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唐晋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主要写了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9个世界性大国先后崛起的历史轨迹、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洋洋洒洒几十万言，我读完之后，掩卷沉思，仔细梳理着这些大国之所以能崛起的原因，感受颇多，现择要录之。
一是解放思想。经济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新技术，当时为什么唯独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教在英国确立了统治地位，解放了人们被禁锢的僵化思想，提供了相对比较开放、自由的宗教环境，为瓦特、牛顿等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的诞生营造了宽松的空间。这些标新立异的科学工作者才没有当成异教徒烧死。如果瓦特研究万能蒸汽机的实验被狂热的宗教界当作挑战上帝的举动，如果伽俐略的悲剧发生在瓦特身上，英国还会发生工业革命吗？其间比较著名的思想解放运动有法国启蒙思想运动和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正是由于这些思想启蒙和宗教改革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自由、博爱、人权、主权在民、契约社会等先进的现代理念深入人心，从而使这些大国的崛起有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二是改革体制。国家要持续健康地发展，其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相配套。为此，一些大国为了强国都进行了体制改革，或者说进行了制度创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脱亚入欧”，与欧洲列强为伍，成为世界大国之一。俄国的改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废除农奴制后，为工业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兵员，最后成为了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改革体制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如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本来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触犯到自身利益时，都不约而同地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已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的改革成果。可见，如何约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防止他们成为继续改革或改革深化的反对派，确保改革取得最终的成功，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很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三是善于学习。这一点日本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典型。日本最早是中国的学生，唐朝和明朝时，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遣明使”多达20余批次，向中国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两国友好交往创下很多佳话，现在的日本国很多方面还能找到当年受中国影响的痕迹。1853年，4条美国黑船的擅自闯入，惊醒了日本，使日本开启向西方学习之门，寻求强国之路。1871年12月23日，由当时许多当时日本重量级人物组成一行48 人的“岩仓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欧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心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岩仓使节团”的规模之大，周期之长，考察之详细的确世所罕见。使节团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整理的资料，编辑了长达100卷、共2110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发行，在日本民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日本政府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引着日本向强国之路迈进。而同时期的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也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以制夷”，搞“洋务运动”。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便交了两国学习的成绩单。日本在二战后能迅速重新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与他们善于学习不无关系。
四是尊重人才。兴国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尊重，这谁都知道，但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法国和英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法国有座先贤祠，里面放置74位先贤的棺椁，这些先贤中只有12位是杰出的政治家，其余的都是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之类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其中最显要的地方放的是伏尔泰和卢梭的棺椁。英国为出身低微的牛顿举行国葬，皇室成员、亲王亲自为他抬棺。这在当时其他等级森严的欧洲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
中国了。现在我国杰出人物死后骨灰要放进八宝山公墓，标准就是官员的行政级别，行政级别没到，不管你才能多高，贡献多大，无论如何是进不了的。中国的“官本位”现象何时得以改变，那么中国的尊重人才问题也就何时能得到解决。
五是领袖英明。九个大国的崛起离不开许多英明的领袖人物的引引领作用，他们的领袖魅力让人感怀不已。在众多的领袖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美国“国父”华盛顿，一位是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我感服华盛顿的，不是他在独立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而是他在由他主导的长达216天的“大陆制宪会议”中，有许多人主张他做皇帝时，而他没有利用自已的威望，逞一念之私，从而没有使美国政制的发展出现不应有的曲折。彼得大帝让我感动的是他为了国家富强，在1697年8月，他假装是一名普通的陆军下士，在荷兰的赞丹造船厂做学徒步，一个月学习期满，其凭借出色的表现被荷兰师傅和工友评选为“优秀工匠”。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如此不顾身份、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这个国家焉能不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