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李鸿章

    ——体味改革者的远见与彷徨

    “水浅而舟大也”——毛泽东
    “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孙中山
    “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蒋廷黻
    “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日本媒体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美国媒体
    “拼命做官”——曾国藩
    “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袁世凯
    “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
【导语】
    对1949年之后的国人来说，对李鸿章最客气的评价大概也是失败的改革者。然而，如果我们抛弃预设的立场，客观地考察自1865年到1895年自强运动的整幅图景，就会发现那种认为清朝中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积贫积弱，与强大的、工业化的欧洲以及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非常无稽的臆断。
    事实正好相反，以李鸿章为领袖的洋务派是中国工业革命当之无愧的先驱。在1895年以前，洋务改革的绝大部分努力是围绕着民生、富国的工业建设而进行的，这和经济军国化的日本明治维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异常讽刺的是，经过一场甲午战争，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却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反倒被本国人贬作“维护腐朽制度的尝试”。如果说在1909年这种强权即公理的认知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100年后的现在，继续保持这样的认知未免显得有些太不与时俱进了。

一、孰是孰非：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
    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李鸿章选择了一条与他的老师曾国藩行程迥异的道路，几乎以一人之力，引领北洋集团，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他不计毁誉，办交涉、修铁路、建工厂、组海军，最终的目的却与曾国藩殊途同归，在保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应对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李鸿章：始终站在时代浪尖的改革者
    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清朝以往成法的触动清统治者忌讳的措施。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2、19世纪中国对外认识最清醒者
    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李鸿章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
    3、李鸿章绝非旧秩序的维护者
    李鸿章是一个改革者，而非旧秩序的维护者；近代国家改革所要遵循的各种规则，李鸿章的近代化方案虽然有不少缺陷，却是基本遵循了这些规则的，也切合当时的中国实际。他的近代化活动所以收效甚微，不在于他的思想有何缺陷，而在于他的主要方案未能得到采纳实施，在于中国的主体不愿近代化，否则，是可以挽救中国的。
    4、李鸿章：晚清“破屋”的“裱糊匠”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近现代的中国，自从受西方影响冲击以来，连续不断地打了好几个汹涌的漩涡。文明古国正是在这漩涡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当某个潮流在打漩涡的时候，声浪很震人，气势也很激昂，可多是在左旋右转，间或地在新路上也有所发展。其间，多少风流不是成了传统回忆的流芳，就是沦为西洋经验的重演，不一定是今日我们所希望的。李鸿章到底是推动了漩涡左旋还是右转，抑或是推动了中国向前发展，同样身处历史漩涡的我们所做出的评价也必将成为“历史的评价”。但只要在漩涡中大着胆子，冒着危险，渴慕地，爽直地去尽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也就是以行动践行自己的使命了。不管如何，李鸿章在追求人生个体的崇高理想与群体的永恒协调这一过程中，努力地践行了自己的使命。若更多的“个人”如此，若“人人”皆如此，中国就不会失去向前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中国的未来就会无限浩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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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孰优孰劣：办工业富国的洋务运动——兵强而民困的明治维新
    李鸿章的身后，人们常以他所主导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有说制度不如人的，也有说社会结构、思想意识不如人的，然而，大众在看到甲午战争结局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日本人的“维新”是将本国人民压榨到如何的地步才赢得豪赌，更没有看到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于今天你我生活变化的开创之功。
    1、李鸿章:商困民穷，改革以“求富”为先
    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欧美列强加紧了对华经济侵略。而这种经济侵略使得刚经历了“洪杨之乱”的清政府财政上捉襟见肘，李鸿章更认为此时的中国“历经搜刮”已经“商困民穷，势已岌岌”了，因此改革的首要目的就必须是以“求富”为主，振兴工商了。
    2、李鸿章首创轮船招商局 初战告捷挤垮外商
    轮船招商局成立不久，各国在华轮船公司立即降低运费，企图扼杀中国第一家国营企业。几经较量，外国公司疲惫不堪，被迫妥协，在1883年、1893年两次签订“齐价合同”。轮船招商局的成功不但使得原本高昂的海运费云低廉起来，也证明了李鸿章求富之路的必要性。
    3、“求富”的洋务运动 工业产值超过日本
    洋务运动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4110～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新式产业的产值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4%。这样的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同时期的日本了。
    4、明治维新的真相：强兵而民疲的军国主义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经济和军事尽管发展迅猛，欧美列强为牵制中国也逐渐解除了不平等条约，可日本国内矛盾依然尖锐。农业税捐沉重，农民全部收获的60%～70%被迫上交；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流落城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薪资微薄。可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强兵而民疲的军国主义。假设没有甲午战争的话，也许现在对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评价就会完全两样了。
（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滨海甬人 于 2009-4-22 23:04 编辑 ]

三、孰强孰弱：掣肘重重的觉醒者——运气绝佳的亡命徒
     甲午战败，中国人心中的自强希望荡然无存，进而怀疑选错了道路。殊不知，本就被国内错综复杂的政局套得死死的李鸿章，只能退而求其次走“富国”的道路，根本无从实现最初的“强兵”目标。这样的境况，面对亡命徒一般的日本，又有列强的推波助澜，岂有不败的道理？然而，这难道就说明洋务之路走不通吗？
   1、英美警惕李鸿章“求富”改革，松绑日本牵制中国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卓有成效的改革引起了英美列强的强烈警惕。为牵制逐渐恢复元气的中国，英美把目光投向了穷兵黩武的日本。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签订条约，宣布五年后废除原在幕府时期英美等国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英国在签约后马上就宣称:如果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而不损害英国在华利益，英国将采取“中立”。
    2、穷兵黩武到达极致，日本豪赌甲午
    与此同时，为了建立可以与中国抗衡的海陆军，日本政府暴虐残酷的税收以及兵役制度已经使日本民众的忍耐到达了极限。根据日本官方自己的记载，仅1873年日本就爆发起义约35起，规模最大的一次甚至有几十万农民参加！可以说日本政府为了甲午一战已经赌上了所有。日本政府在开战前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3、列强侵华不断，李鸿章办理交涉无暇他顾
    在《北京条约》之后长达30多年的清朝洋务运动期间，列强虽然没有对再像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样大动干戈，可英法俄这三国对中国的侵略却一直没有停止。从云南到东北，从上海到伊犁，列强的侵扰极大的干扰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精力。在客观上使得改革的目标在强兵与求富之间多次摇摆。也使得多数人忽略了日本的威胁。
    4、统治者的制衡 阻碍军事近代化改革的深入
    满蒙统治者出于政治博弈的需要，对李鸿章等洋务大臣采用了制衡的整只手腕，高层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清流派对洋务派进行攻击。任命翁同和为户部尚书也是这一政策的体现。总的来说，这种平衡也许在政治上无可厚非，但的确使得李鸿章等人无法对军队近代化改革做进一步的深入，这也是导致甲午战争时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
（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滨海甬人 于 2009-4-22 23: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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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孰高孰低：不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寇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自信心造成了沉重打击，甚至导致他们在未来100多年间对文化本体价值的迷失。这种情况，说到底仍不过是成王败寇观念的延续罢了。而李鸿章所谓的失败，不在方向却在速度，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参照国的对比下，这种罪恶被无限放大了。而放大的人，恰是失去自信的中国人自己。
    1、甲午战败：无损洋务运动的功绩
    洋务运动在培养新式人材，创办新式工业，推动中国全面近代化，开启民智等多方面的成绩不是一场战争的失利就可以否定得了的。应该说在近代中国三次工业化浪潮中，最重要，成就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的是洋务运动，非但不是百日维新这样毫无实质的纸面革新可比，就连晚清十年新政也是脱胎于洋务运动的。
    2、洋务运动，新式人材的孵化器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洋务运动这几十年的艰难实践和舆论制造，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才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变化，才引起了人们变革传统政治制度的要求，从而产生了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体，而这第一批新式人材又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几十年的走向。从这个角度说，洋务运动已经非常成功了。
     3、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甲午战败，洋务派经营的近代企业，便大部宣告停业和破产。正是由于清廷洋务派不敢变革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封建制度，只是局限于从西方引进一些技术和设备，进行徒有皮毛的不彻底的经济改革，他们回避政治改革而舍本逐末的做法，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4、千古功罪非议在，李鸿章的愤懑与无奈
    李鸿章的失败，不在于洋务运动的方向，而在于洋务运动的速度，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参照国的对比下，这种罪恶被无限放大，这是一种历史认识的悲剧。李鸿章知道问题所在，但他的痛苦就在于知道问题所在却无力更改。更不幸的是，我们这些后人也被日本打丢了自信，一味向外找出路，殊不知，李鸿章早就看好了出路，唯一缺的只是时间。
（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滨海甬人 于 2009-4-22 23:07 编辑 ]

五、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逸梦待后人
    毫无疑问，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李鸿章个人的最大挫折，不过，这种挫折并没有终结洋务运动的步伐，袁世凯接手北洋集团之后的一系列举措，无不继承自李鸿章，只不过是世道变迁，令李鸿章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得以实现罢了。这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哀，但也同样值得他自豪，这说明他的眼光早已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所选择的道路本质上并没有错。
    1、甲午战争并未打断中国改革之路
    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北洋舰队遭到毁灭之外，其它洋务企业不但未遭破坏，还有了较快的发展。社会上要求“设厂自救”的呼声也高涨起来，就连“中外臣工”也纷纷条陈时务，谋求自救之策。满蒙统治者也不再刻意压制洋务派的改革，转而锐意推行新政起来。而这一切是李鸿章开办洋务之初所不敢奢望的。
    2、武备学堂：李鸿章留给袁世凯的丰厚遗产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里除了袁的家人亲戚外，剩下的全部出自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若非李鸿章在淮军还处于“兵随将有”的时代就创办了一所新式陆军学校，那么袁世凯一时半会又到哪里去找熟悉军务的军官？李鸿章用心之深，见事之明实在不得不令后人赞叹不已。
    3、继承李鸿章衣钵的袁世凯
    北洋集团以及袁世凯之所以能在晚清新政中发挥最要最用，创建中国近代化的多个第一和袁世凯在建立北洋集团之初就全盘接受了李鸿章所遗留下来的班底是分不开的。或者说袁世凯所做的事情仅仅只是用李鸿章留下的北洋武备学堂学生为班底创建的北洋新军为核心，整合了李鸿章所创办的洋务企业而已。
    4、倘若甲午战争结果改变，中国会成为工业强国吗？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除了使得中国背负了巨额赔款外，事实上并没有打断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反而为李鸿章的后继者去除了曾经强加在李鸿章身上的枷锁，使得他的后继者能够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走的更快。面对袁世凯所取得的成绩，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甲午之战中国没有战败，在充足资金支持下中国会成为工业强国吗？

【结束语】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给的考语，也是近百年来被国人提起最多的关于李鸿章的评语。
    不过仔细梳理李鸿章的生平事迹后，就显得梁启超先生未免太过矫情。观李鸿章的一生，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尽力呼吁改革、实行改革，与整个洋务运动相始终。而他的后继者也跟随着他的脚步，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实行着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化。这种兴利除弊，继往开来的无憾人生还有什么好可惜、好悲哀的？
    至于后世滔滔，又与他何干？！

（完）

[ 本帖最后由 滨海甬人 于 2009-4-22 23:11 编辑 ]

去年到合肥游了一下李府，可知他当年是多么气派

生不逢时, 沉浮于一个屈辱的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