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鹏
2006年，为纪念象山立县1300周年，应《象山政协》稿约，承担象籍的古代县令部分，发现乾隆进士姜炳璋在四川的石泉和江油做过县令，口碑很好，该是首选人物。但是一开始就出现一个问题：民国志点校本的注释说石泉县在陕西。实际上点校本搞错了，姜的四川石泉县现在的全称叫“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虽是边鄙，其建县历史比象山还要早140年，当时就叫北川县，李唐后改石泉县，进入民国的1914年，因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复名北川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羌、藏等少数民族的要求，陆续识别、恢复其族别。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
人口16万，辖3个镇、2个乡、11个民族乡，曲山镇为县治，而姜时的县治是现在的禹里羌族乡。2008年的“5·12”大地震，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建的县治已经被彻底摧毁，而禹里羌族乡因为唐家山堰塞湖，很多低平之地正泡在水中。
姜炳璋是在1764年到石泉县为令的。姜生于1707年，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位二甲第十名（即总名次第13名），是科，纪晓岚为二甲第四，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作者）为一甲第二（榜眼），一代朴学宗师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作者）为二甲第四十，同为一时俊彦。进士身价七品官，姜却要在10年后才获此任，真的有些迟，其一路风尘还留在民国象山县志保存的一些短札中。
姜从本质上说是一介书生，一个学者，从政不为其所好，也不为其所长，但是这位品质纯粹的经学大师，却在石泉留下从政业绩，播下永远的文化种子。从现存的北川几部县志以及一些中国边疆史研究来看，对姜在北川的举动评价颇高，特别是文化传播和开发边疆民智贡献上，很有些近似于白居易对于杭州，苏东坡对于海南，杨慎对于云南的意思。简单地说，他在石泉为官不到三年，却政绩卓著，劝农桑，兴水利，创书院，考禹里，建禹庙，修县志，无不具有现实意义和重大历史意义。“风清月夜农家宿，吠犬不惊案无牍。忽闻隔陇有书声，知是延师夜课读。跫然心喜唤出来，亲为授句再三告”，在姜创建书院前，这里很少有人读书，他来之后风气有变，现在居然能听到夜读之声了，确实让他产生源于心底的由衷兴奋，因此高高兴兴做了一回教师。他还把象山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带到石泉，主张多用农家肥，“惜粪如金”；因地制宜“广植桑柘”，劝民多栽桑、柘、椒、桐，“椒宜高山，桐宜下地。富甘（富谷乡、甘泉乡）宜椒，让乡宜桐”等经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在石泉，他花很多时间写了《禹穴考》，考证大禹这位中华民族阶级社会的“产父”，原来是羌民的儿子，出生在本县的石纽村之刳儿坪。因此重修禹庙，为“神禹故里坊”撰写对联：“石纽之村笃生圣人皇皇史册古迹常新，刳儿之坪产石如血青莲好古大书禹穴。”现在我们通常说全国有四“禹穴”：降生北川，憩息石泉（陕西），藏书衡山（湖南），寝灵绍兴（浙江），故里当在北川，而能使北川最后成为大禹故里的，姜之功不可没。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姜在北川所做事情最成功的是莫过于1768年，他仅花3个月时间（的确太匆忙）编就的石泉历史上第一部县志———《石泉县志》。姜说“事之似缓实亟者，莫如志书”，故莅县之初，即有修志之意，因不久去江油任知县而搁置；1767年回任，于1768年春完成《石泉县志》，共4卷，列地理志、经制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５章２９目，约６万余字。记载唐初至清１１００多年间，县境番民与历代朝廷之间的重大矛盾冲突，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县境军事史，也是一部少数民族的风俗史。其中有一张番寨图明确标出到清乾隆年间，县境还保留着的６０个番寨及其地理位置，而现在县境仍能找到与之对应的番寨遗址、遗迹，因此非常珍贵。后来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姜氏《石泉县志》，北川就不可能被认定为“大禹故里”，就不可能批准建立羌族自治县。姜为石泉留下一部县志，同时也无意中留下自己。估计这场地震把有关大禹的实物遗迹毁得所剩无几，但是要彻底毁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于北京图书馆被发现而重版的这部县志就不容易了。
去年，我曾经打电话到北川县志办，主任不在家；今年我们把《象山方志》两期寄去，也没有回信；“5·12”前一个月，我们还打算安排一个时间去一趟北川，但，迟了。“搞史的人”到底不是“写诗的人”，总是历史的迟到者。 |
北川与象山应该结成友好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