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刘仲藜先生之后，宁波又出了一位共和国的“大管家”———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谢旭人为财政部部长。
他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在即将从柴桥中学毕业、正准备高考的时候，骤然而至的“文革”改变了他的命运。1967年6月，他进入宁波镇海机械厂，一干就是14年。十年浩劫中，别人在忙着“大革文化命”，他却不废文化学习，悄悄地埋头钻研，业务上精益求精。于是，他由普通工人、技术员，升到设备科长、副厂长。当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号角吹响时，他水到渠成、脱颖而出。
1981年，谢旭人终圆大学梦，就读于浙江大学工业经济专业。三年寒窗，学成归来，他出任余姚县副县长，一年后升任鄞县县长；再一年，便前往杭州，到浙江省经济委员会工作。那是1986年初，他虚岁四十。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意思是说：人到了40岁，做人处世都有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判断标准和处世原理，不会时常地疑惑犹豫。
四明大地，钟灵毓秀。也许，这是故乡给予谢旭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他认真、踏实、自信、自律地奔向远大前程。
从履历上看，谢旭人的仕途果然是一帆风顺。此后20年，他相继担任浙江省经委的投资办主任、综合计划办主任、副主任兼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中央财政部的预算司副司长、综合与改革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党委书记；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国家经贸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在这20年间，谢旭人平均不到两年就换一个工作，职位一个比一个高，权势一个比一个重。但是，他在家乡形成的行为准则、判断标准和处世原理，使他处变“不惑”，始终如一。2003年他赴国家税务总局上任时，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也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陪同前往，宣布任命及中组部对他的评价———有大局意识，经历丰富，头脑清楚，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较强。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务实，考虑问题细致、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于大胆管理，严格要求自己。
谢旭人的行为准则的核心是务实
他到国税总局上任伊始，即要求全国税务系统改进工作方式，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绝对不准胡乱敛财，而是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技术，达到税收收入增长的目标。
他率先垂范，给司长们开会安排工作、讲解政策的时候，每次都需要一块黑板，边写边讲，甚至画图解说。有位官员说：“谢局长讲过后，我们的工作思路就比较清晰了。”另一位官员说他“甚至对税务系统后勤工作，都提出了开展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甚至每一个措施具体到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规定，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他身体力行，时常到基层考察调研。每到一地，他必去办税大厅服务窗口考察工作人员的业务。他对税收征管业务流程及其细节的研究，似乎比具体操作人员更细、更透；其熟悉与深入的程度，常令地方税官们大吃一惊。事实上，他平时非常爱读书，每天都要翻阅大量业务方面的书籍；非常肯钻研，不时跟一些学者讨论问题，有点像学者型官员。
一次，谢旭人要去某地视察税务工作，地方税务局领导闻风而动，精心准备了一套迎接检查方案，包括在局门口摆放什么鲜花，带谢局长走访哪几个分局，汇报哪些内容，在哪里用餐等等。不料，这一切布置尚未就绪，谢旭人已经轻车简从、到了某分局的征收服务大厅，以一个普通纳税人的身份提问了解。而窗口办事员，万没想到来人竟是“第一税官”，对于提问很不耐烦，展示了日常工作的真实一面。谢旭人并没有怪罪此人，但如此“了解实情”的务实作风，让别人痛切地感到了作假的困难。该局局长汇报时，对局里的工作不敢有半点隐瞒。天长日久，基层税官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谢旭人严谨务实而又平易近人。
他行事低调，务求实效。税务总局局长，通常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却很少抛头露面，惟一每年都参加的活动，是中国财税论坛；然而，绝非应景作秀。一位税务专家谈到：“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论坛的部长、副部长甚至司长，基本上都是发言结束或走下主席台就退席了，但谢旭人会坚持听会，认真作笔记，直到会议结束。
谢旭人的判断标准是业绩
也许因为他喜欢爬山，长期坚持每周半天时间爬香山。所以当新华社记者采访这位“第一税官”履新之时，他就用“爬山”来形容任重道远———爬得越高越难爬，现在再让税收增长一个百分点，难度要比四年前大很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爬得越高风景越好。如果现在再增长一个百分点，它代表的成绩也要比以前大得多，内涵更丰富。
中国的税收总收入占中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超过95%，简直是命脉所系。而事实上，谢旭人执掌国税总局4年半，税收增长率哪里是一个百分点而已？他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纪录，增幅每年超过20％！
他的运气其实并不好。2003年一到位，就遭遇可怕的“非典”疫情，中国的经济和税收都面临严峻考验，谢旭人“爬山”的难度与艰辛不言而喻。2004年元旦那天，整整一个上午，他坐在办公室面对电脑，察看各地上报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2003年年中国税收收入突破2万亿元大关，增幅超过20%。他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去接待来访的记者。
在他此后的任期中，税收奇迹般地快速增长，势若破竹，锐不可挡。下列的一串数据，真让人拍案惊奇：
2004年，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为2.6万亿元。
2005年，中国的财政总收入上升到3.1万亿元。
2006年，总收入为39343亿元，接近4万亿元。
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累计完成37161亿元，已接近2006年全年收入总额；增收额超过8700亿元，已接近1998年的全年收入额；增幅是1994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这天文数字的财富，使谢旭人成了建国以来征税措施最见成效、对中央财政贡献最大的国税总局局长。这是实实在在的业绩，无可争议，无可挑剔。
业界公认：税收收入的增长，尽管确有客观经济形势的因素，但谢旭人推动的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对提高征管效率的作用非同小可。他曾被称为“精细化局长”。还有人戏称，这是因为他来自素以精打细算、善于理财著称的宁波。
此外，在中国税务史上，谢旭人还用浓墨重彩写下了一个税制改革举措———废止《农业税条例》，推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进入历史。自古以来，中国以农为本，吃的是农民所交的“皇粮”（解放后交公粮）。中国进入无农业税时代，意味着再也不以农业与农民作为基础税基来养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了。虽然他并非当时政策出台的主导，然而他是有力的推动者，策划促成之功不可抹煞。
谢旭人的处世原理是清廉自守
他到全国各地视察调研工作的时候，当地官员都很希望宴请位高权重的谢局长，但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总是一一拒绝。后来同事们也了解了他的行事风格，常常替局长回绝一些宴请。谢旭人一般都是在当地税务部门的食堂排队吃自助餐。而且，他用餐神速。一次，谢旭人到老家宁波一个税务局检查工作，吃饭时坚决要求：就在职工食堂吃。当地局领导只好表示同意，不料，预先精心制作好的饭菜还没送到，谢旭人已经吃完便饭，准备离开食堂了。
更有意思的是，谢旭人不仅轻车简从，而且深居简出。外出工作，吃过晚饭后，通常总是直接返回住处，不管是谁，也不管怎样劝说，他都婉言谢绝任何娱乐活动，也不接受任何样式的礼物。近年来，官员中文凭大热，一些“热心”人要送，博士、硕士头衔给他，但他敝帚自珍，一一谢绝，安于大专学历。
2003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审计报告指出：1996年至1999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涉嫌巨额资金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震惊了整个金融界。而谢旭人是在1998年从财政部调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的，又是在2003年就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明眼人只要看看这个时间表，就足以见出谢旭人的处世原理，廉洁到一尘不染。
4年后的今天，谢旭人回到了阔别10个年头的财政部。
在一般人眼里，税务总局是向人“收钱”的，财政部是给人“分钱”和“买单”的，两者相比，当然是后者轻松。何况，由于税收成效卓著，财政部掌管的大钱袋越来越鼓涨，大把大把地花钱还不容易吗？但事实上，谢旭人到财政部所面临的问题，将更为宏观复杂。其最根本的挑战，是如何将起始于1998年的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倡议，从理论落实到行动，并形成组织框架。
谢旭人的严谨、细致、务实的微观把握能力和管理经验，已为业界所公认和钦佩。但财政部的职能是宏观决策，担任这个机构的最高指挥官，更需要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这位“精细化局长”能否迅速地调整工作作风和心态，在新岗位上准确定位，将是一个万众瞩目的考验。经济界已经有人在议论：“我们的体制存在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解决起来涉及既得利益的干扰，困难是非常大的”。“不管怎样，希望他成功，奉献给国人类似于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成就”。虽然用的是期待口吻，字里行间却隐约可见丝丝忧虑。
今年，谢旭人恰好年届六十。孔子的“四十而不惑”，只是对形而下的人生学问而言。他又有“六十而耳顺”的评语，意思是说60岁人，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不动心，不生气。但这不是心如止水，死气沉沉，而是已能明辨是非，镇定自如，宠辱不惊，可以举重若轻了。
从宁波走出去的谢旭人，必将再接再厉，像治理税收一样管好“天下粮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