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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中华文化
——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
一
有人曾将西方文化喻为海洋文化，将中华文化喻为黄土文化。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重商，而后者则是重农而抑商。笔者不同意这种对中华文化的评价，依据如下：
1．神农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最早最大的市场。《周易·系辞下》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日
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日中为市”赞美的是阳光下的交易，“天下之民”与“天下之货”描述的是市场的宏大气派。从神农氏开始重视商业，晚吗？
2．食、货并列的地位。《尚书》中的武王在革命胜利后向前朝贤哲箕子请教，箕子谈出了治理天下的九条大法，史称洪范九畴。九畴第三条为“八政”。“八政”以食为首，以货为二。货者，商业流通之货物也。“民以食为天”是众所周知的格言。食货相连，如此排列，轻商吗？
3．士商农工，国之基石。《春秋·?梁传》分出了士商农工四业，排列位置是士一、商二、农三、工四。这个排列方式中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强调的是四种行业的同等重要性。《管子》中有“士农工商”一节。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也。”石者，基石也，国之基石也。视商人为国之基石，抑商吗？
4．重商之礼与重商之政。《周礼》中有重商的礼，《逸周书》中有重商的政。《周礼》主张，商人货物积压时政府应该出面收购。《逸周书》主张，商人资金短缺时政府应该出面帮助。一个“商”字，在《逸周书》里出现了几十次。礼是重商的礼，政是重商的政，《诗》中还有经商的诗，抑商之说起码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儒家文化中，仁政的标准之一，就是市上有往来之“商贾”以及国中有轻税政策。
范蠡弃政从商，相国变成了陶朱公。吕不韦弃商从政，商人变成了相国——相国相当于今日的首相、总理。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鲍叔牙与管仲，从政之前都是商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学业有成之后经商，经商有成之后用钱财来宣传儒家文化。据《史记》记载，儒商子贡每到一国，诸侯都要到庭中见礼——分庭抗礼。商人变相国，不应该忘记可以令诸神退位的姜太公。民间传说中的姜太公出山前是个卖米卖面、贩猪贩羊的小商人，小商人的背景并没有影响他成为西周之师。《史记》记载，功成之后被封于齐的太公，几项治国方略中就有一项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早期中华大地上，理有重商之理，事有重商之事，文化则是农商并重的文化。
抑商的理论首见于《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将商人视为五种蠹虫之一，但韩非子的理论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政治，蜀国一个寡妇怀清经营丹砂而富甲天下，秦始皇为表彰怀清构筑了一个纪念台，命名为“怀清台”。
抑商的政治始于汉。晁错以“农本商末”的立论向皇帝提出了“重农抑商”的建议，皇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抑商的政治。士农工商的排列，从此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史记》上说，晁错继承的是法家申、商之学。
二
王小波在《科学与邪道》一文中这样写道：
最近我听说，从儒家道家、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等之中，即将产生震惊世界的科学成就。前不久我在电视上和一位作家辩论，他告诉我，有位深谙此道的老者，不用胶水，脑门上能贴一叠子钢?。这件事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玻尔都做不到，看来我们的诺贝尔奖又有门了。
从题目上看，小波先生将儒家道家、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归入了邪道。从文章内容中看，小波先生鄙视阴阳五行、周易八卦。文章最后的结尾挖苦说：“中国的物理是阴阳，中国的化学是五行，中国的数学是八卦。到那个时候，我们又退回到中世纪去了。”
笔者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空间坐标上能跨越大洋的书已很少，在认识坐标上能得到不同学派、不同学科、不同信仰共同赞赏的书少之又少。一部古老的《周易》，上下流传了几千年，东西流传了十万里；中国人看，外国人也看；哲学家在研究，科学家在研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宗教人士也在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可以在此找到自己学科的哲理渊源，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一本薄薄的《周易》里面到底隐藏有多少奥秘？为什么莱布尼茨会认同易图中的二进制？为什么玻尔会认同其中的量子互补原理？身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是否应该从积极的方面去认识这一中华元典？
人家的祖先用一个万能的上帝解释了天地万物的诞生与一男一女的出现，我们的祖先用阴阳这两个同类异性的元素解释了天地的诞生，然后用天地解释了万物与一男一女的出现。中华先贤用八卦描绘出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现实世界。人家的祖先用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解释了宇宙即现实世界的成分。中华先贤用五行——金木水火土解释了现实世界的构成，而且用相生相克解释了现实世界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八卦的三爻建立起了天地人之间“一而三，三而一”的必然联系，三爻中的天是自然之天，地是自然之地，人是观天察地之人，这里没有“子不语”的成分。从文化源头上看，世界民族之林中唯有我中华先贤不迷信神灵。阴阳、五行、八卦都是人的创造物，其中没有任何神秘，所蕴涵的只是动态的自然法则。这与邪道毫不搭界。何况爱因斯坦像赞扬自己本民族文化那样赞扬过中华文化，而玻尔则直接赞扬过阴阳太极图。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平”、“革命”、“文明”、“光明”、“变化”、“变通”、“忧患”、“否极泰来”、“革故鼎新”、“居安思危”、“易穷则变”、“与时偕行”、“触类旁通”、“修辞立其诚”、“同归而殊途”这些日常用语与人生哲理均根于《周易》，有谁能够割断《周易》与现代的联系呢？写春秋为何不写冬夏，买东西为何不买南北？阴阳、五行所演化出的哲理时时出现在口中与笔下，遗憾的是我们“日用而不知”，有谁能够割断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呢？世界上其他民族寻求民族复兴之路首先寻求的是文化复兴，不知为什么中国的志士仁人死死认准了这样一条路——民族复兴必须以牺牲中华文化为代价？这是笔者一直困惑的问题。
三
年、月、时、日以及节令的区分，《圣经·创世纪》中说是上帝的安排。
在中华大地上，年、月、时、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的划分是人的贡献。
黄帝名下已经出现了四分历，所谓四分历就是确定了一年365．25天。《尚书》中的尧已经知道“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一个“闰”字，说明尧时已经求证出了两种历——阴历和阳历，并且形成了阴阳合历。闰月之“闰”，就是为了调配太阳回归年与月亮运行十二月之间11．25天的时间差。中华先贤已经求证出了一月为29天多。多多少？分母为940，分子为499。面对这样的分母与分子，为子孙者能够信口开河说中华文化里没有科学吗？
贵州大学教授张闻玉所编的《古代天文学历法说解》介绍“我国古历在百种以上”。纪年的方法先后出现了岁星纪年、太岁纪年、干支纪年，最后演化为生肖纪年并沿用至今。百种古历说明了什么？一说明了中华先贤求证问题的强烈欲望，二说明了中华先贤求证问题的高超能力，三说明了中华先贤求证问题的思路异常开阔。
历，具有严格的规定性，完全在科学的范畴之内。
中华先贤创造科学成果仅仅只局限于天文学吗？从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中可以看出，古代科学技术涉及到了天文学、医学、农学、生物学、地学、物理与化学等多个领域。——中华文化里有科学。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列举了几十项中国早于西方的发明创造，外国人不但承认中华文化里有科学，而且极力赞美了这一点。
“为什么人类近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产生于具有伟大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东方？”这是李约瑟困惑的问题，也是笔者困惑的问题。
不是早先“没有”，问题出于以后的“失传”与“断裂”。能不能思考一下这样几个问题：有其事必有其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产生的哲理在何处？有其事必有其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方法有哪些？有其事必有其动力。中华先贤勇于探索的动力何在？科学探索的精神为何而中断，中断于何时？如果找不回中华民族自己的、独有的思维方式，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与“赛先生”并驾齐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赛先生”前面呢？
四
中华民族为何落后于西方？同样的思考，答案却有多种。胡适先生的答案、陈独秀先生的答案已被大家所熟知，但是严复先生的答案却被人们忽略了。
为何落后于西方？严先生的看法是优秀传统没有得到正常的延续——祖先开其端，子孙没有续其尾；祖先拟其大，子孙没有专其精。先生的看法写在了《天演论·译序》里。
翻译《天演论》，先生的本意是希望通过中西文化对比，引起国人对中华元文化的重视，尤其是对《周易》这部经典的重视。先生在《天演论·译序》里写道：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
紧接这句话之后，严先生以易理对照于西学之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紧接这句话之后，先生连续举了三个例子用以证明我们祖先的确“往往先之”。了解西方文化，“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晶莹”；了解西方文化，重新认识中华元文化的深厚底蕴，然后继承之、发展之，这是严先生翻译《天演论》的初衷。严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天演论》并没有架起祖先与子孙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之间、古代易理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桥梁，引起的却是对西方文化的狂热。祖先所开的端、所拟的大，在当时不是如何续、如何专的问题而是如何批判与抛弃的问题。
笔者困惑的问题是：《天演论》当时影响非常之大，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可是那么多的读者为什么没有人真正理解严先生的一片苦心呢？读《天演论》为什么没有先读一下《天演论·译序》呢？
为了验证严复先生的认识，笔者在易理与牛顿之间做了两点比较。
1．原动力问题
牛顿临终有一个极大的遗憾，这就是他没有解决天体与地球运动的原动力问题。原动力到底源于何处？牛顿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上帝——原动力源于上帝的一脚。
《周易》认为，天地万物起源于一阴一阳两种元素的相互作用，阴阳本身带有原动力与恒动力，两者之间相互推动且力量相等。物质世界在运动中产生，产生之后继续运动，运动的起始不需要上帝的一脚。关于阴阳之间的相互推动，《周易·系辞上》有这样的论述：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乾者，阳也；坤者，阴也。阖者，闭也，关闭也；辟者，开也，打开也。《周易》用形象的比喻——开门、关门——来阐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动力源于阴阳本身，这里没有上帝的任何作用。一阖一辟为运动的一次性定量，往来无穷为运动的无限连续性，无论是定量运动还是无限运动，动力均产生于自然而然。
2．时空问题
与外物毫无关系的、绝对的时空观是牛顿力学的基础。牛顿认为：
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来说与外界任何事物毫无关系，它永远是同一的，不变的。
绝对的、真实的数学时间本身就其本性来说是均匀流逝的，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
八卦所建立起的时空是与万物紧密联系的、动态的时空。《周易·说卦》诠释八卦，把卦象与东西南北、春夏秋冬融和在了一起。卦是动态的卦，动态之卦做无限循环的圆周运动。圆周运动起于东而终于北，起于春而终于冬，终点之处即是新的起点之处——循环往复，如环无端。春夏秋冬者，时间也。东西南北上下者，空间也。时间是万物生息的尺度，空间是万物生息的场所。动态的时空一不远物，二不远人。牛顿的时空观止于爱因斯坦。《周易》的动态时空观，似乎至今还没有人提出挑战。——严复先生说，对比二百年的学术，证明我们祖先往往先之。此言的确不虚。
一阖一辟需要定量的力，无穷之阖辟需要无穷的力，这里是否就产生了一系列值得追问的问题：力的来源？力的大小、方向与转换？两种力的量是否恒等？不尽之阖辟到底需要多少力？这些应该追问的问题几千年来一直没有继续追问，更没有由哲理变化出定律、定理与公式。——祖先开其端子孙没有续其尾，祖先拟其大子孙没有专其精。严先生此论，实乃是金石之论。
笔者此处困惑的问题有二：其一，很多学者把《周易》界定为卜筮之书，严先生为什么将其界定为学术之书？其二，“祖先开其头，子孙没有续其尾”的认识难道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为什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呢？
五
勾股定律的发现者，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有一个著名的格言：“一切都是数”，即：一切现存的事物都可以归结为数的关系。毕氏认为，数字的最主要的关系为单双关系。毕氏这样说了，但并没有把一切事物与数的关系清楚地表达出来，而中华先贤做到了这一点。
八卦、六十四卦分阴分阳——阴数偶，阳数奇，这里已经分出了单双。
卦本身就是象、数、理、序的结合体。
天地万物的发生过程，可以用数字来表达。《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字来描述。《周易·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黄帝内经·三部九候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
时间、空间、五行之间的关系即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字来描述。河图歌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洛书歌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
郭店楚简中有“太一生水”的竹简。自然演化是以水为基，而水却是生于太一。
笔者在进行这样的比较，目的并不是想证明出“我们早就有”，而是想求证出“我们后来为什么没有”。中华先贤对“一切都是数”的研究远远早于毕氏、也优于毕氏，但之后的中华大地上并没有出现几何学。祖先早早地研究数，但子孙并没有像牛顿那样写出光辉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祖先开了好头，子孙为什么没有续上尾？——文化批判，一味的把落后的责任推给祖先，对吗？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中国的商高定律（勾三股四弦五）远远早于毕氏勾股定律。
六
《周易》是卜筮之书吗？
同时打开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几部经典——《圣经》、《古兰经》、记载释迦牟尼菩提树下觉悟的佛教经典以及古希腊神话，第一页上所关注的竟然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即：天地万物的起源。
当世界上所有称得起“智慧”二字的民族都在探索天地如何起源时，中华民族的先贤们会置身事外吗？
如果说《周易》为卜筮之书，为什么《周易·系辞传》诠释六十四卦时，首先出现的是自然演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如果说《周易》为卜筮之书，为什么《周易·序卦》诠释六十四卦前三卦时，首先出现天地万物的演化顺序——“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为什么《周易·象传》中的第一条人生哲理是“自强不息”的哲理而不是天上何时掉馅饼的推算？
如果说《周易》为卜筮之书，为什么庄子评价《周易》时说的是“易道阴阳”而没有说“易道卜筮”？
如果说《周易》为卜筮之书，为什么荀子在卦象中认识到的是夫妇、君臣、上下之理而不是卜筮之理？
如果说《周易》为卜筮之书，太史公为什么对《周易》的评价是“《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孔夫子读《易》，《史记》上留下了“韦编三绝”的美谈。那么，孔夫子对《易》的评价如何呢？对自己而言，孔子说学易“可以无大过”。对常人而言，孔子说只要立心有恒就可以“不占”；对卜筮蛊惑人心者，孔夫子说出的一个字是——“杀”。
把“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创造出的《周易》界定为卜筮之书，对吗？
七
远古与中古时期，当时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条件可利用，但是中华大地上的确出现了许多优先于世界的发明创造，原因何在？笔者进行了追索，追索结果整理出来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一条独特的发明创造之路：哲理在先，试验求证于后。中华先贤以自然之理即阴阳八卦为基础在各个领域内创造出了当时优先于世界、事后又经得起时间验证的成果。举例如下：
其一，度量衡与八卦有关。《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上》说：“《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
其二，数与阴阳、八卦有关。《周髀算经》与《九章算术》这两部经典都把算术的渊源推及于伏羲八卦。《周髀算经》中的数学家商高直接把数归结于天地，《周髀算经》中的秦九韶则认为“数与道非二本也”。三国时代的赵爽，在注释《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时，将勾股定理归结在“天地之形，阴阳之数”上。《后汉书·律历上》：“古人之论数也，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者，八卦也。数之渊源源于八卦。
其三，中医理论基础根于阴阳之道。《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把自然气候用八卦的格式进行了划分，总结出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防病养生哲理。——阴阳之道是产生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
其四，音律与阴阳之道有关。孔子在《礼记·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五声”、“六律”之辞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篇。六律之后演变为十二律——六律与六吕。《汉书·律历上》说：“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后汉书·律历上》说：“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卦也。”音律之根，根于阴阳，变化于八卦、六十四卦。
其四，文章源于道。《文心雕龙·原道》把文章的渊源归结给了天文地文、日月之文上，最终结论在“道”字上：“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其五，围棋源于道。《围棋十三经·棋局篇》曰：“夫万物之数，从一而起。……一者，生数之主，据其极而运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分而为四，以象四时。……棋三百六十，白黑相伴，以法阴阳。”
其六，丹术源于阴阳之道。世界上最早进行化学合成的是三国时期的炼丹家魏伯阳。魏氏著有《参同契》一书，书中用阴阳之道解释了炼丹的哲理。
由道进乎技，由道进乎术，这是中华先贤所走过的发明创造之路。这与试验先行的现代西方的发明创造之路是有区别的。沿着这条路，中华先贤的确创造出了很多成果。奥妙的是，哲理先行所发现的成果用试验先行的办法至今也无法认识，例如人体经络。
这条有别西方的、独特的发明创造之路，对于今天来说，还有没有借鉴意义？是否允许提出这样一个思路：中西文化的结合，能否先从这里开始——哲理与试验并驾齐驱，即：将中华民族的元点哲理与西方现代科技手段相互结合进行今后的发明创造？
八
爱因斯坦晚年在《人类生存的目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犹太祖先，即先知者，和中国古代贤哲们了解到并表明：铸就我们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目标的产生与确立。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断的努力摆脱反社会的、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变成一个幸福的群体。
身为犹太人，热爱自己的祖先，热爱本民族的文化，是十分正常的事。奇怪的是，爱因斯坦把中国古代贤哲与犹太先知放在了同一等高线上，把两个民族先贤所确立的和谐共存的目标放在了同一等高线上。此处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爱因斯坦既热爱自己的祖先又热爱中华民族的祖先，爱因斯坦既热爱自己的文化又热爱中华民族的文化。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笔者此处所困惑的问题是：一流的科学家与文化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国为什么产生不出诸如爱因斯坦这样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这与我们的文化断裂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
九
对于传统，有批判继承之说，可是具体的继承在哪里呢？还有一种态度叫“与传统彻底决裂”。问题是决裂之后会怎么办呢？枝叶与树根决裂，下游与源头决裂，后果会怎样？一个民族与自己的文化彻底决裂，后果又会怎样？没有文化，海德格尔的感受是“人生被抛弃”与“茫然无家可归”。“西化”能不能先“化”来对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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