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渔文化成果 加速产业化进程

应用渔文化成果   加速产业化进程[上]

――兼论中国渔文化力的构建

    〔摘  要〕 本文探索了中国渔文化的演进历程，在分析其体现与功能导向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渔文化力的构建与加速渔业产业化问题。
    〔主题词〕 渔文化  文化力  产业化  

      以历史悠久、功能多样著称于世的中国渔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百花苑中一朵绚丽的奇葩。近年来，中国渔文化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应用渔文化研究成果，对加速渔业产业化进程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中国渔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渔文化的起源和演变，始终追随人类发展的轨迹，折射出中华民族各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礼仪宗教、艺术传统和审美情趣。纵观中国渔文化的发展史，依据其在各个时期的基本形态，大略可划分为萌勃期、衍生期、兴盛期和迁化期四个阶段：
      1、萌勃期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原始时期），是中国渔文化的萌勃期。出土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的原始人饰品――草鱼眶上骨，为我们提供了一万八千年前旧石器时代萌勃渔文化的最早实证。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阶段，作为物质文化的渔具、渔物大量出现，作为崇拜象征的鱼图进入精神社会，由信仰导致的鱼俗、构成社群文化重要方面，渔文化摆脱了形态单一、内容朦胧、结构环合的性质，分解为物质型、精神型、制度型三种人类可观察的基本文化，并趋向繁盛。
      2、衍生期  商周至秦汉（上古时期）及南北朝的二千二百余年，是中国渔文化的衍生期。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渔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契机，表现为形态上的多元化、应用面的扩大化，出现新的走向与功用：如商周见之于青铜礼器、餐具上的鱼饰和鱼形铭文，以及墓葬中的玉鱼、蚌鱼具有强烈的礼俗化倾向；春秋战国鱼占活动活跃，渔文化因素还见之于军阵、兵器、漆器、玩具等领域；秦汉则见之于瓦当、铜器、墓雕、壁画、灯具、百戏等方面。
      3、兴盛期  隋唐至宋辽（中古时期）的七百余年，是中国渔文化的兴盛期。渔文化在物质、制度、精神等领域全面恢弘，进入新的高峰期。在朝礼国律、婚丧习俗、建筑构件、金银饰件等方面，鱼纹大量复出。部分上古时期的文物制度得以恢复，双鱼瓶、人首鱼身墓俑等流行，体现了传统渔文化的复兴。由于外来文化因素不断注入，鱼龙合体的摩羯纹器具、灯具与铜镜、银盘等新出，保留了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实证。中国渔文化在此阶段，发挥了文化传承中的承前启后作用。
      4、迁化期  元明清（近古时期）至近现代的近八百年，是中国渔文化的迁化期。期间既有国势强盛、大规模的对外交流，亦有国势衰弱、外国列强之入侵，并经历了两度游牧民族的统治；渔文化既挟带着传统因素得以新的应用，亦在变迁中获取发展新机遇而继续创造。新中国成立、尤其是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国渔文化溶入现代科学技术、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内涵迅速膨胀、功能更为显著、交流日益频繁。2004年9月首届中国渔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则揭开了渔文化研究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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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渔文化成果   加速产业化进程[中]

      二  中国渔文化的体现及其功能导向

      中国渔文化是我国最习见的行为模式，体现在物质文化、社群文化和精神文化等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
     （一）中国渔文化的体现
      1、物质文化  居住于松花江边的赫哲族人，喜穿鱼衣鱼套、鱼皮绑带和鱼皮鞋；鱼骨饰、鱼睛饰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直至北宋年间京师妇女还面饰鱼鳃骨、以“鱼媚子”风流一时。鱼类是人类继天然食物后的第二种“食物资源”，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自南北朝后，较多鱼类图像出现在建筑构件和居家装饰中。我国汉代画像石出现“鱼车”；一些舟船，将头制作为鲤或鲸首、将身制作成鱼形。渔文化在人类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四大要素”中均得以充分体现。
      2、社群文化  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鱼类就卷入仪礼制度，在祭祀、婚丧、交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始氏族社会形成的“鱼祭”，在我国民俗活动中长传未衰。以鱼为“纳采”的聘礼、取用双鱼纹铜镜作婚礼、洞房窗花的双鱼剪贴，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盆瓮棺葬、大溪文化中的含生鱼葬俗、周商的玉鱼从葬等，在婚丧方面遗存了不可胜数的文物。“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鱼类作为祝贺的礼物和传书的信使，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
      3、精神文化  鱼类联系巫术事象、信仰习俗、口承文艺、游乐活动等，表现出极大张力与潜能：如“牧人乃梦，众维鱼矣”（《诗•小雅•无羊》）、横公鱼“可治邪病” （《异鱼图赞笺》）、飞鱼“临月带之，令人易产”（《古今天图画集成》），成为巫药与祥物的鱼、在文献载录和民间传习中不胜枚举。渔业活动和岁时活动中的鱼俗、鱼信，向鱼求雨、乞子和渔民禁忌屡见不鲜。鱼类化生、报恩、惩戒、预知等神话传说故事，经历代口头传承和文字载录长留至今；鱼趣活动、鱼形灯具和玩具，则广泛见之于游戏、舞乐中。
      中国渔文化之所以时历千古、地传九州而不衰，持久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永不消歇的功能。渔文化的功能大多隐匿在繁复的民俗事项、奇诞的构图形式、神秘的比拟象征与多景的生活层面。
      （二）中国渔文化的功能导向
      根据对历时各地文献的、口头的、实物的、行为的资料处理，依照其生成方式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中国渔文化有三个功能导向：即始生导向、外衍导向和内化导向。
      1、始生导向  始生导向发生于史前的氏族社会，伴随人和物质“两种生产”而显示出来。它以人类的生存、繁衍为直接目的，以文化创造的手段肯定人类的自我价值，旨在加强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
      例如崇拜图腾：我国多处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具有明显的图腾性质。图腾物的人神交混性质，使鱼类摆脱了单纯自然之物属性，人鱼之间有了合体、同源、混血、互感的内聚性质，从而派生出祖先、恩主、护神、灵物的认识，产生繁殖、丰收、驱邪、护身等信仰观念。
      又如信仰生殖：滥觞于新石器时期的“双鱼图”，以双鱼纹为图饰的战国陶豆、汉代铜洗、晋代铜镜、唐代鱼瓶、宋代瓷器等作为合欢与生殖象征，成了表示夫妇婚姻、求子乞嗣的意象之源；西周鱼鹰玉雕、战国鱼鸟纹铜盘、秦代鱼鸟瓦当等“鱼鸟图”，则反映了鱼为“阴物”、鸟为“阳物”的生殖观。
      再如祈望丰稔：仰韶文化和马家窖文化的网鱼纹、网点纹、波点纹等，以写实或写意的鱼游入网作为丰收的瑞征；鱼画中鲫磬同图表示“吉庆有余”、鱼穿莲花表示“连年有余”。四川涪陵白鹤梁“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录了中古以来鱼兆丰稔的信仰。
      2、外衍导向  外衍导向为渔文化的次生性功能趋向，是始生导向的延续与泛化。外衍导向游离于对“两种生产”的直接追求，表现对外在之物、外化精神现象的认知、思考和利用。
      例如辟邪消灾：鱼佩历来是最为习见的风俗饰物，人们将其作为求吉避凶、祈福免祸、近神远鬼的保护神。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出现穿孔的绿松石鱼形圆雕；从秦朝鱼纹“连行”瓦当、汉墓中的鱼纹“连行图”，到明清建筑上的鱼形雀替、鱼形月梁，其意均在驱邪退祟。
      又如沟通天地：基于“天河地川相连”的幻想，栖居于浮天载地水域中的鱼类、便被赋予构通天地的神使职能：商周玉鱼蚌鱼、春秋战国铜鱼及后代的陶鱼作为殉葬品，“鱼跃拂池”（《古服经纬》）成为丧服之制，骑鲤升天之类故事表现其“乘骑”之性质，鱼腹藏书、托鲤传书等其又成为人际交往的信使。
      再如通灵善变：基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鱼类自身表现出极大的灵性与活力。在《山海经》、《异鱼图赞笺》、《三才图会》等文献中，记有大量“鱼鸟化合”、“鱼兽化合”、“鱼人合体”及“多联体”、“异类综合”异鱼；在文人笔记、民间故事、传说戏剧中，关于鱼类善变化的志怪轶闻更是不胜枚举。
      3、内化导向  内化导向亦是渔文化的次生性功能趋向，主要表现在人的实用性信仰观念、尤其是日常活动，关注的对象是人类自身的身体、命运、交际和游乐。
      例如占验作用：占卜属于巫术范畴，是以信仰手段对自然与人生作出的认知和取舍。鱼占是借助鱼象卜知未来、探测吉凶：如见文鳐鱼“则天下大穰”（《山海经》）；“黄鱼同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括异志》）；“凡鳗出游，越中必有水旱疫病之灾”（〔宋〕沈括：《梦溪笔谈》）。
      又如祭祀祝贺：“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饮食之本也”（《荀子•礼记》）。在先秦时期，鱼祭成为敬神事鬼的朝礼；“猪头烂熟双鱼肥”（〔宋〕范成大：《祭灶词》）、“白羊赤鲤纵横陈”（〔明〕高启：《里巫行》），鱼作为献神的祭品；在交往中，“尺幅鲛绡劳解赠”（〔清〕曹雪芹：《红楼梦》）；鱼还是婚聚时的礼品。
      再如游乐赏玩：战国时期有外鼓中空的陶鱼玩具，内有石丸、摇之发音。鱼灯由来已久，“复讶鱼灯有旧名”（〔南朝〕梁元帝：《对烛赋》），汉、隋的“鱼龙曼衍”之戏十分壮观。“（小鱼）斑纹赤黑相间，里中儿豢之角胜负为博戏”（〔宋张世南：《游宦纪闻》〕，除了斗鱼外，还有养鱼、观鱼、钓鱼等活动。
      总之，除了供人类食用、维系生命的基本需求外，中国渔文化作为启动文化创造的内力，充分展现在社会组织、生产活动、生活风俗、人伦观念、哲学观念、艺术创作等诸多方面，发挥其组织、教化、认知、整合、满足等一系列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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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渔文化成果   加速产业化进程[下]

      三、构建中国渔文化力  加速渔业产业化进程

      当今世界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文化力和经济力相互交融已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经济就是“文化经济”。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力泛指文化所具有的一种作用力，是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和永葆先进地位、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人们在未来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决定力。在推进渔业产业化的进程中，应该科学认识渔文化力的内涵和外延，寻求文化力和经济力的充分融合，探讨文化力转化为经济力的有效途径，使渔文化力融入渔业经济、服务渔业经济、促进渔业经济。
      （一）中国渔文化力的解读
      任何文化都是通过人的活动而表现出来，一种文化形态不是诸种观念与价值的随机拼凑、任意组合，而是相互适应、和谐统一的整合体。每个国家与民族都有在衍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标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及社会制度、国家法律都是这个他们文化的反映。
      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行业与系统有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差异，不仅决定各种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也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的差别。中国渔文化是我国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其它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集中体现，是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先进的文化思维理念，包括继承和发展、统一和大局、改革和开放、效率和效益、竞争和人才、信息和宣传、文化移植和创新等理念。就中国渔文化而言，物质文化是渔文化现象的外在表现；制度文化是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章、准则，为民众之间、民众与外部成员进行活动提供的制度保障；精神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心理倾向，是无形却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这是中国渔文化的支柱。
      文化的力量简称为文化力（PowerofCulture），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文化力问题是一个横越文化界、经济界的跨学科问题，包括精神文化力、历史文化力、科教文化力、制度文化力、信息文化力、人才文化力、文艺文化力、社科文化力等。文化的动力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强人的预见能力、科学能力、指导能力、价值能力和发展能力上，精神文化力居于最高层次、起着统帅作用；文化力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主要体现在制度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创新所带来的影响。
      正如中国渔文化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的分支，渔文化力是国家文化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讨论文化力与经济力交融、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涉及文化艺术产品和精神产品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即文艺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影响力。
      （二）中国渔文化力的构建
      渔文化力的形成是一个多元融合、不断积淀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炼、不断升华、实现新的跨越的过程。构建渔文化力，必须从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和提高渔文化服务能力入手，在融合中培育渔文化力，在规范中沉淀渔文化力，在跨越中提升渔文化力。
      1、在融合中培育渔文化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彩，是祖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息繁衍、持续发展，虽经千劫百难而励韧不衰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量。
      生态文化是关注人们衣、食、住、行的一种文化，“在生态文化上，每个人都成了文化承担者和文化的执行者”（余秋雨：《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文化》）。严格地说，中国的生态文化是在改革开放后被重新开始、作为一种文化来对待，在社会生态文化的活力与书面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的萎靡中不断增长。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在衣、食、住、行上开始有所动作了，却并没有多少人去论述生态文化，其理论滞后。书面文化只有加入新的生态文化，才会重新找到它的活力。
      相对于书面文化而言，近百年来我国民间文化不仅一直不被重视，而且破坏得十分厉害。民间文化中固然有封建、落后、愚昧的东西，但是人们在反封建的过程中、往往一股脑儿将它抛弃。其实，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民间文化所起到的作用更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文明的成果具有共享性，应以观念的通融彰显个性，在融合中培育渔文化力。   
      2、在规范中沉淀渔文化力  改革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也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创新。制度文化的创新和变革，前所未有地改变着整个国家的面貌。改革开放后，我国渔业冲破旧的管理体制束缚、打破产量长期徘徊局面，迅速建成融养、捕、加、工、商、贸、科、教、研一体的产业体系，发展为举世瞩目的渔业生产、贸易大国；渔产品从长期短缺到供应丰富，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制度文化变革的强大力量。
      然而，渔业组织化程度尚低、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科技进步贡献率不高、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脆弱，尤其是伴随产量高、增长快而引发水域污染严重、生态环境破坏，捕捞强度过大、渔业资源衰退，水产病害频发、经济损失增大等问题，使渔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严峻困难。
      要规范行业行为，发展不仅应尊重经济规律、还应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在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的指导下，充分应用渔文化成果，将渔文化力的内核注入渔业经济结构之中，将传统渔文化精髓融入渔业产品开发之中。通过进一步树立行业意识、形成行业行为，使渔文化与经济融合所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催生品牌亲和力、孕育企业凝聚力、提升品牌形象力、增强产品设计力、打造核心竞争力，使渔业发展泽被当代、荫及子孙，使政绩辉煌实在、造福百姓，使群众获得实惠、全面发展。
      3、在跨越中提升渔文化力　渔文化力的形成是一个多元融合、不断积淀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炼、升华、实现新的跨越的过程的。
      在现代企业中，文化力不仅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而且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力。进入21世纪后，国际上出现现代产业文化圈与传统民俗文化圈从激烈冲撞向兼容、协调、和谐转化发展的新趋势。国内一些现代产业强势集团致力于文化工程建设，资効或聘任专家、学者对重大文化课题进行研究，以优秀的成果为其创造惊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赢得持久的美誉。然而，这种趋势尚未引起现代产业集团的普遍关注。
      我国耕海牧渔六千余年的浙江省象山县，扬起渔文化产业风帆。国内首家渔文化研究会的创建，为培育、沉淀、提升渔文化力提供有力保障：散布各地的渔文化旅游景点、海防遗址、民俗风情被串连起来，形成生机无限的滨海渔文化通道；散落在渔区海岛、渔民生活中渔歌、渔舞、渔号、渔俗等渔文化元素，通过发掘、梳理、整合、演绎、提炼，产生了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文化特质；八届中国开渔节的成功举办，带来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独特的渔文化和精神品质形成的强大动力，打造出新一轮区域发展的强劲“引擎”，偏僻落后的边陲小县跻身全国百强县、位列68位的，令世人刮目相看、惊叹不已！

      内涵丰富、功用广泛，渗透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中国渔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历时久、应用广、功能多、民间性强的文化长链。渔文化要在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中，实现自身的繁荣与发展。各地也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渔文化力，力促渔业文化经济化、渔业经济文化化，为加速推进渔业产业化进程作出应有的贡献！[吴成根]

     [本文刊于<浙江渔业>和<渔文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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