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送走李先念再动手
关于那个难忘的夜晚，我也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午夜时分我已经睡下了，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汪东兴亲自打来的：“中南海已经进入甲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我们这里战备到什么程度？”刚拿起电话我的睡意尚未全消。“甲级，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这是怎么回事？搞演习的话，事先总应该有点前兆啊，难道真要打仗啦？我真想再问问清楚，但听着电话另一端话语的简捷急切，似乎不容我有丝毫的延宕。
我放下电话，就去了驻守钓鱼台国宾馆的中央警卫团三大队，与大队长张云山、政委吴本海一起，按照上级的要求布置部队进入甲级战备。
三大队的一中队，除加强各楼的警卫外，其余的人员与二中队一起，在钓鱼台东大门到北门东面一线设防。我们让部队在东门一进门处，利用假山的自然掩体，架上了三四挺轻机枪，组成一个火力点；在北门内迅速挖好了工事，组成一个火力点，用以阻止从大门实施的攻击。在钓鱼台院子里，部队还根据我们的要求，在17号楼桥头、8 号楼桥头设置了钉板路障，并阻断了各楼之间的路径，以阻滞进入院子的攻击者的车辆和抵抗集团冲锋。
当一切都布置妥当之际，东方已然初露熹微，我一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起来。我刚“喂”了一声，就听见电话里“我打了几次电话，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汪东兴不容分说，一顿劈头盖脸，我能感到那怒气从听筒弥漫出来。
“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布置到现在，才回到办公室。”“哦……我忘了，已经通知过你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挂了电话。我搁下电话也一个劲犯嘀咕：汪东兴这是怎么啦，他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居然也会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还动不动就发那么大的火？
几天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闻之动魄的事。“文革”以后，就一再看到过这样的文字，“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直接指挥者起了祸心，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主要成员，叶群是林彪的夫人，其他如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被称为林彪的“四大金刚”。如果他们勾结起来，调动军队起事，后果何堪设想。
在那种时刻，别说汪东兴紧张，谁敢掉以轻心！而且在13日，就从周宇驰等被迫降的直升机上，取回了林彪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亲笔信。领导层认为该立即采取措施，但当时毛主席很稳得住劲，他提议再看“四大金刚”10天，等他们主动坦白交代。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四大金刚”毫无坦白迹象。也是在这等待的时间里，中南海、钓鱼台都屏住呼吸，枕戈待旦。院子里面车道上，钉满钉子的大板子、铁丝网、路障更多了，这浓浓火药味，和院子外面群众准备迎接“十一”的喜庆氛围，截然霄泥。
从林彪等乘坐的三叉戟256 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已经过去10天了，毛主席在中南海见了周总理，说“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总理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当晚，周总理就部署好了，在人民大会堂实施对“四大金刚”隔离审查的行动。但后来周总理发现，第二天早晨李先念要率团到越南访问，到机场送行人员名单早就排出来了，里边有邱会作。
因为林彪出逃折戟沉沙的消息还被紧紧地捂着，对“四大金刚”采取措施，也不能对外透露风声，如果按日程要到场的邱会作不出现，就可能引起各种猜测，所以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计划，送走李先念再动手。
中南海周围发生过危及安全的事情22起
第二天，也就是9 月24日上午9 点，黄永胜、李作鹏都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福建厅。邱会作是周总理在机场亲自告诉他的，所以他紧跟着周总理到了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只有吴法宪磨蹭到了9 点10分，才进入福建厅。
黄、吴、李、邱都是军人，为了防止他们反抗，行动前就把福建厅里的烟灰缸、茶杯都拿走了。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总理对他们说：“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曾经有文章对隔离审查做了这样的描述：“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别是他听到了什么风声？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到东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来”，都是不准确的。
甲级战备的紧张日子终于过去了，但中央警卫团却对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新成立了一个“机炮”大队，就是高射机枪、高炮部队。这个机炮大队原准备分布两处：一处在故宫，一处在钓鱼台。
故宫那边，预定将机枪和高炮架设在西华门边上的屏风楼上，但实施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拉倒。钓鱼台的点倒是如期布置好了，就在国宾馆的南面。之所以要新增这个机炮大队，就是因为得知林立果小舰队曾策划谋杀毛主席，其中有几个方案，是利用空军从空中进行袭击。为了防备来自空中的打击，中央核心的警卫部队，就要增加防空的能力，并在毛主席等中央核心领袖办公及住所附近布防。
说到警卫工作的加强，还应讲述一下周总理曾给我们下过一个批示。
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九一三事件”，使毛主席深受刺激和震动，害了一场大病。这期间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做了反复的审视和思索，对运动以来“左”的倾向有了一定的认识，曾几次做出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的一些错误并亲自提出对一些冤、假、错案要予以纠正。例如为“二月逆流”平反，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让一些老同志恢复工作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各地来北京上访、申诉和要求平反的人员一下子多了起来。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全面落实政策，清理冤、假、错案的工作，并不可能按照人们想像的那样，彻底和广泛地进行。
外来人员的激增，人们的心绪不平，导致1972年以后的北京社会秩序一度比较混乱，甚至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案件。这威胁到党和国家核心机关的安全，影响了领导人的正常工作和活动。
自林彪事件发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于1972年6 月2 日批示治安和警卫部门，对北京特别是中央核心驻地和办公点的安全保卫形势做一汇总和归纳，并制定出相应方略。
6 月9 日，公安部部长李震、副部长于桑、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刘剑，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概述了1971年12月以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一带的治安情况，并提出了今后加强警卫的措施。
在此期间中南海周围发生过危及安全的事情22起，71人次。其中闯门的11起，拦阻首长、外宾车汽车4 起。投北海自杀、吞针自焚、沿街卖子、白日打灯笼的5起。公开投递反革命信件、胸挂白布反动标语牌等2 起。多数是上访人员因为问题没有恰当解决而发泄不满。
大会堂周围发生危及安全的事情6 起，首长行车出过险情，上访人员企图闯门求见首长，反革命分子公开递交反动信件等。钓鱼台1972年5 月发生过一起精神病人闹事。京西宾馆周围尚未发生什么问题。
周总理要求当月形势就呈现好转
在叙述了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京西宾馆四个重点地方的具体警卫措施后，报告还提出要采取内部保卫、治安管理和武装巡逻三结合的办法，加强工作，既有分工，又密切联系。日常工作和遇有重大活动，建议由中办警卫处实施统一领导。
报告还谈及中央重地和首都的安全与相邻地方的关系。最近几个月，华北和东北几个省来京上访人员又有增多，对社会治安发生不利影响，对安全保卫工作威胁较大。
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将栅栏再加高些
在报告的许多段落旁边，周总理都做了批语，从批语文字上看，他对这份报告不是十分满意，而且认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报告最前面做了一个总的批示：“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同志：兹事体大，务请德生、登奎、东兴、吴德、吴忠、杨俊生、李震、于桑同志邀集中办、国务院办公室、军委办公厅和杨德中、刘剑、刘传新、邬吉成等同志切实一商，务求合乎政策，件件落实，并保证情况在六月下旬能开始好转。”
周总理对李震、于桑、杨德中、刘剑报告做出批示时，已经是6 月13日了，他要求保证在当月的下旬形势就呈现好转，简直是要立竿见影。因此，我们不得不立即商议，拟订具体措施，进行部署，展开有效的工作。
在商议的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从事警卫的部队的战士已经因老兵退伍、新进兵员产生了一些变化，但警卫业务的学习却基本处于废止状态，只靠在执行任务的布置时简单的交代，是不能很好地胜任警卫工作需要的。因此对警卫工作人员进行警卫业务的教育，十分必要。
进行业务教育，就需要适用的教材。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际国内的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中央领导行止的许多程式也出现了许多变化，对来访外宾的接待礼仪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很有必要根据新的情况，编制新的教材，对警卫工作的原则、任务、程式、规范、纪律等，做新的确定和归纳。
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迅速编制出了一个《警卫业务教育提纲（试行稿）》 .这个试行稿，就是我们这些长期从事警卫工作的老同志，参考以往的规范，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又根据新的情况，每人承担一部分内容，赶着编写出来的。我还存着当年编写这个教材的部分底稿。
这个试行稿分“总则”、“警卫勤务”、“住地警卫”、“现场警卫”、“路线警卫”、“外出警卫”、“外宾警卫”、“保密”八章，最前面选了九条毛主席语录，附上了“出差守则”，总共约1 万字，于1972年7 月在我们自己的警卫部队中颁行。
在那一段，我们警卫部门不仅更严密了警卫工作，还加紧了警卫业务的学习和训练。我记得根据当时的精神，我们警卫处还提出除了以往例行的射击、擒拿格斗训练外，还提出要学驾驶汽车。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开车。
当时我已经是45岁的人了，就跟着我们警卫处开随车的几位司机，还包括给我开车的司机小王学习。我们并没有到什么专用的练车场学，就是一有空，就把车开到边远的、车辆稀少的路上开几圈。学得差不多了，就由总参管理局车管处考核，通过后发给了我驾驶执照。学习并拿到驾驶执照的，在十几位警卫处的副处长和警卫团的副政委、副团长中，只有我一个。
此外，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重点地方，都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警卫的措施 .例如针对报告中提到的有人在北海大桥上往中南海这边投水自杀的情况，将北海大桥两边的栏杆加高了。第一次，加高的高度不够高，还是有人攀上去往里跳。还是周恩来总理提出再加高些，并且要求铁栅栏的顶端做成尖的，以有效地阻拦投水者。
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的警卫工作座谈会
因为1972年以后出现的社会秩序和治安问题，并非只在北京有所反映，而带有普遍性，在全国各地皆有所反映，而当治安环境存在较大问题之际，警卫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就会凸显出来，加上周总理在6 月13日批阅李震、于桑等的报告时，也有“要正式提起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有关八个省、市、区党委开会同志注意”批语，中央于当年的8 月底，召开了全国的警卫工作座谈会。
会议自8 月26日开始，中央部分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负责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都做了发言，谈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现状，警卫工作问题，应对措施等。
会议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主持。他从毛主席南巡，林彪集团成员通报毛主席的行程，谋划刺杀行动说起，谈到了湖南存在的问题，湖南驻军的问题，最后转到警卫工作。
他说：从去年揭发林彪问题后，我们都感到当时的情况很危险，是伟大领袖的行动将敌人部署打乱了，想起来就让人后怕。看来警卫工作我们不认真抓不行，有的同志过去没抓过，从现在起就要认真抓。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外宾警卫任务很重。这次开会，就是要交流一下经验，并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番整顿。
王洪文代表上海市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林彪“自我爆炸”后，使我们更加感到警卫工作的重要，资产阶级也在拼命抓这个阵地。
他说上海的警卫权基本让“林贼”掌握了。他们利用警卫处搞中央情报，搞破坏。利用工作方便谋害毛主席。
随后发言的有广东的孔石泉，浙江的铁英，外交部的符浩，江西的黄知真。
在8 月27日的会议上，吴忠代表北京卫戍区发了言，代表江苏发言的是吴大胜，还有广东的王元生，河北的郑三生，安徽的李任元，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杨玉衡，山东的张钰秀都发了言。
8 月28日在会议上发言的有天津的刘政，云南的武健，广西的刘重桂。
所有代表的发言皆与华国锋、王洪文的程式、内容基本相同，都是叙述了本地区或本部门“文革”以来的社会治安、警卫和接待工作情况，目前存在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像边境地区和有进出口岸的省份，都提到了边防形势严峻，有外部特务渗入的问题。如广西在越南战事紧张的时候，那边有大批人过来，一来几千人，来了就不走，里面混有“苏修”的特务。云南在1972年几个月间就有敌特遣入38起，破获了31起，敌特将中央文件都搞出去了。广东接待外来人员的任务量大，外宾、华侨多，出入境21000 人，是敌特混进来搞我们情报的一个渠道，1972年发现特嫌36个。
外交和联络部主要谈的是外交及接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礼宾工作不规范，受到周总理批评，互通情况不够，资料发得不及时，中央接待部门规格不统一。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出了索马里代办出席宴会受阻事件。治安问题，联合国首席翻译的钱包在中国被偷了。接待中铺张浪费问题很大等等。
大城市主要是社会秩序和治安问题，天津66军政委的汽车都让人给推跑了。社会闲散人员多，南京1972年1 至3 月，游散人员1 万多，不少是劳改劳教分子，出现了一些行凶杀人案子老破不了的情况。交通事故频繁，仅天津1972年上半年就发生46起，死36人，伤300 余人。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公安部部长李震对全国的治安情况进行了总的介绍，他说：当前国外阶级敌人加紧了派遣活动。国内散发投递反革命传单、匿名信，为林彪招魂的情况不少。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嚣张，如武汉一电影院跑片员，到处散发反革命传单。有人公开为林贼招魂，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在食堂贴4000字的大字报，反对批判林彪。
[来源：《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