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她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她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的。江青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的是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也不是像外面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有时候，我到京西宾馆参加文娱活动，因为有的同志知道我是审江青的，总有三三两两围着我来询问。
凡是有关案情的，我都“无可奉告”，因为还没有结案、定案，但对于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我还是予以说明。
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法西斯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跟“四人帮”一样，搞那些败坏对方形象的小动作。江青是“文化大革命”中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林彪是另一个集团的罪魁祸首)，他的罪行，绝不止于直接诬陷了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其影响所及，造成了大量的干部群众的被批判、被斗争、被抄家、被打伤打残甚至丧失生命。江青提出了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挑动了全国性的派性斗争。
在武斗中，双方使用了铁棍铁杖，大刀长矛，冲锋枪手榴弹，大炮火箭筒，甚至使用了坦克和军舰。武斗中虽未使用飞机进行空战，但用飞机撒传单进行煽动的事是有的。武斗造成了大批人员的伤亡。“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是打“黑帮”。“黑帮”就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于是，各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县、区、乡，各部、委、办、局的系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每一个小单位，都按照1957年反右派的经验如法炮制。从文化、文艺工作人员中抓出一大批“三家村”“四家店”，当作“黑帮”来批判斗争。平时喜欢说点怪话的，对党委、行政领导有点意见，贴了一张两张大字报、小字报的，甚至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向上级写了书面意见的，一概被包括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接着又是主要整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转瞬之间，上面派出的工作组(不包括陈伯达那样派到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把各个单位的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几乎通通打倒、打瘫痪了。不管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也好，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建国时期的干部也好，一个一个都要“过刀”，被送到“牛棚”关押起来，随时接受批斗。再后来，又说派工作组是执行“反动路线”，工作组的领导人又挨批挨斗。当然像陈伯达那样的“中央文革”组长，不在其内。紧跟其后，就是在所谓批判“反动路线”上发生意见分歧。你说我是反动路线，我说你是反动路线。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应运而生，拉帮结伙，三个人五个人也搞个战斗队，要求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他们的席位，甚至“夫妻店”也开了起来。
这个时候，已不只是批斗领导干部了，形成了群众之间的互打互斗，打砸抢抄抓，抢办公室，抢大楼，抢广播站，抢地盘。每个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最最“革命”的，而“革命”，就在批斗领导干部和所谓牛鬼蛇神的“坚决性”和“残酷性”上表现。“中央文革”把持下的各种舆论工具，往往为搞阴谋而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宣传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老人家早在二十年代说过的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写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话搬出来。于是，遭到批斗的人被戴高帽子，从纸帽子变成了布满铁刺的帽子；挂黑牌子，从纸板制作的黑牌子发展到挂暖气片、大铁板；从站着弯腰接受批斗，演化成坐所谓“喷气式飞机”。私刑拷打盛行，刑讯逼供成风。
再后来又刮起了一个抓叛徒特务的风潮，许多过去在国民党监狱、法庭上大义凛然，革命气节直贯长虹的同志，由于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和集中营，跑了出来，或者被党营救出来，却一律被当作叛徒批斗。许多在革命战争中被俘过的同志，连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未暴露，仍然被整得死去活来。过去在敌人的搜捕、围剿中幸存下来的同志，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千方百计地要捕杀他们，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可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几十年之后，完成了敌人未了之宿愿。说是要抓间谍特务，就把做过外事工作的，与外国人有来往的，懂得外语的，都作为追查对象，有的被逼死逼疯，有的遭刑讯毙命，有的留下终生伤残。
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有的国际友人，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承受着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参加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竟然也遭到残害。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人，在被隔离审查中，我们给他们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
由于隔离的住所，是处于背靠青山，林木环绕，泉水汇湖，鸟语花香的地方，周围又是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所以这些人的生活环境和物质待遇，都是相当好的。每餐，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或梨，或桃，或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挑选，管饱。我们在隔离房外的望孔多次观察江青用餐，看她吃得好不好。她总是用瓷勺盛了白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碗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一样的香。我们对此也很放心。江青对我们说，她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其实，我看她这也是属于心虚嘴皮硬之列，还有，也是胃肠的需要，她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容颜。
在此前，外面社会上流传江青绝食等等，全是无稽之谈。江青等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我们还给他们这样大大超出于一般工作干部的待遇，不仅外面的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知道了会想不通，就连我们这些担负审查工作的同志，心里也有疙瘩。有的同志向领导上抗议说：“在我们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白色区域地下斗争的老党员、老干部被他们诬陷入狱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在狱中每顿被扔给两个窝窝头，一碗白菜汤，水都不让喝够。为什么这么优待他们呢？是不是太宽大了点儿？”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坐了十年牢房的领导同志总是开导我们说：“隔离起来了，就是俘虏，要优待俘虏嘛！”“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么，如果我们也按照他们整我们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岂不是跟他们类似了么？”“共产党人嘛，心胸要开阔一些，我们不仅要改造他们，还要改造整个的世界，哪能计较这些呢！”
黄玉昆同志用摆龙门阵的办法来教育我们。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了一个AB团，打入苏区和红军内部，进行策反和捣乱破坏。那时候我们那里也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到处乱抓AB团。嘿嘿，我就被抓了，还绑出去要枪毙。临刑前，问我多大岁数，我说十七岁。那时规定十八岁以上才枪毙。就忙叫拉回来，拉回来。我这样捡了一条命。其实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中国字都认识不几个，哪知什么AB团嘛！我们每次调江青进行讯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据管理的同志介绍，江青刚被隔离审查时，连自己穿脏了的内衣内裤都不洗。自己用脏了的手绢十几块、几十块地堆了一大堆，外衣、袜子更是这样，宁肯任其在她住房里发霉发臭，也不顺手摆在白瓷盆去冲一下，搓几搓。
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何曾动手洗过一件内衣，一块手绢。她能在隔离审查中动手洗洗自己的内衣，搓搓自己的手绢，有这么点稀微的进步，还是担负警戒工作的女战士“压迫”出来的。她们跟她吵：“你一会儿说这个‘修’了，一会儿说那个‘变’了，我看你才是‘修’了‘变’了。自己的手绢、内衣，自己不洗，堆在自己屋里发霉发臭，这算个什么？”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是一手持水杯，一手拿学习材料，还要轻轻点一下头，微笑一下，装模作样地，显出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问答中的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污蔑诬陷别人，指指戳戳，挥舞手臂和拳头。因为她知道，她吵，我们不会跟她去吵；她闹，我们不会跟她去闹。而担任警戒的女战士们，可不管她那一套，有时要讽刺她几句，弄得她无言以对，很是难堪。
有时江青骂人，女战士们还要训她一顿。管理方面的几个领导同志向我们反映，江青最恨我们的女战士李红了。江青也几次向我们提出，一定要我们把李红从她的身边调走，说李红威胁了她，谩骂了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有一次，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紧接着，她大肆污蔑诬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党中央领导，说如某某某，“就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李红当即批驳了她，责令她老老实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这就触怒了江青，她张口大骂：“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气不过，也骂她：“你才是个流氓、无赖、叛徒、坏东西！”江青岂能容忍这么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如此批她骂她，就要撒泼抓扯。李红对她说：“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一见李红自卫地动了怒，也吓蒙了，马上软了下来，告饶说：“好了好了，我刚才也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李红咕噜说：“谁跟你是同志！”自此以后，江青又常常嬉皮笑脸地对李红找话说，十分畏惧李红。但是背地里，却提出不要李红当班，否则就不放风，不吃饭。管理人员没有理她那一套，轮到李红值班，仍让李红值。而江青的放风、吃饭，也没有耽误，也是说说而已。
这次，她又到我们这里来告李红的状，我们当然也不理她。我还专门去看了李红同志，跟她握手，对她同江青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表达了衷心的慰问之情。有一次，我们把江青叫来，跟她谈话。她象往常一样，先把水杯、学习材料放在台子上，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凳子上头，然后用双手理理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了挤。接着，就发动进攻说：“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我们说：“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她说：“我是反对林彪的！”我们说：“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发了好一会儿呆。我们又说：“按照你讲的，你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接着，她发狂似地叫嚣说：“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就撒泼了，耍赖了，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几个文弱书生。
“四人帮”这些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被抓起来的。当然，我们由组织上分配担负审查他们的工作，但我们的审理，目的也是要经过教育，解脱犯错误、有罪行的大多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限度。
有一次，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员刘顺元、张启龙、曾汉周、李士英、于桑要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江青。张启龙同志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的主任，八十多岁了，也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去的目的，也是想劝一劝江青坦白交代自己及其同伙的错误和罪行，让她争取宽大处理。殊不知，当张启龙刚一开口，谈到要她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时，江青突然蹦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
她很清楚，张启龙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员。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参加党，以后参加朱德、陈毅同志在湘南领导的暴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后来他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在红色地区工作。叛徒、特务的帽子都是扣不上的，所以她只用了个走资派，并疯狂地往几位老人身前扑。我怕她狗急跳墙，伤害了老人，立刻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恶狠狠地朝我蹦过来，气势汹汹地叫嚣：“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毛主席批评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任意歪曲篡改，无限上纲，意图致对方于死地；一个帽子工厂，用诬陷人而不许申辩的手段，给人家戴上反革命的大政治帽子。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一个高等学校工作，见那些造反派就是这么干的。这次见到江青，感到她与那些造反派头子，真是一脉相承。回顾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衣冠平常，说话不夹哼声拖腔，无重要人物之威严，乏智慧奇才之聪颖，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儿，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
我们想，不打掉她的嚣张气焰，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于是，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力问，有权力听，有权力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有严重错误的。有一次，我回北京城里汇报工作去了，江青就嬉皮笑脸地向我们留下来与她谈话的几个同志打听：“你们的那位权威呢？怎么不见你们的那位权威呀？”我们的同志顶她说：“他是审理你们这个案子的负责同志。你不要胡乱猜测，你无权打听他的活动，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们的问题吧！”这番话说得江青瞠目结舌，沉默不语。
又一次，江青向我们进攻说：“你们总自称你们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试问，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熟悉毛主席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是三十八年哪！”我立刻反驳她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若干反对马克思、反对列宁的人，那些人，有的是曾经跟马克思、列宁相处过很长时间的，是曾经当着马克思、列宁的面赌咒发誓地要忠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的，对马克思、列宁也是熟悉的。但是，他们最后成为了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马克思列宁本人的凶恶敌人，这有什么奇怪？相反地，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但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终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而抛头颅洒鲜血。对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立场，你有什么奇怪呢？”这番话驳得她满脸通红，如坐针毡。
不两天，我又回城汇报工作，江青又到处打听：“你们的那位理论家呢？你们的那位理论家怎么不在啦！”当然，江青所说的“权威”也好，“理论家”也罢，在她那个字典里，都是加了“反动”、“修正主义”的头衔的，是贬而不是褒，甚至是包藏了祸心的。只不过，在现实里，她终究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她还不敢贸然地把心里的诬蔑我们的“头衔”给我们加上而已。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谢富治等规定，审讯人员在审讯当中，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不得有一言一语一句一字，损伤到他们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成员陈、康、江、王、关、戚等。否则，就要同样问罪。这个荒唐的规定，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审讯人员，昨夜还在审讯别人，由于一句问话被他人认为不当，或者对被审讯者的所谓“攻击言论”疏于“立刻猛烈回击”，第二天就变成了“利用审讯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政治罪犯，其中有人因此而被关押好多年的。有的人由于被审讯者说了一句话，自己脑筋迟钝没有反映过来，及时驳斥，立刻被打成“伙同犯人攻击×××××”，也就锒铛下狱。这种事情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甚至不敢临审。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捕了三百多人。那些青年继承了中国人民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杀头、不怕把牢底坐穿的传统，是公开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一到审讯时，被审讯者开口就是骂江、张、姚、王、康生之流，审讯人员耳朵里灌满了骂他们的“首长”的言论。因此，当时的审讯室，除了被审讯者的痛骂，就是自我表白的回击：“你反动！”“你炮打！”“你污蔑！”“你造谣！”要不就是拳打脚踢皮鞭响，还有谁敢接触到所谓案情的内容呢！“你污蔑中央首长！”“你诋毁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罪大恶极！”“你罪责难逃！”“你死有余辜！”这么一来一往的对骂，一句一句地紧跟，相互交织，弥漫在审讯室的空气中。书记员记了许久，下来只能哭丧着脸向“领导”诉苦说：“这，这这这，怎么能作为材料呢！”“领导”只能难堪地说：“压下吧，可不能毁掉，查起来要负责任的！”我们跟江、张、姚、王、毛远新的谈话，主要是查清事实。我们坚信我们的领导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指导，是信任人民群众、信任自己的干部的。决不像江青、康生之流那样，神经衰弱，丧失信心，怀疑一切，草木皆兵。
因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忠诚，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我们的领导同志对自己干部的信任，同时也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的自信。
江青一伙虽然窃踞高位，显赫一时，但他们崇尚的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所以他们空虚得很，恐惧得很。这就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们永远不可逾越的心理状态。江青在与我们谈话中，最害怕提到的几件事是：
一、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问题。这个问题，纯粹是在江青、康生领导下，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搞出来的。被逼供者在轮番几天的折磨下，弄得神智恍惚了，上午被逼说了不实之词，下午就推翻，以后又十数次的推翻。周恩来同志指示要重新查证和研究，被江青大骂了一通，逼得周恩来以后在钓鱼台召开的研究会也拒不参加。结果，他们就是按这个已被十数次推翻了的所谓证言，写了诬陷材料，上报毛泽东下批。这件事是江青与康生勾结的结果，是他所想要上推下卸也推不了的。
二、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著名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名单是江青向康生索要的，是他们两人的私下交易。
三、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大会。实际上，江青、迟群、谢静宜是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以批周公、批宰相之名，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完全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知道此事后，斥责他们是“三箭齐发”。很关键、要害的一个问题，是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约在钓鱼台十七楼，经过密谋，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派王洪文密调飞机到长沙见毛主席，诬陷周恩来、邓小平。
但这次他们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毛主席斥责他们搞“上海帮”、“四人帮”，毛主席说：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呀？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当我们问到江青此事时，她装聋卖傻地说：“什么什么10月17日，那天晚上是中央政治局开会……钓鱼台十七楼，我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个放电影的楼，下面是放电影的……什么什么？王洪文第二天调飞机去长沙，我我我不清楚。”“哎呀，记起来了，是这么回事：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带了许多桔子，我们都吃桔子。吃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
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篡党篡政的事件。当时，“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调了飞机让王洪文去长沙，对周总理进行了诬陷。这件事情，被毛主席制止了，周恩来、邓小平才得以摆脱了刘少奇、贺龙同志那样被害的命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他们这次搞的阴谋如果成功，恐怕会株连成千上万干部、群众，危及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封建法西斯一旦得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的问题了。江青还向我们告状，说在她被隔离审查中，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对待这件事。
经了解，原来是他们被隔离不久的时候(当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时负责审查他们案件的同志，组织了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这些同志，当然揭不出什么江青有哪些严重的政治问题，无非是说她平时如何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丑事。江青其人其事但是，我们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不论江青爬上了多么高的地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政权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的，她欺侮凌辱别人的行为，一旦公诸于众，总还是很丑的，很不得人心的。不像在封建主义社会，有权有势的人欺侮凌辱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这一揭发，弄得江青很尴尬，很难堪，无地自容。另一方面，江青对她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过去倚仗其流氓习性，是骄横惯了的。她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至今日，这些她眼中的“下人”，竟敢“犯上”，来揭发她，岂能不火冒三丈。
因此，当她的秘书刘玉真站出来揭发她的一些恶劣的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玉真一个大耳光。殊不知，这些同志，过去对她的恶劣作风虽然十分气愤，都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容忍她，让着她。毛主席对这些同志，一直是和蔼亲切，宽厚仁慈的，即使谁有了缺点错误，也是循循善诱的，谁家里有个困难，也是十分关心爱护并给予帮助的。江青当着毛主席的面，也不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尽情地耍威风。这次，江青变成了被揭发者，动手打人，岂能容忍。领导开揭发会的同志，由于事出意外，也疏于防范。江青一动手打人，大家一拥而上，在群情激愤下，发生了撕扯。由于揭发者人多势众，我们设想，江青反正吃了点亏就是了！可是，的确是她首先动手打人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再不开这种对江青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但是，对于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我们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量予以解决。我们不仅在谈话时，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有什么需要，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一些，晚上要注意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当局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和杂志。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对此都表示感激，党一方面对他们在生活、学习上关怀、照顾，另一方面也痛恨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但总是设法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上的问题，也向他们说明。例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鲜奶还不能立即解决，我们即向她作了说明。
然而，对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则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十四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扩大到各二十八平方米，共五十六平方米，我们则告知她，这办不到。
她用的床、桌子、椅子，比一般人用的低矮，电灯又太高，要用跟一般人相同的，我们则告知她，这是为了保障她的安全，希予克服。对于她扬言自己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则坚决予以批驳。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在讯问当中，一般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
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我们则予以严肃批判，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说的挑拨的话，甚至对我们意欲搞思想上“策反”的那一套，我们则给予回击。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躬，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可背地里，她却向管理她的女战士说：“对我，换了好几批人。以前的那些，态度很厉害，喜欢发火。这批，不发火，那个头头，别看他幽默，微笑，是个最凶恶的刽子手，笑面虎！”
1976年10月6日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开来的时候，是以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也有人认为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猾，万一他们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说毛远新可能当他们的头子。但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正像她所吹捧的汉高祖的吕后，唐太宗、唐高宗的武则天一样，她和他们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篡党篡政的夺权活动的。其他人在那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询问和大量事实的印证，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但他们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最大的，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坏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问题，他们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她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照实际情况，
在“四人帮”中，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这样排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是合情合理的。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上海帮”、“四人帮”的，首先是毛泽东。这始于1974年7月见诸文字的材料，以后，这种叫法也就沿袭下来，直到1976年三四月间发生在北京的“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运动，方才广泛传开。
不过，这里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称“四人帮”，漏掉了重要人物康生、谢富治。尤其是康生，他在“十年内乱”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可以说仅次于江青，是极其严重的。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挑拨离间，阴谋陷害别人。曾经有不少同志检举他可能是叛徒，是带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任务，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共产党的。但经过中央纪委章蕴同志所领导的审查小组的审查，没有查出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此事，所以没有作这个结论。但可以肯定，康生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家伙。二是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勾结，共同搞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了，并不是1974年才开始的，而那时王洪文还没有冒出来。三是毛主席也说过一个“五人帮”，把一个有严重错误的人算进去了。究竟怎么个算法好。后来，把“四人帮”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是比较确切，比较符合实际。[摘自《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