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上世纪50年代刚届能跟着大人进场听“蹭戏”的年龄时，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尚程荀）和“四大须生”（谭马奚杨）尽管都还健在，但登台已经不多。因此，我只看过梅兰芳的一出《贵妃醉酒》、荀慧生的一出《金玉奴》，谭富英、马连良的各三四出戏，尚小云、程砚秋、奚啸伯、杨宝森四位则一直无缘得见。戏虽不多，一代名角的风范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半个世纪过去，一些细节依然记忆犹新。这大概就是“角儿”的魅力。
说梅先生的文章太多了，只看过一出戏的我，实在没有置喙的资格。就说说当时不足10岁孩童眼中的谭富英和荀慧生吧。那次谭先生是在西单原长安大戏院，主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在“出箱”那折，被奸人打昏死的书生范仲禹苏醒后，有一段昏昏沉沉、跌跌撞撞的表演，其中一个精彩的动作实在令人叫绝，就是范在跌翻中竟把脚下的鞋子“甩”上了头顶，然后像头戴“平顶冠”的王者一样盘腿而坐。据说这是谭富英先生祖父谭鑫培首创的经典绝活儿。50多年过去，谭先生平平稳稳顶鞋端坐的形象，还时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可惜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一场景了。再说荀慧生，也是在长安大戏院，但与谭富英满座、满堂彩截然不同，那次出奇“冷”：偌大的戏院，只卖出了几十张票，临开锣时观众都“自由”地聚到了前两三排。虽然我还不十分懂事，但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感，觉得对不起这位老先生，真希望他干脆“回戏”算了（演员以生病等理由临时放弃演出）。但《金玉奴》准点开场了，面对着台下稀稀落落的观众，荀先生一点也没懈怠、敷衍，从头至尾，唱念做一丝不苟。不多的忠实“粉丝”，报以阵阵掌声，虽无“雷鸣”之势，却充溢着浓浓深情，直到数次谢幕后，把先生送进后台。也是50多年过去了，荀先生饰演少女小跑出场的亮相，观众自始至终的专注神情，至今历历在目。两个例子，前者表现的是高超的“艺”，后者彰显的是高尚的“德”。没有大张旗鼓的“提倡”，更没有精心策划的“推崇”，两位先辈是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准确诠释了“德艺双馨”，告诉世人什么叫做艺术大家。
艺术大家，是晚辈对他们的尊称，而谭荀二先生生前是没有享受这一头衔的。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蜚声中外的梅兰芳，被人上过“艺术家”、“大师”的衔头，其余京剧界的人士，就没有这种“殊荣”了。像“四大名旦”中的另三位、“四大须生”，以及不少自成一家的人物，都被称为著名京剧演员，至于他们的后辈，即便小有名气，是连“著名”也不敢妄称的，更别说“表演艺术家”了。不光是京剧，整个戏曲界，电影、歌唱、音乐、舞蹈、曲艺等其它各界，也都是这样“矜持”，可没像如今这般“底气十足”：安享“著名”称誉者满天飞，大言不惭自称“专家”者遍地走，顶着各类“大师”桂冠的人频频出镜。那时可真没这种风气，许多卓有建树的前辈都恪守着“君子矜而不争”的古风。
一首歌唱红，就能获得“歌唱家”的头衔；拍一两部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就敢承接“影视表演艺术家”的“封号”；登台演几出戏，就有赢得了“著名某派优秀传人”的资格。至于那类多数民众根本就没听说过的“著名”这“家”那“家”，连学界都不清楚有什么突出成果的学术、艺术“大师”，更是屡见不鲜。难道我们真的进入了“大家”、“大师”辈出的盛世了吗？到底是真的水平大提高了，还是“头衔”大贬值了？没有前后对比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困惑的。而可恨笔者又生得早了些，看到了很不愿意看到的变化：与“著名”、“专家”、“大师”暴增同步的，不是艺术水平、职业道德的更上层楼，而是经常可见的种种怪相：蒙骗观众的假唱、“耍大牌”的恶习、败坏学风的论文造假，以及利用“名人效应”越来越滥的“走穴”赚大钱；而“德艺双馨”的招牌意义却越来越重了。
有人认为，这种不良风气反映了一些人的浮躁心理。笔者认同这一说法，但是这个“一些”可不是小数目，也不仅是那些头衔享用者，还包括媒体在内的“捧场”者。当然，那些拥有颁发“桂冠”权力、可以动用公共资源“热捧”的特殊“追星族”，更是引起社会浮躁的“领头羊”，对败坏风气理应承担更大责任。
对于各界“当事人”来说，不妨以谭荀二先生当面镜子，时时问问自己：拿得出“甩”鞋上头这类绝活儿吗？面对观众稀稀落落的“冰冷”场面，会像荀先生那样心静如水地表演吗？笔者相信，只要把这两个问题真想清楚了，就会有新的人生目标，就会清楚“家”、“大师”的分量；在公众面前就会有新的做派，就会以“某某演员”、“某某工作者”自称，而不会继续哗众取宠地以“某某家”当自己的“谦称”了。要知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合适的大“帽子”可能会压死人的！
当然，需要摒弃浮躁心理、扫除自吹他吹之歪风的，绝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社会，笔者不过是借自己比较熟悉的京剧界“说事儿”，多讲了几句。自吹他吹之风，轻说是虚浮、浅薄的表现，重说就是一种低俗的社会腐蚀剂。倘若听任其泛滥，就只会激起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感，使不谙世事的无辜孩童受到毒害。(人民网 吴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