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了zhanfying发表的文章，很感慨，作为我们这一辈子的人员，远远没有翁炮他们幸福。我就是象山出来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员，也就是现在的大学普通班毕业的本科。
众所周知，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即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也是“文化大革命”否定和摧毁的目标。接着，文革的大学教育又再次被否定，并成为八十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这三个不同时期似乎是断裂的，每一阶段都意味着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和改造。然而，纵观新中国教育发展史，否定十分容易，但改造却比较困难，因为传授知识的教师、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间奔跑的学生、以及一颗充满青春活力与崇高理想的赤子之心（这些都是对所有制度与政策的超然），是任何人都难以改变的。
长期以来，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大学生总是稀少的“骄子”。他们有着傲人的资本，当然也不怕向人炫耀。然而，如果回头看各个时代的大学生，人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现象：毛（主席）的大学生----两袖清风、华（主席）的大学生----无影无踪、邓（大人）的大学生----百万富翁；还有，为什么几乎看不见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回忆？为什么在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工农兵大学生，华的大学生，）排在李克强（高考入学，邓的大学生）之前？不过，本文不打算对这些问题作专题查考，仅粗略的谈一下与工农兵大学生的称谓有关的议题，也算是对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的庆祝。 凡事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客观地说，文革教育对锻炼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了解认识社会，也许能起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学生不学习专业知识，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和“闯将”，已被历史证明是一场可悲的闹剧（但最近有人在网上发帖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能力差，其佼佼者无法与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佼佼者相比）。不错，在近百万工农兵学员中，是脱颖而出了几颗政治巨星，如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王岐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等。然而，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员没有习、王、张那麽幸运。
文革后工农兵大学生步入工作岗位。令人头痛的问题就是工农兵学员的学历问题。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都不承认你的大学学历。大本不能写，大专也不算（最后还是被视为大专），只能填写“工农兵大学生”的字样。就算你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考核、职称评定、只要你未考研，你就会被另眼看待为文革怪胎。到了九十年代，在工农兵大学生要由工程师晋升高级工程师时，有关文件上还写着“大本毕业生有工程师职称者三年后可评定高级职称，大专毕业生或文革入学的大学生有工程师职称者五年后可评定高级职称。。
随着戴着工农兵大学生帽子的几颗政坛新星的冉升，怪胎的帽子终于摘除有日。根据十七大授权发布的新闻稿：“习近平，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学普通班毕业；王岐山，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大学普通班学历；张德江，延边大学朝语系，大学学历”。尽管这三人的摘帽称谓并不统一，有点“八仙过海”的味道，但毕竟给百万工农兵大学生盖了棺、定了论，即文革期间上的大学不是大专而是大学，并且把文革的怪胎文字----工农兵学员的帽子彻底摘掉。尽管这个“大学学历”来的太迟，尽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已变为夕阳红的“晚霞”，但在文革史和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文革的产物----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一页还是要被提起的。也许，大学普通班学历、或大学学历的称谓还会随着习近平、王岐山等人的仕途升迁变得更加“量体裁衣”（如同薄熙来的多版本学历一样），但百万工农兵大学生再不用为大专还是大学而尴尬了，也许有一天，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可能再次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写入共和国的历史。 |
