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东]
 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回避郭沫若。
 鲁迅死后，郭沫若成为左翼文化旗手。解放后，他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位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并一直兼任国家要职。毫无疑问，郭沫若是建国后中国知识界主流的代表。郭沫若在科学和艺术上都是勤奋的，他并没有因身居高位而松懈著述，已经有许多传记、论文、回忆文章对郭老作了充分的赞扬，我无须重复这方面的意见。
我想探讨的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的炼狱中，郭沫若到底拥有怎样一种心境? 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而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歌功颂德，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的过头话甚至成为笑柄。……
我无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我只是想找到一个通向他内心世界的窗口。
这个窗口出现了，这就是90年代初期发现的一批他写给陈明远的信。
郭沫若一生中，通信的对象可谓多矣，黄淳浩编的这两卷《郭沫若书信集》，涉及的郭氏通信对象就逾百人，但通读之后，感到只有写给陈明远的信最为特殊，堪称摘下面具，口吐真言。以下试举几例。
 1963年11月14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陈明远当时22岁，他给郭的信里说了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可以推测，议论的是“大跃进”一类国事。郭老一是认同他的看法，二是替他担心。须知，大跃进中，郭曾与周扬合编《红旗歌谣》，也算为大跃进添柴为薪。但他真实的看法，竟与彭德怀相近……
1965年9月20日的信中说：“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跟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
把学术讨论搞成知识分子萁豆相煎，几乎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通例。在多次所谓的“学术讨论”、“引蛇出洞”中，郭老唱的都是红脸。不看这一番私语，会以为他真是像胜利的将军一样洋洋自得。其实，他心里并不以为然!
1963年5月5日的信中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毕竟是史学家，明之视今，如同今之视昔。所以，他连后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
1965年12月22日的信中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这封信写于“文革”前夕，郭老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已十分悲凉。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郭沫若只对陈明远一个人口吐真言?
我想，原因应当从两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处不胜寒”，周围有公务关系的，很难成为交心者。他要是真的在周围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气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也知道自己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别人不管是出于需要，还是碍于无知，都争着夸他的衣服漂亮；只有陈明远，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相识，进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无忌”，敢于戳破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虚伪的扭曲也使他感到窒息。于是，陈明远这个忘年交，成了郭沫若呼吸新鲜空气的惟一窗口。
 自古以来，文人自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夫人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未能发一言，不几日，儿子便命归黄泉。
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而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给陈明远的那些信，不过是他内心世界的巨大冰山所露出的一个尖顶，但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