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起元：六十年后话石浦——童年回忆

　　我１９１６年出生在石浦的后山，后来搬至财神弄居住。十岁时去上海读书，自此之后，除过旧历年偶尔回家外，一直在外地生活。记得最后一次回故乡是在１９３８年的秋天。岁月不居，屈指算来，已经过去６０多年了。
　　相传我们金家的祖先来自日本，我想也许是。我们金家人，上身正常，两腿却比常人要短些，跟日本人的身材颇为相似。我猜测我们金家祖先当初是以海盗为职业的。他们面对东方浩瀚的太平洋无能为力，只好调转头来，沿着朝鲜海岸线，逐渐逼近中国的黄海，然后南下一路劫掠。途中可能遇到抗倭名将戚继光，被打得落花流水，于是逃到舟山群岛的岱山躲避。我的祖先痛定思痛，开始觉得这种海盗生涯太不安定了，便一路寻来，终于选中石浦这块宝地，登陆务农。我家姓金，这个令人欣羡的姓，大概便是他们在朝鲜一带活动时“捡”来的。
　　这是一个富有神奇色彩的“故事”，我意在说明做海盗虽是一种很不体面的行当，但做海盗的人却都有着“七海雄风”的性格，他们都很大胆，面对困难，都敢出生入死，无所畏惧。我就是凭着那种气质，二十岁刚出头，便自上海深入不毛之地，去云南上大学。解放后，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携带一家四口从北京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青海高原从事教育工作。
　　石浦是一座滨海山城，它有点像香港，又有点像重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它很像一把坐西朝东的“太师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双手作练气功的姿态，左手手心虚掩着右手手背，其间留出一条狭小的通道，直达东海。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形，使得石浦不仅成为一个渔舟避风的理想良港，也使得它在鸦片战争后连意大利都觊觎我国三门湾时，能够逃脱虚视眈眈的帝国列强的魔掌。
　　在我记忆中的石浦城，商业最繁荣的街区，南起姚家弄外的许锦隆百货店，经过中街和九市曲头，到当典弄附近的高见龙南货店为止。一般的店铺，招牌上的字大都是人写的，字迹都显得很古雅。有的还悬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黑底金字的小牌子。其间有几家商号，至今我还记得比较清楚。

    许锦隆


　　它在石浦的地位，与旧社会的永安公司在上海的地位有点相似，颇有名气。从石库门进去，左右都有一个曲尺形的高柜台。货架上摆着的商品琳琅满目。像上海马敦和的瓜皮帽（石浦人叫“帽碗”），广昇祥的线袜、双妹花露水，陈嘉庚的橡皮底球鞋等等，这里都有。可我最感兴趣的是放在柜台上的一只留声机，百代公司出品的，上面装有一只牵牛花式的扩音器。所播放的唱片大都是月明歌舞团女歌星们唱的流行歌曲，什么《葡萄仙子》呀，《寒衣曲》呀，《麻雀与小孩》呀，《妹妹我爱你》呀。平时，石浦的孩子所听到的音乐，都是铜锣、皮鼓、唢呐、号兜之类。猛然听到有钢琴、小提琴等伴奏的，经过“和声”处理的西洋曲调，顿觉浑身舒畅，如同进入仙境一般。我口袋里没有钱，不能购买我所心爱的东西。但一旦听到许锦隆的留声机播放出来的悠扬的音乐声，我就跑到柜台外站着侧耳细听，店员也不会下逐客令叫我走开。


　　同春医院


　　同春医院在中街热闹地段。它名为医院，实际上既无手术室，更无住院部。医生只有一个，也没有护士。我记得这位医生的父亲是位中医，在石浦有点名气。药柜上面常放着一些常用的红药水、碘酒、十滴水、仁丹之类。据说用“皮刀”操作的小手术大概可以进行，若要用“柳叶刀”割除盲肠便有困难了。那个时候，石浦人相信中医，许多人对西医院取怀疑态度，而且往往加以讥笑。


　　源生庄


　　石浦没有银行，钱庄便是银行。源生庄也在中街，可说是执石浦金融界之牛耳，有点小名气。那个时候，石浦使用过墨西哥铸造的鹰洋，后来才流通“袁大头”。至于“孙小头”，则是更后来的事了。源生庄里有一只粗瓷盘，倒入一些朱砂、烧酒，再用一块白芨像磨墨似的将朱砂磨细，调成稠液，然后用一只刻有源生庄店号橡皮图章蘸盖在客户的每一块银元上面。经过这道手续，这些银元便和支票经过“背书”那样，可在市面上合法流通。后来，老板购来一艘蒸汽小火轮，行驶在石浦海游之间，结果亏损巨大，源生庄从此一蹶不振。
　　
　　这里该带一笔，石浦的金融业，除了源生庄外，还有一家当铺。那家当铺是做高利贷性质的买卖，其获利更为丰厚。

　　戴兴烟店  
      戴兴烟店在九市曲头的转弯处，门面格局与许锦隆差不多。这家店专门出售水烟，卖的是烟草成品称作“皮丝”。水烟简比旱烟管雅致卫生。抽烟时不用火柴，而用煝头纸卷成的纸捻儿，让一头蓄火发烟，点火时脖子向前一伸吹一口气，纸捻儿就燃烧，点着“皮丝”。戴兴烟店干净宽敞，铺子里的伙计也很客气。这家店是否也售香烟，我可记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香烟已经相当普遍，牌子有小囡牌、哈德门、老刀牌、美丽牌、大联珠、黄金龙、白金龙等等，很少见到雪茄烟。白金龙是珍品，一般人是抽不起的。
　　高见龙  
      高见龙南货店在九市曲头的北端。在所有的铺子中，我最喜爱的便是高见龙。高见龙出售粮食、糕点和干果品。它那卷起来的花生糖，我至今还觉得是一大美味。它的寸金糖、鸡脚骨糖以及一种外染红色、内为蜂窝状的轻松点心亦很可口。它还有制鸡蛋糕，虽然式样古老，而它的用料却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糕点的包装分硬包和软包两类。硬包装的通常是大路货，软包装的则是精制品。硬包用粗草纸包裹，外形有点像半个金字塔。折得整整齐齐，上加一张红纸条，没有细绳子，就用“闲蒲草”捆扎。人们常将两个半边的金字塔底对底叠起来，便成为一个像几何学上的菱形的东西，也很别致。软包用很薄的木片制成，有如火柴盒的内屉，用白纸包裹，上加一张印有店号的矩形大红纸，软包是用细绳子捆扎起来，通常是搭对成双的。当一名南货店的学徒，除了必须精通珠算外，还必须学会这套包扎技巧。如今塑料袋泛滥成灾，硬包、软包这玩艺了，也许早已消失了。
　　每逢旧历年底，高见龙常常要给镇上体面的客户送上一个“金折”。金折里面装着一叠宛如手风琴“肚皮”的白纸，外加一个硬壳，上面写着客户的姓名或户名（如“张成房”）。凭这个金折，平时购物，只要把货名、数量和价钱登记在折子里，便算完成交易手续，无需动用现金，等到逢年过节，分成几次或一次总算便可以了。当然，这是一种拉拢“上帝”的手段，拉拢时，老板不会忘掉叫伙计带上几只本店的软包去的。

　　渔业，是石浦的支柱产业。可惜我太幼小，从未出过海捕过鱼，所以见到的都是些零星现象。那时没有机轮，更没有冷冻设备。渔汛大发时，我站在石浦港畔码头上，见那黄泥汤一样的海水，起泡翻腾，鱼儿多到用手一捞便可抓住一条似的。中街有一家鱼行，把鱼分类装入椭圆形的大木桶里，加上冰块，运往宁波、上海出售。出产最多的鱼有黄鱼、带鱼、墨鱼之类。黄鱼可上酒席，八月的桂花黄鱼尤其名贵。带鱼，条条像巴掌那样宽，银光闪闪，毫无暗色斑。当它大量上市时，有的人家把它切成长段，不放酱油，只加盐和萝卜丝炒煮，然后盛在饭桶里，听凭人家大吃。这种景象，想必早已绝迹了。鱼行门，有时横躺着一条大鱼，割块出售，然而购者寥寥无几，因为鱼越大肉越粗，不很好吃。“讨饭人”上门，给他一个铜板，他很高兴，若扔给他一条鱼，他反觉得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
　　捕鱼这个行业既危险又辛苦，我长大后读了外国小说《冰岛渔夫》和看了《渔光曲》，才有一点粗浅的体会。有时，我在石浦街头，常见到从福建来的渔民，浑身的皮肤都染上一层洗刷不掉的杏黄色的细粉末，足见他们与大海搏斗的艰辛。
　　石浦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见不到高耸的烟囱。绝大多数的制造行业都处于作坊阶段。石浦城里，有几家织布厂、碾米厂和船厂等。船厂，也只是用桐油蛎灰打造小舢舨，或修理航船，规模很小。记得中街有一爿锯木厂，一个大人在上头，一个小孩在下首，用一把大锯将一根斜放的圆木锯成一片一片的木板。那时劳动人民不受尊重，我每次跟着家里长辈路过这家锯木厂门前，长辈就指着那小孩叮嘱我：“你大起来要做人上人，千万不要做下手锯。”我瞟了一眼那个“下手锯”，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蹲在一个挖成圆形的土坑里，当上面的大人将锯子向下推时，他扳着锯子的下端使劲地往下拉；大人向上拉时，他就向上推，浑身上下粘满了木屑。我还参观过发电厂。下午５时左右，一个工人爬到大飞轮的呈辐射状的横杠上。用他全身的力量使飞轮起动，飞轮转得越快，他也向上爬得越快，直到室内电灯泡里的乌丝逐渐变红发亮。这家发电厂很小很小，只能供一些商店、有钱人家照明使用，绝大部分居民点的仍然是煤油灯。

　　宁波人善于做生意。石浦属于象山“下南乡”，石浦人也都很会做买卖。年轻人中，选择读书求出路的人较少，选择学生意致富的人较多。那时候，石浦没有剧场、电影院、公共浴室、书店和照相馆，然而无孔不入的洋商的势力已经渗透进来。我记得有两家小洋行很引人注目：一家经营英国十内门肥田粉；一家推销美国美孚牌煤油。肥田粉如何使用，我不知道，但镇上几乎家家都备有上装玻璃罩的高脚美孚灯。煤油需要四块大洋一桶，不过很少人家是整桶整桶地买的。大都用红毛玻璃瓶买一斤两斤的。每到傍晚，许多人在家里擦美孚灯罩，先给玻璃罩呵气，然后用毛竹筷的一端缚着一个棉布团作工具，伸进罩里去擦，直擦到透明锃亮。镇上还有叫“贳器店”的，备有大量餐具和汽灯，供人们办理红白大事租用。纸店不仅出售纸张，还有用竹丝扎糊成的童男童女以及亭台楼阁之类，让人买去烧给死者。记得石浦有一家“民信局”，这是私人经营的邮局，不但给人送递信件，还可以代人带“口售”，甚至于还可以带整坛的“红槽鳗鱼”等。还有一种称作“长行”的人，往返于石浦与上海、宁波之间，只要付给佣金，他就可以替你采购药品、化妆品、钟表之类的日用品。
    石浦虽然比不得宁波、上海，但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也屡见不鲜，当然指的是女子。记得有一家人家，门口放着一条板凳，常坐着一个身穿绸缎短袄的女子，缝到“六月六”那种欢乐的节日，她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她待我们小孩很好，时常送些瓜子、花生米之类的东西给我们吃。可我们回到家里，说起她，大人们都教训我们不要去接近她，什么道理，我们小孩都弄不明白。记得还有一个姑娘，家中的小门整天虚掩着。有一次，我轻轻地推开小门偷偷张望，见里头有个灶头，却不见是炒菜做饭用的。我想这家人家怎么不怕贼偷？后来才知道这是为风流阔客进出方便而巧妙设计的。隔了几年，我回家过年，无意中听到大人谈论，知道这位姑娘已恶疾缠身，成了残花败絮，却仍然让人抬到轮船上去“做生意”。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暴露出来的是由于农村破产，逼着她们走上老舍先生在《月牙儿》里所描述的那条道路罢了。
    石浦人的衣食住行很富有渔乡味。
    石浦人的穿着并不十分讲究。劳动人民穿的大都是用靛青染的土布做成的。记得中街便有一家染坊，染坊前面的空地上晒着许多垂下来的染过色的土布。年轻人一般穿竹布式爱国布做成的衣服，体面的男子则穿铁机缎，女子穿湖绉，但都没有达到上海人的华达呢和乔其纱的水平。男子通常穿长袍，外加一件马褂。爱漂亮的女子，常叫裁缝师傅把短袄的下摆做成大圆角式。我想这种时装样式，不是从上海、宁波学来的，更是对着月份牌上的美女照抄的。冬日穿皮袍，狐皮便是珍品。只有有钱人家才穿得起。夏季穿一种来自广东的衬衫，正面深褐色，反面浅褐色。无汗时穿在身上挺轻快凉爽的，要是出了汗，就沾贴在背上，经太阳一晒，便显示出形状怪异的白色汗花。

      “民以食为天”。食品工业一向是象山的重要工业。提起石浦的吃食，我就会流口水。
      黄芽菜  北京的大白菜不难吃到，但比起石浦的黄芽菜来，它就远不及黄芽菜那样的柔软滑溜了。
      经冬菜  经冬菜常和鸭子一起烧煮，爽利可口。
      乌饭麻糍  一种用糯米和乌饭脑汁捣成的糕点，本身呈黑色，外裹嫩黄的松花，香气扑鼻。把它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贴在底下用文火烧着的锅上，便会自然膨胀，掰开来和以白糖，风味独特。
      月饼筒  先用米粉制成直径不到一市尺的圆形薄饼，然后将餐桌上的菜肴，如肉丝、鱼片、炒蛋、豆芽、冬笋等，随心所欲地夹在薄饼上。再把那薄饼像蜡烛包那样包裹起来，用手直接送到嘴里。它的程序跟洋人制作汉堡包和北京人吃烤鸭有点相似，不过，七荤八素，内容更为丰富了。
      面结  面结有点像未经油煎的小春卷，常拌着米面一起食用。此物不能上正式酒席，通常在夜间出售。我常登上驰往上海的轮船后，凭栏下望，接住码头上卖面结的人抛上来的绳子，然后提上系在绳子的小竹篮，买一碗价廉物美的面结美美地解一顿馋。
      茯苓糕  石浦的茯苓糕是热的，方形的米粉蒸糕中间包藏着一潭圆形的黑色茯苓，看上去有点像一块膏药，味道清香和淡，甜而不腻，远比北京东安市场的茯苓饼好吃。
      鳗鲞  海鳗劈晒成的鳗鲞，特别是淡鳗鲞，肉质洁白，半透明，滋味鲜美。上海南京路上的著名南货店邰万生都挂着石浦产的淡鳗鲞，与金华火腿并排出售。
      此外，还有横包粽、千层糕、木莲冻等等，也都各有特色。
      石浦人的住房都比较简单。寻常百姓家都是秦砖汉瓦盖的土木结构平屋。楼房不多，最高的建筑只有三层。所以，我刚到上海，看见南京路上先施公司的屋顶花园，就驻足仰视不已。话虽如此，在石浦城头墩的西端却有一座别开生面的洋房，它的主人叫江久龄（？）。这是一座红砖建筑，高二层，用围墙围成一个长方形的花园。花园的正面是一个小广场。记得在一个旧历七月半的夜晚，我曾去那儿观看燃放焰火。焰火并不腾空，而是缚在用凳子搭起来的架子上点火燃烧的。焰火火星四溅，不仅显示出简单的图案，而且层层脱落，露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字样。我还去过那个广场观看人家表演骑自行车。那个时候的自行车可不是两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前一后二。据说三个轮子要比两个轮子牢靠稳当。
      台风是石浦的“常客”。台风一来，我们小孩就吓得不敢出门。我家住在财神弄，有一次强台风袭击石浦城，看见屋檐上的瓦片，像飞蝴蝶一般，被风吹得不知去向。
      石浦是座山城，街道都用石板铺设，且有不少石阶路，俗称“踏步道”，因此除了船只和轿子外，不见有其他交通工具。轿子分高轿和矮轿两种。高轿宛若椅子，坐上它让人抬着走，好像椅子在向前移动，双腿可以下垂，比较舒适。坐矮轿好像坐在一块床板上，上身和双腿形成一个直角，时间久了，双腿便会发麻。坐高轿的一般都较有钱，行动不便的老人才坐矮轿。铺在街路上的石板呈长方形，长的一边约有一米，短的一边约六七十公分。有的路铺设得比较平实，有的路段因年久失修，就高低不平了。偶尔踏到略微翘起的一角，常发出空洞沉闷的声响。１９３８年的一个晚上，我就是提着一盏灯笼，在寂寞而带着风土浓味的声响中从财神弄走往码头，辞别我故乡的。从此，再也没有重访石浦了。大船分舢板和航船两种。机轮的一种叫小火轮，行驶于石浦与海游、泗洲头之间。行驶于宁波、上海的轮船较大。我没有去过宁波。开往上海的轮船，有两艘的名字我还记得，一艘叫“新宝华”，一艘叫“舟山”。大轮船一般在晚上１１点左右到达石浦，还没有驶入石浦港，便先在铜瓦门外长鸣汽笛。

[ 本帖最后由 甬象 于 2009-1-24 18:00 编辑 ]

　　石浦的教育在象山县还算是较发达的。二三十年代已经有了学校，但私塾却比学校多。
　　记得最著名的要算敬业中学，它位于小镇的北面。我曾多次从它门前经过，然而自惭形秽，从来没有进去张望一眼。五四运动之后，流风所及，提倡男女平等，敬业中学也收女同学。男生穿的似乎是普通服装。女生一般是前刘海，大辫子，白衫黑裙。有时，她们走到我家门前，分别时还要说声“再会”那样时髦无比的话，害得我深觉自己土气太重，精神上立刻矮了半截。我不清楚敬业中学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水平有多高，但我相信它的国文教师的造诣一定不低，学生的写作技巧和书信功力肯定是相当高的。我在石浦从来没有见到过学生做体操和打球。
　　我在自己的家里和在姚家弄我祖父的弟弟家里上过多年的私塾。先生大都是从宁海、黄岩请来的。他们中有的是秀才，有的是落第秀才，能做古诗，字也写得十分工整。记得一年的薪金是一百大洋，食宿由东家供应。节日演戏，要请先生观看。先生腊月回家，自然要馈赠礼品。几乎任何酒席，只要有先生在场，一定被推上最尊敬的座位，用石浦话说，就是叫“上横头”入座。
　　他们都很有学问，但都不讲究什么教学方法。通常是讲解之后，就叫学生死记硬背；背不出书来，就用“克拉暴”式戒方责打。所谓“克拉暴”，是一种对待学生的刑罚。先生伸出右手，将中指和食指叉开曲起，在学生头上猛烈地“弹”。可怜嫩皮嫩骨的儿童，有时弹得过重，头上会弹出一个肿泡。这时，学生千万不要逃，因为先生通常都抽旱烟，如若逃避，先生会用旱烟杆上的烟斗凌空击来，那时就更惨了。正式的责罚是用戒方打手心。戒方由家长提供，放在先生书桌的右上方。学生背不出时，先将自己的手心贴在书桌的底边使劲摩擦，使手心失去知觉，这样被打起来可以减少些痛。后来我去上海念书，数学成绩一直欠佳，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的脑袋曾被克拉暴“狂轰滥炸”的缘故。说也奇怪，经过先生如此简单以至于相当野蛮的“处理”，年长月久，学生的文理居然也逐渐通顺起来，“之乎者也”也能正确地使用了。
　　私塾的教材，早先时候用的是《孝经》、《龙文鞭影》、《尔雅》之类。后来才有“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的课本，里面还附有一页红黄蓝白黑的国旗。又过了数年，课文里还出现《铁达尼遇险记》的故事。亦即至今仍风靡一时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从“铁达尼”到“泰坦尼克”可以看出数十年来我国翻译界“音译”方面的进步。
　　私塾是没有假期的，更不用说是星期天了。只有先生回家过年，学生可以自由几天，还有“六月六”，有三天停课。儿童整天读那半懂不懂、枯燥乏味的“圣书”，实在是单调得很。学生常常是一边嘴里咿咿呀呀的念着，一边两眼向窗外观望，哪怕看见一只麻雀飞过，也要目迎目送，羡慕它的自由。此时此刻的心情，与牢狱里的囚犯出来放风，偶尔见到一只燕子掠空而过的心情，大概是差不多的吧。最好打破无奈的办法，便是向先生请假出去上厕所，有时是真的需要，有时纯属是谎言。一脚踏出书房之门，那真像放虎归山，浑身舒畅。见到任何小动物，即便平时避之唯恐不及的老鼠或者是蛇，也感到有趣可爱。上厕所的时间，短则十来分钟，长则半个来小时。先生也很通情达理，常不责骂，有时瞪学生一眼，目光里充满疑问的神态。此外，便是等待吃饭。楼下饭桌上摆碗筷的声音一响，立即心花怒放。
　　现在早已不见有私塾了。家庭补习的气氛与私塾是很不一样的。我的那几位老师早已作古，不过我对他们的教导是终身感激的。如果他们地下有知，我很想做一篇纪念文章，用他们当年教我的笔调写道：“余之尚能握管作书者，先生之力也。”
　　学童在石浦受过初等教育之后，通常可以去上海、杭州、宁波三个地方进中学。上海的中学固然不错，杭州的杭州高级中学、宁波的效实中学，也都是很负盛名的。

　　石浦没有像样的书店，不过私人藏书还是有的。像我家，书房里除了许许多多线装书外，还藏有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穆勒名学》，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有《海外缤纷录》、《宋渔父》、《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
　　在石浦，杂志是很少的。不过偶尔能见到《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之类的刊物。可对我来说，内容嫌深，没去翻阅。
　　报纸，都是从上海寄来的。我家订有《申报》和《新闻报》。大人们关心的是军政大事，而我则爱看两报的副刊“自由谈”和“快活林”。那时离“大清政府”的覆亡只有十几年，使用的全是文言文，文笔高超。德令公主的《御香缥缈录》，我便是从“自由谈”里见到并将其读完的。
　　石浦似乎是佛教的天下，见到的不是寺庙便是庵堂。也有道教，所以人们把和尚与道士并称。我在那时还没有见过基督教和清真教的寺院。城隍庙是石浦城里香火鼎盛之所在。里面有座戏台，来演出的大都是草台班子，服装、道具都很陈旧。不过因为市民缺乏正当的娱乐场所，所以观众的热情仍然相当高。演出哪些戏，我记不起来了。我的兴趣不在台上，而在台下的小吃摊子。凭着十几个铜板的购买力，在人群中钻进钻出，享尽口福。还有一个日皇殿，离城里较远，殿内的墙上布满彩色的泥塑，无数的牛头马面和钢锯油锅构成一幅幅今世作恶、来生入地狱的恐怖景象。我见了，吓得浑身发抖，夜间做恶梦喊出声来。有人说过，西方国家的地狱单调乏味，东方国家的地狱才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看来此话颇有道理。
　　石浦的女子，平时不常出门。不过，到了春季，她们常以去杭州灵隐寺或者舟山普陀烧香拜佛为借口，一路畅游，确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摆脱樊笼的良机：步出家门，接触社会，开阔眼界。

　　儿童充满活力，却得不到有益的游戏。家长们往往把儿童游戏称作“碌”，喜欢“碌”的孩子，便是调皮捣蛋的顽童。大人们要求孩子循规蹈矩，事实上那是一种抹杀天性的做法。
　　我的孩提时代好玩的东西很少。记得当时有一种铅皮手枪，是日本货，七个铜板买一支，它的子弹是用米粒绿豆大的纸包火药做成的，贴在一张纸块上。撕下一颗放在枪管的顶板上，拨动扳机，便“啪”地发出响声。此外，便是购买临街现捏现吹的粉式糖制的人头或其他动物的玩意儿。
　　儿童具有创造的天赋。我小时候常与邻居孩子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至今回忆起来还挺有意思呢。这种游戏，用一声“甲”字形的小木牌，再拿两寸来长的小树枝，两头削得尖尖，使成橄榄核的形状。玩的时候，右手平举着小木牌，把那短树枝搁在小木牌后面大拇指与食指的分叉处，然后向上一抛，随即用小木牌去打短树枝，短树枝就向前飞去，飞得越远越好。对面站着一群小伙伴，他们兜起长衫，争着去撞飞来的短树枝，倘若接着了，便换人，让别的伙伴打；倘若接不着，可以连续打击短树枝尖端，使其腾空。嘴里喊着“击刮一、击刮一……”然后向前打去，最后用小木牌丈量距离。这样轮流地进行，谁最远谁就是胜利者，从失败者手里得到若干粒柿子核，作为奖品。这项游戏都被男孩霸占着，不让女孩子参加。偶尔邻里女孩硬要参加，叫她们站在不重要的地方，稍有失误，便要遭斥责。
　　抗战时期我在云南昆明读书，经常缅怀童年往事，真有点懊悔，心想：要是当初我客客气气对待那些小女孩，利用“青梅竹马”的关系，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岂非容易得多了？

　　一年四季，石浦有不少富有地方色彩的节目，其中要算八月十六和六月六最热闹。
　　别的地方都以旧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唯有宁波和象山则以八月十六作为中秋节。据说中秋节是全家团圆之日，宁波地区家人外出经商和捕鱼的多，八月十五赶不回来，于是推迟一天，以实现全家欢聚的愿望。石浦的中秋月饼没有广东的丰腴豪华。晚间供俸月神，也比不上上海市民那种焚烧“香斗”的场面。但是，在我们孩子的眼中，似乎十六夜晚的月亮要比十五的更加明亮。在天井里极目仰望，好像确实有人在砍桂花树。我那时猜想月宫高不可攀，里面都是嫦娥住的。却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会听到地球上的人类真能飞上月球去进行科学考察。
　　六月六，是一年中仅次于过年的重大节日。每到这一天，家里就邀请四亲六眷来观看石浦的迎神会。六月六来临前好几天，人们就忙碌起来。打扫街道，清除垃圾。自然，赛会的兴趣集中在抬阁上面。这抬阁有点像教室里的讲台桌，呈长方形，中间插进两根长杠，四人抬着沿街游行。它的作用跟现在的彩车差不多，前面鼓乐喧天，后面人群如潮。抬阁上面展现的是人们熟悉的戏文，如“十八相送”呀，“水漫金山”呀，等等。扮演的角色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孩，既有小生，也有花旦。聚集在街道两旁观看的人们，跟结婚时观看新娘子一样，目光都集中在浓妆艳抹的花旦身上。说也奇怪，那些扮演花旦的女孩，平时见都没见到过，突然亮相，连我们小孩子都为之耳目一新。旧历六月六，往往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为客人准备的大鱼大肉，最好在当天吃掉，若隔夜便要馊掉了。
　　此外，旧历年七月半，也有类似的赛会。前面一个黑脸的矮鬼，后面跟着一个特别高大的“白无常”，往来追逐，阴气逼人。观者的情绪远没有六月六那样的高潮。
　　我在石浦虽只生活了十年，可有两个女子至今我仍不能忘怀。一个是丫头，另一个便是我的奶奶。
　　我离家求学后，家里买来一个丫头，姓甚名谁，我并不知道。我见过她的卖身契，上面盖着卖方当事人、买方当事人和中间人的手印。卖身契的内容大概是说她的父亲因家贫，自愿将她卖与金家，身价为银洋四十元，自此她便和她父母脱离关系，如遇不测，悉听天命，卖方希望买方善待此女，若能平安成长，为她寻一合适门户，结婚成家。我放假回家，见这女孩面黄肌瘦，头发蓬乱，年纪约十岁。她睡在厨房楼上靠近一个小窗的地方，窗外便是荒荒的后山。她每天起得很早，先是生火做饭，接着送洗脸水，安排早餐。吃饭时由她添饭，衣服自然也是她洗的。回想起来，我跟她的谈话，加起来也不到几十句。抗日战争时期，我去云南念书。后来听说她得了一种怪病，身上发出一种臭味，躺在大门内，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她照顾她，饭是靠一个乞丐扔给她吃的。万恶的旧制度摧残了她嫩弱的生命。我作为金家的一个后代，每一想起，深感愧疚。对于这条蜉蝣般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如若千里孤坟，尚存一扌不黄土的话，我极愿奔到她的冢前，长立致哀。

　　我有一位奶妈，她的姓和名我全不知道。当奶妈是一种残忍的职业，让自己的亲骨肉喝粥，却把自己的乳汁去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吮吸。因我当初还是个幼儿，那位奶妈如何喂养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她曾出过天花，脸上留有麻斑。为生活所迫，她背井离乡到上海我二叔的侄子家里。他家在南京西路。有一天，我的一位姨娘带着她突然来看望我。我二婶是知道这位奶妈的底细的，既没有请她和姨娘坐，也没倒茶给她们喝。我卧病在床，她俩便站在我的脚后头，说了些菩萨管顾，叫我好好静养的话，大约过了一刻钟，她和我姨娘便回去了。那时，我因咯血，连上厕所都有困难。待她俩走后，便下床到墙角的马桶上解手。不料偶一低头，却见床底下有一个小纸包，我捡起打开看，里面竟是一撮香灰。此时此刻，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她是拿她的皮肉生涯中赚来的钱，买了香烛，跪到豫园去拜佛许愿，祈求神灵保佑我早日恢复健康。我自幼性格比较倔强，成年后从来没有放声大哭过，可彼时彼刻，我再也克制不住，一头倒在枕头上，任凭热泪奔流。像她这样的处境，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经过多年的兵荒马乱，估计早已离开这个虐待侮辱她的世界。但是，她操的虽是贱业，她自己是完全无辜的。她是善良圣洁的，她的心是用金子铸成的。
　　我现在82岁。我在石浦仅生活了10年，而在青海却生活了40个春秋。我有时候这样问自己：我到底算是一个出生在石浦的青海人，还是算一个久居在青海的石浦人？我爱石浦，也爱青海，但这两种的爱并不完全等同。唐朝的绍兴诗人贺知章写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叹的是，贺知章还能告老还乡，而我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重访我的钓游旧地。我现在坐在古地西宁的一间斗室里，只能面转东南，以无限诚恳真挚的心志，遥祝那个曾经抚育我长大并一度天边云际回荡着“捕鱼人儿世世穷”的那支渔光旧曲的滨海小镇，日益欣欣向荣，身处其中的男女老少，全都安居乐业了。  

金老先生的妙笔，向我们展示了70年前的石浦风貌，当今的石浦人读来极有味道。
戴兴烟店、日皇殿应为栽兴烟店、十王殿，“栽兴”二字现还在大门上面；因有十殿阎王，才叫十王殿。

好熟悉又好陌生！爱石浦！建议可以出一本书！呵呵！

爷爷啊    你现在住在丹城？

偶还没到这个辈分上吧  汗 黄汗哒哒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