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迁都的建议书

                       关于迁都的建议书
　　　　　　　　　　　　　　　　　　　　　 胡星斗
　
       2006年4月17日，北京大浮尘，窗外一片黄色，地上厚厚尘土。
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
      解决此环境危机的最直接选择便是迁都，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
      北京特殊的军事地理上的战略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三面环山，威镇西北、蒙古高原，扼守山海关咽喉，控制东北……在古代，北京可以重兵屯集，既可保卫京师，又可对付北方威胁，自然是最佳的首都所在。但到现代，机动化部队、战略轰炸机、巡航导弹的出现，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来自海上以及航空母舰的威胁反而使得北京成为易于打击的目标，八国联军的入侵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可以大大缓解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让河北、山西、天津等省市获得平等发展的空间和喘息的机会。过去，北京像一部抽水机，吸干了周边的资源，形成了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河北的发展远远不如相邻的河南，更不要说与山东相比，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仍然住在茅草屋中！河北、山西本身就是严重缺水的省份，但还要忍痛向北京输水，为此当地几十万人没有水喝；为了保护北京的水源，为了植树育草，河北许多地方不让上马企业，限制发展养牧业，对此北京方面却不给予任何补偿，更没有市场化的利益交换机制。不像上海，市场经济发达，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双赢，所以上海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繁荣。北京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多是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以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损失，北京发展的结果是周边地区的萧条。
      特别是在现有的压力型财政体制、没有建立规范的地区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情况下，北京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就不惜一切代价上马项目，扩张城市规模，进行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
      加上北京的“特权”特多——教育、医疗、学术、文化、体育、金融、就业、低保等等皆可捷足而登，因此北京的人口扶摇直上，资源环境也就摇摇欲坠。
将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小政府”、“适度政府”、“有效政府”与之相匹配。如果迁都，同时进行“政府再造”的改革，将迁都、缩省（见附件）、机构改革结合起来，改变省级管理幅度过大、同时官僚机构庞杂的现状，由此必然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将极大地促进河北、山西等地经济的发展。新建一个小型的政治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特大经济型城市相分离，还有助于建立政治与经济分开的现代国家体制，有助于铲除政经结盟、权钱结合的腐败现象，有助于从文化上、心理上摆脱几千年帝王文化、专制政治的阴影，促进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法治，实现两岸的统一。
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后，由于不再具有行政资源的优势，北京会逐渐缩小城市规模，最终与其资源环境相匹配。但北京仍应保留直辖市和文化首都的特殊地位，通过加强对文化古迹、生态环境的保护，把北京建设成为花园式文化之都。
新政治首都宜选在中原或南方中部，如河南、湖北、湖南一带。该城市不能离海岸线太近，以防海上飞机或者导弹的袭击；也不能过远，因为作为政治中心，不能交通不便。该城市必须雨水适量，气候宜人，生态环境优美，地势宏伟开阔。
迁都，可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
　　
附件：　　 缩小省级行政辖区，增设副省级直辖市的建议书
　
　　　　　　　　　　　　　　　　　　　 胡星斗　
　
      为了奠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加强中央的直属权力，防止省一级的地方主义势力的膨胀；为了遏制民族分裂势力，加强祖国的统一；为了适当扩大一些城市的权限，加快地方改革开放的步伐，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权力层次，我建议：缩小中国部分地区的行政辖区范围，增设副省级直辖市，实行地方分治。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共症——“软政权化”的问题，即宏观调控不力、中央号令不灵、地方势力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司法松弛等，因此，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地方适当分权、分治，是必然的选择。我国各省、自治区的辖区过大，平均人口在4千万左右，一些辖区范围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全部国土，这很不利于实行高效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美国是发达国家，只有两亿多人口，却分成了50个州，而且有些州是强行一分为二的，如南卡洛莱纳州、北卡洛莱纳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美国平均每州只有不足500万人。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省、区、直辖市平均以2千万人口（直辖市的平均人口）为宜，那么，中国的省级和副省级区域最终应为60个左右才算合理。在目前的情况下，按实际成熟的条件，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将直属中央的省级副省级区划单位从目前的34个（包括台港澳，不包括非直辖的副省级城市）扩大为45个；以后第二步，再从45个增加到60个左右。
      按照我们的初步设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分为北疆、南疆两个自治区，北疆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或者说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土鲁番、伊宁、石河子等城市及周边地区；南疆包括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或者说包括阿克苏、喀什、和田、库尔勒等城市及周边地区。北疆可承继原新疆的体制，南疆划出，另建班子。南疆自治区的设立，将大大有利于塔里木盆地油田的开发，其意义与重庆直辖市的设立等同。
      内蒙古自治区可分为东蒙、西蒙两个自治区，东蒙地理上属东北，包括呼伦贝尔盟、兴安盟、锡林郭勒盟，或者说包括海拉尔、乌兰浩特、锡林浩特等城市及周边地区，西蒙包括阿拉善盟、巴颜淖尔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或者说包括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及周边地区。西蒙承继原内蒙的体制，东蒙划出。东蒙的独立建制，有利于大兴安岭的保护和开发，有利于加大对沙漠的治理力度，有利于加强对边境口岸的管理，它将使东北增加为四个省区。
      西藏自治区恢复前藏、后藏的传统称谓，分为前藏、后藏两个自治区，前藏辖拉萨、昌都等城市及周边地区，后藏辖日喀则及整个藏西北地区。前藏承继原西藏的体制，后藏以日喀则为自治区权力中心。西藏的分治，将有利于加速整个西藏地区的发展，促进藏西北的开发。
      除了新成立或重新设立以上六个自治区之外，我国还应大大增加直辖市的数量。其实，在民国时期我国就存在过青岛、大连等众多的“院辖市”。直辖市可以分省级、副省级两种。现增设的拟为副省级。考虑到南京、杭州、武汉、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长春、成都等大城市为省会，不宜变更，变更的成本太大，应继续保持他们的副省级地位，现可考虑增设青岛、大连、深圳、珠海、厦门、苏州、宁波、洛阳作为副省级直辖市，同时扩大他们的区划范围。这些城市大多已经是副省级，以后只是将他们改为直辖中央。
      青岛改辖威海、烟台、潍坊等整个山东半岛；大连辖营口、盘锦、鞍山、辽阳、本溪、丹东等整个辽宁半岛；深圳辖东莞、惠州、汕头、潮州等城市及周边地区；珠海辖中山、江门、阳江、茂名、湛江等城市及周边地区；厦门辖泉州、漳州、龙岩等城市及周边地区；苏州辖无锡、常熟、江阴、南通等城市及周边地区；宁波辖舟山、台州、温州等城市及附近地区；洛阳辖南阳、信阳等城市及周边地区。将洛阳划作直辖市，可减轻河南9千多万人口的压力。
      以后，作为第二步，可以考虑将秦皇岛、唐山、连云港、北海、桂林、大庆、宜昌、株州等纳入副省级直辖市。
      缩小省级行政辖区、增设副省级直辖市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加速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有利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瓦解新疆、西藏等地的分裂主义势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向前发展。我们预计，通过此项改革必然能带来全国新的一轮发展高潮，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然缩小省级辖区范围、增设直辖市，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和巨大的障碍。中央要通过新闻媒体和各级组织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利益攸关的各省区人民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晓以利害，告以大局，相信各省区是会以地方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人民对改革的方案是会支持的。全国人大要审时度势，积极酝酿、讨论、投票通过此项方案，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和保证。对改革涉及的自治区、直辖市可考虑全部作为经济特区，予以政策优惠、管理放开。
另外，新成立的三个省级自治区、八个副省级直辖市，要按照中央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精兵简政，拆庙搬神，遏制行政机构的膨胀，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提高办事效率；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因地制宜，创造条件，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三区八市只应设立省级或副省级、市级或县级两级政府，地级市不再辖县，市、县的上级皆为省级自治区或副省级直辖市政府，减少权力层次。

　 敢问局长大人：这胡星斗是谁呀？中央都没说迁都，他却提出来了。
不过他说的挺有理的：迁都，可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北京的生态环境确实是一塌糊涂！

中央的一些决策也是靠智囊团提上去的

刚上网搜了一下：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这样一个大腕都说这样的话了，估计北京迁都是不远了！！！
http://www.huxingdou.com.cn/

[ Last edited by xiaodong on 2007-1-20 at 22:50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我在此郑重提出修改宪法、实行迁都与分都战略的建议。

　　所谓“迁都”，指把政治首都迁往更加适宜与安全的地方；所谓“分都”，指分设政治首都（以下简称首都）、经济首都、文化首都。

一、为什么中国要尽快迁都、分都与修改宪法？

　　1、北京的水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据专家估算：到201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11.85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近20亿立方米；到2020年，平水年份北京将缺水23.76亿立方米，枯水年份将缺水30.9亿立方米。

　　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北京现在年来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超采地下水26亿立方米，连年的大量超采地下水已经使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21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水位已经降至海平面五六十米以下。可以说，继续超采地下水已经十分困难。

　　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  

　　北京凡是能建水库的地方也已建完，基本无潜力可挖。唯一准备建设的张坊水库也仅可增加供水1亿立方米，抵不上官厅水库、密云水库未来减少的蓄水量。

　　更为严峻的是，科学家们预测，由于受地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至少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内，全球干旱问题将更加严重，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将更趋恶化。

　　2、沙漠化、荒漠化对北京的威胁日益严峻。现在，中国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可以说，沙漠直逼天安门。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

　　3、北京的中枢战略地位已经动摇。北京在历史上属于中枢战略要地，处于咽喉地带，它左拥太行，右临渤海，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枕居中原，龙蟠虎踞。但是到了近现代，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以及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战略轰炸机的出现，使得北京无险可守，其濒临海洋的弱点凸显出来。从八国联军海上登陆直捣北京，到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家把首都迁离海边，以及拟议中的伊朗、韩国、日本迁都，都促使中国也必须从战略上重新考虑首都的选择和安全。

　　4、资源高度集中于北京，加大了国家的安全风险。北京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之一，坐拥最多的大企业总部；北京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传媒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文化机构。这种资源高度集中于一地，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技文化中心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只会大大地增加国家的安全风险。一旦爆发战争，北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敌人攻击的首选目标。

　　5、人口的过度膨胀、工业的畸形发展、严重的污染，使得北京不再适合作为国家的政治首都。由于首都效应，以及近水楼台特权很多，使得移民北京的热潮难以停止。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每年增加40余万，相当于每年吸纳一个中等城市。据研究部门的报告：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万人。但在1997年北京的总人口就已经突破1500万人，远远超过了容量的最大值。

　　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打破，用过去的行政手段禁止农民进城已经不太可能。所以，北京的人口还会继续增加。

　　人口的膨胀加剧了北京水资源的紧张、交通的拥挤，也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虚高猛涨。

[ Last edited by 胡雨 on 2007-1-21 at 10:35 ]

北京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0，面积占我国国土的1/600，但2002年北京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的1/8还多，2003年北京商品房施工面积占全国的1/10。北京的房地产虚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可以说，北京成为吞噬全国资源和资金的黑洞。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错误的战略决策，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政绩和财政收入的需要，致使北京的工业畸形发展，与天津、沈阳、唐山的工业几乎完全同构。北京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导致了天津、沈阳、唐山的衰落。

　　北京还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称，北京1999年的空气污染程度位居全球第三。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北京是全国18个主要城市中空气污染情况最严重的一个。

　　鉴于以上五大因素，在此我建议：将政治首都从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中部一带；加强北京的文化首都的功能；确立上海的经济首都的地位；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的条款，为未来中国实行迁都与分都战略扫除法制的障碍。

二、迁都、分都的弊端与阻碍迁都、分都的因素。

　　1、迁都、分都之弊及其化解。

　　迁都、分都可能导致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衰落。不过，我们认为，只要北京发挥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把北京打造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北京反而可能由此获得新生。

　　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承载了近代以来中国的荣辱兴衰，而新首都可能缺乏北京这样的文化凝聚力，天安门的象征意义也将丧失。

　　但我们认为，新首都如果选择在中华文化的起源之地，那么新首都自会获得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再者，民意可能难以接受迁都、分都。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国都就是举国的中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所在，代表了最高权力和大一统意志。迁都、分都无疑将冲击国民的心理定势。

　　还有人说，迁都、分都将会使得中央政府官员偷安一隅，不再治理北方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我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关键在于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清晰土地产权；明确利益主体；拍卖、赠送荒地、沙地；加强立法、执法；鼓励公民组织的参与；推动公益诉讼等。如果不能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即使首都留在北京，也永远无法解决沙尘暴的问题。

　　2、迁都的程序与阻碍迁都的因素。

　　迁都的程序是：先进行调研，由政府、学者、各界代表提出新首都的候选地点和迁都的方案，然后由政府提案，举行广泛的有代表性的听证会，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或者举行全民公决。

　　实施迁都，除了国家财政分年度拿出上千亿资金外，还应当大量地吸纳民间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阻碍迁都的因素主要是原首都的既得利益集团，如部分官员、房地产开发商等。只要政府晓以国家大义，以及给予开发商建设新首都的机会和利益，我想阻力是可以化解的。

三、新首都的功能定位与新首都的最佳选择。

　　新首都是一个特区，由一批城市群组成，其中，中心城市是一个小型的花园城市，是真正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所在地。之所以新首都是一个大特区，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大首都思维定势；之所以特区中心是小型城市，是为了实现小政府、高效政府的现代理念。

　　新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中国的国际交流中心、文化中心之一。

　　新首都应当具有很强的文化凝聚力，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

　　新首都还应是生态环境、文明道德的首善之区。

　　新首都的选址应当兼顾水、资源、气候、生态环境、军事安全、地理地震、民族、文化、经济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

　　有人提出在南京、西安、武汉等城市中选择新都，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就遭遇了种种问题，它们也迫切需要“减压”，如果再在其上叠加首都的功能，这些城市将变得极其臃肿，拆迁成本也将是巨大的。

因此，实现迁都的途径是创建新都，这样还可以带动一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我认为，中国最佳的独一无二的新首都地点是河南湖北交界处的南阳襄樊盆地（见附件）。

　　可以将该地命名为“新京”或“新都”。南阳襄樊盆地的特点是：它既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几乎处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东西中间线、长江黄河分水岭的位置，具有地利优势，同时它又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拥有平原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汉水），远离大海，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和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它的西边是秦岭、大巴山，是崇山峻岭与华北平原的结合部，若挖深洞，恐怕连原子弹也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的打击；它的北面是秦巴山区余脉，有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东北面有桐柏山、大洪山、大别山，南面是汉水，中部有白河、唐河；在三面环山中又有一些缺口，如方城、泌阳、随阳、宜城，使得该地交通方便。

　　南阳襄樊盆地及河南湖北是中原文化、客家文化、楚文化的发源地，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少林寺、武当山、三国古战场、古隆中等处于其中；它比邻陕西，地接西安、咸阳、兵马俑、华清池，背靠四川天府，坐拥河南、湖北粮仓及苏杭胜地等；它离庐山不远，可将庐山辟为国家领导人的度假会议区，取代北戴河的位置。

　　南阳襄樊盆地周围的自然风景更是多姿多彩，有神秘莫测的神农架，险峻陡峭的秦岭，湍流直下的汉水峡谷，烟波浩淼的丹江口水库，奇伟壮观的三峡。

　　南阳襄樊盆地的水量丰沛而不过多，年降水量在800~1000毫米。它处于汉水上游，水质好，无污染，汉水年径流量550亿立方米，是黄河、海河、渭河的6倍，足以解决数千万人的工业和生活用水。

　　南阳襄樊盆地气候宜人，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长年温度在0~30度，冷热干湿适中。

四、迁都、分都的伟大战略意义。

　　迁都、分都有助于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

　　有助于应对台海危机，适应海权时代，减轻未来首都来自北方、东部及海上的军事威胁；

　　有助于分散“国富”，防范财富过于集中带来的国家风险；

　　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

　　有助于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减少工业项目，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

　　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促进新首都所在地即中部的崛起，促进上海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天津、河北、山西等地正常发展的机会；

　　有助于进行“国家再造”、“政府再造”，割断千年皇都的专制主义传统，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中华要崛起，迟早要迁都、分都！

　　因此我建议，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的条款，实行迁都与分都的战略。

　　以上建议，敬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研究为盼。

             胡星斗

　　       2006-5-9

　　
附件：南阳、襄樊介绍：
附件：南阳、襄樊介绍：

　　一、南阳地处东经110°58′-113°49′，北纬32°17′-33°48′，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属典型的季风大陆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

　　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陕西省接壤，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之北而得名。南阳，北靠伏牛山，东扶桐柏山，西依秦岭，南临汉江，是个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马蹄形盆地，东北部的方城缺口为江汉通向中原的孔道，西部是江汉通向关中的咽喉，素称南阳盆地。总面积2.66万平方公里。

　　南阳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东汉时期为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故有“南都”、“帝乡”之称。南阳历史上曾孕育出“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 范蠡及“智圣”诸葛亮。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市内河流众多，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水系，长度在百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0条。全市主要河流有丹江、唐河、白河、淮河、湍河、刁河、灌河等，水资源总量70.35亿立方米,水储量、亩均水量及人均水量均居河南省第一位。

　　全市林地面积14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4.3%。

　　二、襄樊位于东经110°45′-113°43′，北纬31°14′-32°37′，湖北省西北部，汉水中游，襄樊市城区被汉水分为南北两城。襄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要》称：“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襄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襄樊市为中国历来最悠久的地区之一，襄樊系襄阳、樊城两城合称，樊城因周宣王封仲山甫（樊穆仲）于此而得名，襄阳以地处襄水（今南渠）之阳而得名。樊城始于西周，襄阳筑城于汉初。

　　襄樊市于1986年12月8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1962年11月出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8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原名华中工学院），1985年研究生毕业,1999年为教授。著有《问题中国》等。是对劳动教养制度、二元户籍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撤消乡镇政府、废除信访制度、缩小省级辖区、建立副省级直辖市、“高贵中华，文明中国”活动、平等权利运动等的倡导者（之一）。提出了建立“中国问题学”、“人文经济”、“公平市场经济”、“公民问责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中国制度” 、“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中华文明”、“新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新论点。

不错的论述，很有吸引力。

分都是个好主意，同意，已阅。

最好还是迁到我们象山好了。。。开玩笑了。。

曾在全国“两会”引起关注的“迁都”话题，最近再掀议论。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建议将首都迁往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

梅新育认为，一个大国选择首都，应当考虑国家发展和应对挑战的需求，当初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的理由现已不复存在。


他说，元明清选择北京，主要基于大一统政权奉行“塞北本位”的利益需要。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巩固江山。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有接近当时的友好邻国前苏联之意。时至今日，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已无须“天子守边”。自鸦片战争以来，东方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


梅新育指出，近年北京的发展，碰到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空气污染等难题，还受到北方荒漠化的威胁。北京地处缺水地区，一座近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水资源已“超负荷”。南水北调、搬迁首钢都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南方及周边省份带来压力。另外，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产业，对北京的生活品质带来挑战。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梅新育认为，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前景，迁都还有助于提供新的经济题材。


至于新的首都建在何处？梅新育主张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新首都市中心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新首都还应满足一个条件：本地人口不宜太多，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


“迁都”之议由来已久


国内学界议论“迁都”问题始于1986年。其后，陆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在全国“两会”提过类似建议。


目前，有关迁都的主张大致分四种方案：一是维持不变，只是对北京城市结构和职能作调整。对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拟采用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市等办法加以解决。这种观点目前占主导地位。


二是建设“副都”，地点可在北京近郊，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副都规模100万人口为宜。


三是借鉴荷兰、南非等国的制度，实行“双都”，一个为政治首都，另一个是经济首都，即北京为政治首都，上海为经济首都。另外也有人主张可


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国家东西和南北的不平衡问题。


不少专家反对“迁都”


“迁都”建议也遭到许多专家反对。目前比较集中的理由是：“迁都”是一项重大决策，应该慎之又慎，否则影响国家的政治基础，也影响社会稳定。从国家发展和军事战略看，北京背依大山，前控平原、海洋，符合定都的规律，虽然北京现在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这些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目前北京承载过重的职能，对策应是分散北京的城市功能，而不是简单“迁都”。“迁都”并非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