垃圾堆），投井自杀。牟局长一见我就说：“今后你尽管到上面去申诉，来回路费报销！”贵人相助，还有何言。此后我去了宁波地区中级法院１９次，省高院１０次，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两次，终于等来了浙江省宁波地区中级人民法院（８１）刑申字第１６号判决书。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摘录如下：“葛渭康原象山县粮食局工作人员，在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８日，因现行反革命案，由象山县人民法院（７８）象法刑字第３８号判决，判处徒刑８年，葛不服，上诉本院，本院在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８日以（７８）刑上字第１０号判决，撤消原判，改定为扰乱罪，改判徒刑３年，葛仍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复审。经本院院长审查，认为本案在认定事实上和适用法律上不当，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决定另组合议庭……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改判如下：一、撤消本院（７８）刑上字第１０号判决，和象山县人民法院（７８）象法刑字第３８号判决。二、宣告葛渭康无罪。”接着，象山县人民政府发出６５号文件，“恢复葛渭康同志公职”。
把一个无辜的人打成反革命判刑入狱，没有一点自我批评，也不提赔偿，我迳去象山县人民法院交涉，院长接待了我，他支吾半天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不久，上头来了通知，赔偿没有，工资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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