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 “一代鸿儒”陈汉章

陈汉章(1864-1938)，字云丛，号倬云，清同治三年(1864)三月生于象山东陈村。童年时就喜欢读书。十六岁，就学于县城丹山、缨溪两书院。肄习时文，好学强记，作文每次名列前茅。光绪八年(1882)，补为县学生。十一年(1885)被选为“副贡”，次年赴杭州诂经精舍，与章炳麟(太炎)等一起，求读于著名朴学大师俞樾门下，专攻经史之学。十四年(1888)，中举人，名列副榜第二名，正榜第十名。次年赴会试，荐而不售。自此以后，他专心研究经史，造诣益深。三十三年(1907)，由举人应浙江巡抚征选考职，得第七名。后又在礼部会考中，取列二等，分发广州直隶州州同，但均未出仕。这时，陈汉章已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经学、历史学家。
      宣统元年(1909)，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聘其赴京任教。到校后，为得“翰林”头衔，改作学生，肄业于经科，入史学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陈汉章翰林的希望完全破灭。民国二年(1913)春毕业，继任北京大学国文、哲学、史学系教授，兼高等警官学校教员，师范大学讲师，曾得三等嘉禾章。民国十五年(1926)辞京返里，闭门著书。十七年(1928)，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三年以后以衰老为由坚辞归里。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弃世于家，享年七十五岁。
      陈汉章一生治学严谨，涉猎广博。每读一书，定要考其优劣，校其佚漏，辨其真伪，评其得失。遇有心得体会，就随手笔录，日积月累而著作等身，遍及经、史、子、集各方面。光绪十九年(1893)他三十岁时，编集刻印《缀学堂初稿》2册，总共一百零八篇。其它单篇文章，各学报、杂志争相刊载。晚年印行《缀学堂丛稿初集》10种，还有《十三经疏中疏》、《论语征知录》、《周易杂说》、《诗学发微》等百余种未刊行，大都藏于浙江图书馆，著述可谓宏富。
除著述外，陈汉章几乎大半时间都从事教育事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应知县敦请，任象山劝学年总董，劝导城乡，设立小学30余所。又捐出私人财产，创设东陈小学，不邀功，不要奖赏。第二年春，又在县城创办师范讲习所。民国以后，教授于南北各大学，纂辑讲义日以继夜。当代许多著名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如许德珩、沈雁冰、冯友兰、范文澜等都是他的学生。在京师十几年，多次谢绝孙传芳吴佩孚要他“出山做官”的聘请。民国十一年(1922)受聘任县志局总纂，历时五年，完成《象山县志》32卷，其后又受聘任《江苏通志》编纂，完成方物、金石二考。一生酷爱藏书，不论是什么版本，只要是研究国学的典籍，一概购备无遗。
      一九八二年，象山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这位驰名海内外的经学家、史学家，决定拨款重修其陵墓。工程于一九八三年四月四日竣工。墓碑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勒石制作，正面镌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字：“陈汉章先生之墓”，背面刻顾圣仪先生书写的碑记。1984年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汉章

　　陈汉章先生于1864年3月13日（清同治三年）出生在一个耕读世家，少即聪颖好学。4岁识字，6岁会吟诗，7岁正式受业，就读于设立在故居后的“约园”私塾。10岁开笔（浙江图书馆保留10岁的诗作有151首），后考到丹山、缨溪书院读书，更勤奋好学，得童生第一名，故立志研究经史子集“四部”。23岁第一次进入杭州的俞楼（俗称“诂经精舍”），师从著名经学大师俞樾。24岁至宁波的辨志精舍，问师于黄元同先生。
　　25岁（1888年）去杭州乡试考中第10名举人。汉章先生中举后，多次被聘做官，官至广州直隶州州同，但他均未出仕。他一心追求学问，博览群书，遂成大学问家。46岁（1909年）被京师大学堂（1898年建立，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慕名聘请去任教授，至京一改初衷继续求学。50岁（1913年）以第一名身份毕业于北大第一届史学门，至今在北大仍留为佳话。汉章先生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高等警官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等任国学、史学、哲学、外文门教授近20年（其中后二年因事请长假离京回乡，北大为挽留遂聘汉章为史学系主任）。65岁（1928年初）应邀出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史学系主任。汉章先生教书育人，为大学系科管理和人才培养等作出了重大贡献。68岁（1931年初）终以暮年体衰坚辞，告老归里。从此闭门著述，完成心中宏愿。但终因疾病，1938年6月29日晨，一代国学大师在故乡象山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从遗愿葬于故乡姆龙洞之东山。
　　汉章先生一生饱览群书，博闻强记，治学严谨，著作等身。每读一书，总要考其优劣，校其佚漏，辨其真伪，评其得失。每看一次，必用色笔加点句读，由浅而深，先藤黄，加淡墨，再浅蓝、桃红、胭脂，然后银朱。
　　每篇文章都要高声诵读数十遍。其生前仅出文稿十余种。
　　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汉章先生的《周书后案》、《后汉章补表校录》、《辽史索隐》等三种，1985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汉章遗著如《论语征知录》、《公羊旧疏考证》、《诗学发微》等10余种。但从他晚年自拟的《缀学堂丛稿初集目录》中还可看出，计有100余种800多万字手稿准备出版，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现作为善本藏于浙江图书馆。陈汉章先生立志以学术报国，一生弘扬民族文化，其为学经历了“三变”：初事古今文学，不偏一家；中年冀于强国，广搜西学，研究实用之学；后返研“四部”，无所不精，不懈追求。汉章先生的门下名人辈出，有著名文学家茅盾、哲学家冯友兰、社会活动家许德珩及史学家范文澜、顾颉刚、罗家伦、傅斯年等。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和致力于宏扬民族文化的精神，备受时人称道：章太炎赞其“博学精思”，蔡元培称其“两脚书库”，黄侃尊其为“魁儒”。
　　被茅盾称为“爱国怪人”的汉章先生除了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还有浓重的乡土情结。1907年，首任象山劝学所总董，经他赞助与发动，设立的小学有30余所。担当象山民意代表，力挽县域被分割。不忘公益事业，出资资助创建“象山县公立医院”（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前身）。1922年，汉章先生从北大回乡探亲，受聘担任民国《象山县志》总纂。后带稿北上，在北大四年完成了县志编写，故成“独纂”县志（该志是民国时期四大名志之一，象山的百科全书，起到了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同时，陈汉章先生还十分注重忠孝礼义，乐善好施，立风重范。
　　为纪念陈汉章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爱国爱乡精神，1982年，象山县委、县政府重修陈汉章先生墓道。1992年，又重修汉章纪念亭及纪念壁。2006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把编纂《陈汉章全集》作为省文献集成“一号工程”，全集约21卷1000余万字。2007年9月第十届中国“开渔节”期间，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陈汉章先生纪念馆开馆仪式，同时举办陈汉章先生学术研讨会，还出版首发《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此时，北大派出史学系党委书记张万仓教授、南京大学派出史学系主任陈谦平教授等前来祝贺。北京大学在汉章故居开馆时发来的贺信中写道：“汉章先生为北京大学早期人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一生撰述宏富，著作等身，嘉惠学林，功在千秋”。这是对陈汉章先生最好的评价。
　　当代被誉为“学术泰斗”的季羡林先生，提到陈汉章先生，也肃然起敬，连说陈先生是他的老师，亲自敬题匾额“陈汉章故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为“陈汉章先生纪念馆”题字。之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了“陈汉章先生之墓”；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程思远题写“经史学家陈汉章”；由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火青题写“缀学亭”；由台湾蒋纬国先生在汉章纪念壁题写“缀学流长”。台湾学术界也出版了汉章先生的部分著作，并把陈汉章先生列入名人馆。

     陈汉章(1863-1938)，名得闻，字伯弢、云从，号倬云，宁波象山东陈村人。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经学考古家，就任过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

      陈汉章二十五岁时中举，后曾与章太炎一起，同学于当时著名经学大师俞樾门下，考职后得广东候选直隶州州司，但未任。1909年选入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历史教师。他竭力“光大汉之天声”，针砭当时士林中媚洋之弊，自编讲义，搜集资料，证明欧洲近代科学中的声光代电，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那时，欧洲列强尚处于茹毛饮血时期。一次，他讲完课后，正在北大就读的年仅十七岁的茅盾对他说: “陈先生是发思古之幽情，光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坦率地回答道: “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之说。但我为何要这样编呢？鸦片战争后，清廷士林中，崇拜外国之风极盛。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卑膝，有失国格人格，实在可耻可恨。我要打破这种媚洋崇外风气，所以编了这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他还说：“中华民族同白种人并肩而无愧色。”茅盾事后称陈汉章是一位“爱国的怪人”。

      陈汉章自幼好学，博闻强记。他自称“十八岁始知读书之法”捧书“如窭人游五都市中，目不暇接，如巨鱼之入大壑，元往而不适。”每读一书，都要高声朗诵数遍，每读一次，必用色笔加点句读，由浅入深，细加体味；并考其优劣，校其佚漏，辩其真伪，评其得失。陈汉章满腹经纶，堪称一代鸿儒，他所作经史研究文章多达二百余篇。章炳麟曾称道他是: “浙中朋辈，博学精思，无出阁下右者。”

      陈汉章同情革命，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他支持进步，对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被害，极为悲愤；他支持孙中山革命，后积极参加孙中山葬礼活动。晚年，他回到故乡，居于“缀学堂”致力史学研究，著有《缀学堂丛稿》。享年七十五岁，葬于象山县姆岭洞山井跟山北麓。

      1982年象山县人民政府重修陈汉章墓，由他北大时的学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许德衍题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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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汉章在北大  前排右起陈汉章、梁漱溟、陈独秀、蔡元培、马叙伦、陈映璜、崔适、康宝忠

    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学习时，有三位教师对他的影响较大，一位是黄侃，一位是陈汉章，一位是刘师培。现在，学术界知道黄侃、刘师培者多，知道陈汉章者少。特撰此文，以填补学术空白。
    陈汉章、谱名得闻，亦名倬，字云从，号倬云，又字伯弢，浙江象山东陈乡东陈村人。他的高祖父陈茂壬，增广生员，曾祖父陈士培，贡生，祖父陈嗣贤，贡生，嗣父陈昌业，贡生，本生父陈昌垂，贡生，弟陈得心，进士。他生长于一个虽在农村而世代读书并有科名的家庭。
    汉章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先后师从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于汉学考据、宋学义理，两所不弃。宣统元年（1909）考入京师大学堂经科，1912年改入史学门，次年毕业。
    汉章执教于北京大学，至1926年旋里，杜门著书。未二年，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史学系主任、教授。1929年以衰老辞职还乡。1938年卒，终年七十五岁。汉章一生，自奉俭约，啬于衣食，而急公好义，对乡里善举，积极赞助，又酷嗜藏书，瘁心力于教育事业，据傅振伦回忆：“十五年秋，我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系读书，先生授《中国上古史》，印有讲义三册。授课时口述粉书，讲板皆满，一小时之内，一再拭去更写。循循善诱，不嫌苦劳。”（《先师伯弢先生事略》）这时的陈汉章已六十三岁高龄了。
    汉章开卷有得，辄记录之，积久而著作等身。据陈庆麒、陈庆粹《先考行述》：“年三十，始刻印《缀学堂初稿》二册。其后每一书成，即自收弆,弗以眩人。然单篇劄记,诸学报、杂志争载之。七十二岁,始编著《缀学堂丛稿目录》,已付铅印成书者初集十种,未刊行者都凡九十一种。又有未列入丛稿目中者约十馀种,其著述可谓富矣。”
　　  国学传统,追求贯通。汉章是经、史、子、集四部兼通的。本文以范文澜、沈雁冰、柳诒徵、黄侃、罗常培等对陈汉章的学术评价为切入点,介绍汉章的经学、史学、诸子之学及文学的成就。

经 学

　　  范文澜《群经概论》第一章《经名数及正义》第五节《今古文家法》全录“陈伯弢先生”一万馀言。对照沈雁冰《也算纪念》(见1981年4月5日《中国青年报》)文中所说:“陈先生有一次发给我们一份油印的材料《论经今古文学派》,是他自己编写的。……这篇文章是骈文,每句下都有他自己写的注释。文章有万把字,评述经今古文学派之起源、演变,而他自己则赞扬郑康成破经今古文学派的顽固的家法,经今古文学说有舍有取,可谓有功。他痛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荒谬的。”范所迻录的,与沈所描写的,是陈汉章的同一篇文章,沈雁冰是写白话小说的新文学家,对陈汉章论经学的文章,几十年记忆犹新,真是难能可贵。
    柳诒徵《史通补释序》云:“伯弢先生治经,兼用今古文二家法。”可见范、沈、柳都推崇陈汉章对经今古文学说的见解。
    《群经概论》第五章《周礼》第三节《周礼不伪证》云:“陈师伯弢亦作《周礼行于春秋时证》一篇,凡列六十证，详博闳大，非他经师所言”,录其文六千馀言。范文澜所云“非他经师所能言”,包括章炳麟在内。何以知之?据陈汉章《复徐行可书》:“季刚见拙撰《周礼行于春秋时证》,谓开所未闻,太炎言周礼成而未行。坚欲如于申叔例,北向称弟子,固不敢当。”(黄侃代陈汉章刊此书)可见范、黄均服膺陈汉章之礼学。黄侃《史通补释序》云:“象山先生之学,深于礼与史,为当今之魁儒……闻先生于近儒瑞安孙君之《周礼正义》、定海黄君之《礼书通故》,皆有补正之作,侃方将求读之。”范称汉章“详博闳大”,黄称汉章为“魁儒”,佩仰之至。
　　  《群经概论》第七章《仪礼》第七节《仪礼行于春秋时证》全录“陈伯弢先生”一千数百言。范文澜一再迻录陈汉章的礼学文章,可见黄侃称陈汉章“深于礼”,非虚言。

史 学

　　  黄侃向陈汉章借阅《史通补释》,逐条移录于浦起龙《史通通释》之书眉,并撰序云:“受读竟日,欢喜弗胜。”署名:“门下士蕲春黄侃拜识”,谦恭之至。柳诒徵序云:“伯弦先生治经,兼用今古文二家家法,以之治史,亦洪纤毕举。是编句稽事实,疏通证明,古文家治经之法也。以唐事证《疑古篇》之说,使子玄文外微旨昭然若揭,此今文家治经之法也。”罗常培云:“象山陈伯弢先生所作《补释》,最为晚出,援据唐以前书,匡益黄、浦之所未备,间或纠及原文,亦可使子玄冥服。”(《史通增释序》)黄、柳、罗从不同角度称赞了汉章《史通补释》之学术价值。

诸子之学

　　  黄侃称赞陈汉章是刘师培之外又一个博学的人,他说:“(陈汉章)征事数典,必穷其朔。平生所见,自仪征刘君外,与先生酬酢,未有能如盛均之终席者也。”(《史通补释序》)汉章的渊博知识,也表现于治诸子之学方面。黄侃《日记》中有一则:“伯弢先生来还《盐铁论》校本,言‘大夫君’出《丧大记》,甚确。”
　　  胡适之前,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是陈汉章，可见他精通诸子之学,否则是不能讲授哲学史的。

文 学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例言》云:“愚陋之质,幸为师友不弃,教诱殷勤,注中所称……陈先生,即象山伯弢师。”范《注》引用汉章之说十馀条,如《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句,范《注》:“陈先生曰:‘沦漪’,本《诗》伐檀篇。沦漪,犹《吴都赋》云‘刷荡漪澜。’刘渊林注:‘漪澜,水波也。’澜即涟漪之涟。《毛诗》释文亦云,猗本作漪。”又如《程器》“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句,范注:陈先生曰:“语意本《荀子》王霸篇，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此外,范《注》运用汉章之说以纠正黄叔琳注纪昀评之失误者,运用汉章之说而加以发挥者,不一一列举。陈汉章之《文心雕龙校注》未刊,从范(注》所引用的十馀条可见一斑。
　　  文学创作方面,黄侃偶见陈汉章之《艾虎长律卅韵》,赞为“隶事侔色,洵周至矣”。黄侃以所作《庐山诗》“呈”汉章,“求作序”。举此二例,说明黄侃对汉章文学创作上的尊重。
    《学林散叶》中有几条是记陈汉章佚事的,录之以供读者参考:

    陈汉章被京师大学堂聘为教师,他见学校藏书丰富,就不为教师而甘为学生,后以甲等第一名毕业。
    陈汉章……在北大授课时,每以笔代口,在黑版上写字洋洋万言,俱出自记忆,从不带钞本,被人称之为“活书橱”。
　　  陈汉章七十岁时,有《缀学丛书十种》,均为木刻,亲自校对,曾说:“学问与时俱进,前撰之稿,后复核,每须更正,故凡著作,应由后人代印为妙。”因此未刊稿甚多。

　　  关于陈汉章到京师大学堂,不做教师而做学生的原因,沈雁冰《也算纪念》云:“据说,前清末年,京师大学堂聘请他去当教师,他到了北京,宁愿做学生,为的是当时京师大学堂章程有这么一条:毕业生钦赐翰林。陈汉章是为了想得翰林这个头衔而宁愿当学生的。可是辛亥革命来了,成立中华民国,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陈汉章当翰林的希望完全破灭,而北京大学当时的校长胡仁源仍请他当中国史教师。”沈尹默也是这样说的(1966年1月《我和北大》)。与《学林散叶》的记载不同。有人查了京师大学堂章程,没有毕业生钦赐翰林一条,可见沈雁冰、沈尹默等所说不可信。陈汉章确实是爱书,他在赴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前,曾致函该校图书馆馆长柳诒徵,愿“兼充馆员”,“优游策府”(函藏浙江省图书馆)。可见《学林散叶》所云汉章因京师大学堂“藏书丰富”,“甘为学生”的说法,比想当翰林更符合其人品。还有人说,当时浙江省保送陈汉章入京师大学堂经科学习,不是做教师。此说待考。
　　  附带澄清一事。陈汉章和黄侃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曾两度同事。章炳麟《黄季刚墓志铭》云:“始与象山陈汉章同充教授,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后又善遇焉。”所谓“言小学不相中”在北京大学时,“善遇”在南京中央大学时。陈汉章阅后大怒,斥为“非常可怪之论”。1936年11月12日他在《复徐行可书》中进行驳斥:与黄侃“于北大相遇见如故交。时刘申叔已病,尚同为教员,三人谈艺甚得”。“汉章尝痛恨戴东原……轻视其师”,“为季刚言之,季刚极服膺东原之学者,心不谓然……何尝有论小学事哉!”既然陈、黄未言及小学,怎有“言小学不相中,欲以刀杖相决”?是“流言”!黄侃已死,此事无对证。汉章只有举出另一个事实:黄侃“后为其同门某某所排挤,不安于讲席,辞回武昌,(汉章)远送至国门外,始终无间言,何尝如毛西河之于李天生,洪北江之于章实斋”。(按:同门指钱玄同)至于“‘善遇’二字,尤欠斟酌”。“季刚初固未尝不善,而其后相遇于南京,无异相遇于北大”(函藏浙江省图书馆)。本文介绍陈汉章驳斥章炳麟的理由,供读者参考。黄侃对陈汉章学术上的服膺,已见上文,下面略述黄对陈生活上的关心。
　　  1928年9月,陈汉章病,黄侃、汪东“看伯弢先生,方患疟甚,老病旅居,旁无僮仆,汤水皆不便,殊可念也。出购橘汁二瓶贻之,令(黄)焯送往”。1929年12月,陈汉章辞职还乡,黄侃约汪东同去陈寓送行,“旭初已出,予不悉伯弢门牌,遂不能往,怅然而已”(黄侃《日记》)。从黄侃对陈汉章的如此深情,反映出汉章人格上、学术上的魅力。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